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彭荊風在沈從文先生（左）家

沈從文先生寫給彭荊風的信

我一向喜歡沈從文先生的作品。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北京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從友人處得知沈先生的近況以及他的住址，很是高興，當天上午就趕去拜訪。

那天沈先生正為他的書稿《中國服飾史》的修訂和兩位年輕助手忙著，聽說我來自昆明，立即放下手頭的工作，熱情地與我交談。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面，因為有了 “昆明”和“文學”的共同話題，也就談得很多很親切。

以后我每次去北京，都要特意去崇文門附近的社科院住宅樓，攀上那樓梯陡窄的五樓去看望沈先生，一坐大半天；先生和夫人張兆和也不以為擾，每次都熱情接待，對于文學藝術的一些問題先生也是有問必答。

我自感和先生熟悉了，回到昆明后，經常去信問候；先生也每信必復，而且不是三言兩語，多數是真情地娓娓道來。這使我每次讀信都獲益甚多。先生愛用毛筆，字跡細而端莊有神。讀信，也如見其人。

日前整理珍藏的沈從文先生信札，其中寫于1981年10月30日的復信，用毛筆直行書寫于白紙上，長達三頁，每頁密密的六七百字。談文學，談北京天氣，談對昆明的思念，談年輕人的畫作，直率、坦然。

抗日戰爭時，沈先生隨北京大學南遷至昆明，在這滇池邊上的春城一住八年。那是日寇入侵中國的災難年月，西南雖然偏安，也是經常被轟炸，特別是物價飛漲，生活極其困苦。但是艱難的歲月也有著很多令人難忘的人事，特別是作為一個作家，他善于從苦難中尋求美好。

沈先生這封信的開頭，是從懷念昆明的溫和氣候談起，并聯系到當時的一些人和事件：

北京已進入初冬，明朗的大白天，氣溫是常在十度左右。云南昆明卻可能是剛剛結束雨季不久，正是秋光爛漫，山茶、木瓜、丹桂、報春盛開時。我一家在昆明鄉下住了八年，因此對昆明自然景象特有感情。初到時，住云南大學文林街三號（譯巴爾扎克的傅雷住前院，時傅聰剛生。刺殺孫傳芳之施劍翹則住后院，我住樓上，后來才遷北門街唐公館對面蔡鍔舊居。）不到一年即遷呈貢，至此過了四十多年，楊家大院一切，猶記憶得十分清楚也。

我在致先生的信里，曾特意請先生為當時正在籌備創刊的《個舊文藝》題寫刊名。先生字跡秀逸清新，脫自章草。但是先生一向嚴謹、謙遜，很少為人題字。這次礙于我的請求，還是寫了幾張寄來，叮囑我們挑選。還特意表明：“囑書件，重寫附上。四字筆畫過簡，不易好看，望斟酌，不合用，不妨請人另寫一個。”

在這封信中，先生還談起了北京的一些近況和他那本《中國服飾史》的出版情況：

這里表面凡事照常，除聽說周揚辭職三天后即已得到批準。批白樺事，刊載了文藝報批評，（那個電影許多人都未看過?。┧萍锤嬉唤Y束。此外什么便一無所知。因為事實上我和家中人都已極少出門，和外界近于絕緣狀態，國家大事，社會上芝麻小事，均極端無知。

在香港商務付印那本“體積龐大，內容瑣碎”重過九磅的書，多虧得二王同志（按：“二王”為沈老二位重要助手王、王亞蓉）努力，在編排上搞得甚像本書，業已出版。樣書雖已看到，應分別送有關方面的原書，由廣州付郵已十天，至今還未收到。

書倒印得還像個樣子，只是定價過高，普通精裝本得港幣五百一本，特別簽名“豪華本”則得八百港幣。據說特別本限印三百本，立即預訂完畢。日人希望全部包售。卻只給八十冊。共印三萬。可能已出賣一半。（在香港，算今年出版界一件熱鬧事。我自不覺得有什么。）這本書大致在英、美、日重印出書以后，國內是無希望重印，甚至于此后也不易重印，亦意中事。

英、美方面初步接洽，本已約定將印“通俗本”，必將說明部分二十一萬字，刪節成十三萬字，□希望明年三月交卷。工作可相當沉重，近于重寫。王亦無從幫忙。因為編排上無經驗，刪節改作情形亦不同。

看來亦不易成卷。（估計日人或將書購去以后，若認為有利可賺，或首先一萬重印，亦未可知。）

這里從各省來京親友熟人談到些地方問題，總不免會使人得到一種痛苦印象，令人深懷杞憂。攤子過大，問題不少，得用人員卻不夠多，亦使人無可奈何！

從以上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先生在京雖然深居簡出，對文學界近況仍然很注意；他年歲大，視力又不好，還是抽出時間，把當時一些正走紅的作品讀了。也就在這封信中，他說：

近和家中人讀古華作的《芙蓉鎮》中篇及張潔作的《沉重的翅膀》。家中大小數人，讀后都覺得寫來深刻動人。但是如認為樣板書，或亦易成為“不點名”批的對象（或在小范圍內已批判，不得而知）。我們因不懂問題是否觸犯“時忌”，只是照一般標準讀作品，覺得寫得比同時一些創作好些，是可從作品中明白些不易明白的大小問題，如此而已。若從政治要求判斷，或將是另外一種情形。張潔文字弱點，似有意從“意識流”方式上用了些心，在對話中經常附加了些“解釋”，不善于直接從對話中加以安排處理，因此對讀者反而發生不連貫印象。但說到副部長以下的處局長中層干部勾心斗角的情況，一群新官僚，打官腔的種種，還是寫得相當好，大處小處，均能把握住他們的特征、性格……

先生在從事文學、考古之余，一向對畫作關心，言必中的，能把每幅畫作的優劣說得很是透徹。他曾在《藝術教育》一文中反對畫家只在公園里對著牌樓作畫，只會在室內對著吳昌碩、齊白石的作品摹仿；他提倡畫家到大自然中去。

他雖然離開云南多年，對云南畫家仍然很關注。如那期間，云南有幾位畫家的畫作在北京展覽，先生也特意去觀看，并在給我的信中說：

九月中在北京看過一次云南五人畫展。姚運生長公子（按：為著名畫家姚鐘華）作的油畫較正規，底子也扎實。另外一位作中國山水的不會皴石頭，又用的是墨汁，一片灰，不甚成功。又有另一位追求國外早已過時的什么派，恐是不通。其實在云南作畫宜大量用綠色，在綠色中見層次，會給人眼目一新印象。向現實多學習可取法處甚多，何必追求那些與中國傳統離得極遠的似新實舊的技法走死路。特別是作了教師的，值得幫助他們把國畫底子打得好些，前路實廣闊。他懂得多些，對學生以后影響大。補救這個教師知識不廣的辦法，能就國內邀幾批人來短期講學，搞幾回示范性展例，所費不大，而影響會相當好。(四十多年前初到昆明那天，我即為梁思成夫婦用他的小汽車把我運到北門街內火藥局附近欣賞昆明市風景，一片綠影。這事快五十年還系留在記憶中。想不到在展覽室只能看到一些大小棕色圈圈和用死墨作成的畫幅。）

沈先生雖然不是畫家，但是學識淵博，古今畫作看得多，也就能在簡短話語中，對當前一些畫家脫離生活，閉門造車，以致畫作了無生氣的缺點，切中要害。

早在1934年他就在《〈藝術周刊〉的誕生》一文中批評了只會帶著學生在公園里作畫，而忽視了大千世界的顏色與光，點線與體積，以及漢唐壁畫、希臘藝術的美術教師們。因為如此會把學畫者引入無新路可走的困境。

向古典學習，從廣闊的大自然尋求鮮明的色彩和豐富的形象，這是先生對從事藝術的人的樸實忠告。聽從者得益，忽視者也就長期難以走出新路。

如今又是近40年過去，沈從文先生也作古多年，再讀先生這封看似閑聊卻語意深長的信，以及他論述藝術的一些文章，仍然令我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