每個時代都有一批這樣的藝術家，他們創造了有技術難度、有鮮明個性的藝術，但其藝術審美公共性的“視域”太窄、適用性太低，不具備或較少具備普遍的藝術范式意義，因而沒有獲得廣泛社會認可，只能停留在歷史邊緣

真正的藝術創新既需要大膽探索，有技術難度，又需要具備社會公共性，為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藝術家是具有高難度的“新技術”開創者，自成體系，同時擁有鮮明個性，創造出來的作品“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

身處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都潛滋暗長著“本領恐慌”。創新于是成為一個無處不在的高頻詞，視創造為生命的文藝界更是如此。那么，到底什么才叫“創新”？

習近平同志在第十次文代會、第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重要講話中指出：“創新是文藝的生命。要把創新精神貫穿文藝創作全過程，大膽探索，銳意進取，在提高原創力上下功夫”“創新貴在獨辟蹊徑、不拘一格，但一味標新立異、追求怪誕，不可能成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為什么習近平同志一方面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大膽探索，銳意進取”，努力“提高原創力”；另一方面又告誡大家不能“一味標新立異、追求怪誕”？這里面有很深刻的思想內涵，對于我們廣大文藝工作者正確理解藝術規律、把握好“藝術創新”分寸，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三要素缺一不可

十多年前，我曾就“藝術”的概念作過一些研究。在我看過的典籍里，有一個表述概括得最為簡潔、準確，令人眼前一亮：藝術，是指在創造既可分享又具有美學意味事物的過程中，對技巧與創造性想象有意識的運用，以及由此產生的具體作品。這里指出“藝術”必須具備三個要素：1.技術；2.獨創性（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3.公共性（可與他人共享）。這一概念對大多數藝術門類都適用，包括文學、影視、繪畫，以及中國獨特的書法藝術等。

藝術首先必須具備技術高度。有技術不一定是高水平藝術，但沒有高超的技術，肯定不是一流的藝術。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被尊為文藝復興“三杰”，王羲之被尊為千古“書圣”，為藝術同行頂禮膜拜，其共性首先在于他們都具有高超技術，為常人所不及。缺乏技術高度的作品或可以炒作或可以耀世，但只能曇花一現，放到歷史天平上，終究是壓不住的。藝術，必須有高超技術作支撐。

那么有了高超技術，是否就一定是一流藝術了呢？我畫得跟大師一樣（事實上多半恐怕是“自以為”而已），成為某某“再世”了。當然這已經很了不起，至少說明才華足夠，功夫下得可以。但就藝術史而言，僅僅成為“某某第二”還是不夠的。藝術史很勢利，它只承認第一個。換句話說，藝術史非常強調“獨創”，也就是“原創力”——你會的那個東西必須是你自己的，是你的智慧創造；如果你是抄襲或模仿別人，那充其量是“二傳手”，技術搬運工而已，距離一流藝術家還很遠。藝術在高級層面必須是原創。所謂“學人半年，自創半生”，難就難在這里。它不但要有天分、勤奮，還要有各種機緣際會，才可能突然悟道，“獨照靈襟”“創開規矩”。這里既要有對既往經驗的繼承，還要有對現存規則的突破。沒有對既定規則的突破，就沒有歷史性開創與超越；沒有歷史性開創與超越，就沒有一流。

那么，是不是我一味挖空心思，向壁虛造，“履險蹈怪”，把創作搞得離奇怪誕，就具有一流品質了呢？

不行，這里還有第三個約定，那就是藝術必須具備社會“公共性”。正如上文引用的概念所解釋的，你必須能夠與他人分享，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話，擁有巨大聯想空間。藝術家的創造必須讓大家看明白，能溝通！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最根本在于它以獨特方式表達人類共同的精神關注；藝術和藝術作品的社會屬性，決定它必須介入社會，進入人與人的交流，才可能實現其本質價值。一幅畫，畫家完成了創作，如果被閑置在畫室，沒有進入人們的欣賞視野，那它只是承載了畫家“單方傾訴”的一堆介質材料：畫框、畫布、顏料。在封閉的物理空間里，它只有媒介材質的物理意義。只有在進入社會、為社會所接受，作品的藝術屬性才得以實現。這里，“公共性”是它完成整個創作過程的基礎。沒有“公共性”，技術難度、獨特性、思想價值都無從獲得認可，甚至連畫作作為“藝術”“藝術品”的基本身份也無法實現。

真正創新既獨辟蹊徑又具備藝術范式意義

人類視聽藝術擁有無限發展空間。過去幾千年，無數藝術大師辛勤耕耘，銳意開掘，那已發現的也只是固有藝術規律“原始莽原”的區區一隅，對于尚未可知的藝術世界來說，更是“渺滄海之一粟”。藝術規律是一條潛行地底的暗河，歷史上已有不計其數的藝術家，從不同方位、角度不斷開掘。

每個時代都有一大批藝術追求者，他們有熱情，但或缺乏足夠的探測發現規律的敏感性，或缺乏持久的恒心、毅力，或因其他條件匱乏，雖上下求索，最終還是半途而廢，藝術探索失敗，他們自身也成為藝術殉道者。每個時代也都有一大批藝術追求者既有一定領悟藝術的敏感性，又有足夠恒心、毅力、物質支持，他們上下求索，很幸運，潛行地底的暗泉從厚土下滲涌上來，他們收獲了藝術真理。但遺憾的是，任何探索都存在不能預知的偶然性：方位一偏，就只能觸及暗河邊緣，真理外圍。“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沒有大澤巨滂，邊緣的真理發現只能鍛造邊緣的藝術、邊緣的藝術家。每個時代都有一批這樣的藝術家，他們創造了有技術難度、有鮮明個性的藝術，但其藝術的審美公共性“視域”太窄、適用性太低，不具備或較少具備普遍的藝術范式意義，因而沒有獲得廣泛社會認可，只能停留在歷史邊緣。

藝術史上也有一些幸運者，他們為數不多，但獨得天賜，憑借天分、學養、勤奮以及其他機緣，終于在藝術上鑿開一片自家天地。他們的創造既有技術難度又具社會公共性，既個性鮮明又為眾人普遍接受，甚至被奉為典范。這樣的藝術家就是藝術史上的大師。他們是具有高難度的“新技術”（藝術表現語言和手法）的開創者；他們開創的“新技術”自成體系；他們擁有鮮明個性，和歷史拉開適度距離，又和歷史相銜接，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是大家共同期盼去發現、去創造而未能遂愿的藝術作品。近代文藝理論家給這類作品一個有趣的稱呼：熟悉的陌生人。它是我們“熟悉”的，契合歷史、符合規律，在人類藝術審美既定軌道上；它同時又是“陌生”的，是一個全新創造，它和歷史及當代都合理地拉開距離；同時，它是“人”的，沒有背離人類藝術基于理性積淀發展起來的基本準則。

沿用前面關于“暗河”的比喻，這些藝術史上被奉為大師的探索者就是有足夠天分、學養，幸運地開掘出在地底運行的藝術規律的暗河主流。也因為他們方位準確，厚土一旦鑿通，藝術真理之泉就會噴射而出，漫天水花在陽光照耀下幻化出五彩虹霓；這樣的藝術家才可能在歷史合理性基礎上馳騁個性、想象和創造，“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無論怎樣做都“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樣的藝術家就成為新標準、新法度代言人：新標準由此確立，藝術大家由此產生。書法史上的大師，王羲之、顏真卿、蘇軾、黃庭堅等，都以其獨特個性形式與風貌，完成原本“隱性存在”的漢字書法普遍規律（這是書法審美的共同性基礎）的“現實化”過程，使書法藝術規律的某些部分從“無”（混沌的本原世界）走向“有”（世俗存在的生活世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后人萬世崇仰的一代宗師，正是因為他們創造的系統化個性藝術語言既具藝術獨創性、技術難度，同時切合中國人對漢字形式審美創造的共同理想，經得起千年的歷史檢驗。

概括地說，對藝術創新，我們既要“大膽探索，銳意進取”，努力“獨辟蹊徑，不拘一格”，但又要時時警醒，不能“一味標新立異、追求怪誕”，因為“社會公共性”是所有一流藝術和一流藝術家安身立命的基礎。沒有這一基座，最后的結果可能不是自己的創作或成為“上品”或流于“下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進入“品”的層級，如是，那就徒然創作者一生的藝術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