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2015年底，我選譯了塞爾西奧·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 1942- ）一個短篇，總結說如果非要知道一位尼加拉瓜作家，必須是魯文·達里奧（Rubén Darío, 1867-1916），如果非要知道兩位，請加上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 1925- ），如果非要知道三位，那就是塞爾西奧·拉米雷斯了。這不，隨手譯著卡德納爾那組成名詩《零時刻》，便聽聞拉米雷斯獲2017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因“其在作品中融合了敘事與詩學、觀察者與行動者，以卓越的文學高度，豐富的體裁——比如短篇故事、長篇小說和報紙專欄——把現實轉化成藝術品，反映出日常生活的生動。”

塞爾西奧·拉米雷斯

“融合”、“反映”、“豐富”、“卓越”，“現實”跟“藝術”相對，“日常”好像便不“生動”……對成就的附會總是相似，走向成功的道路卻各有不同——在當今環球文明等級中，西班牙語世界是一個怎樣的體量和分量？在二十多個西語國家之中，中美洲七國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就在這七國之間，尤其對比“中美洲瑞士”之稱的哥斯達黎加，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才剛剛結束獨裁、戰亂的尼加拉瓜，又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也許只有重新覆蓋起這一層層透明的天花板，才能隱約體會塞萬提斯文學獎問世四十多年里，尼加拉瓜養成這第一位得主是有多么來之不易。

拉米雷斯出生于1942年8月5日，既不是在首都馬那瓜，也不是文化名城萊昂、格拉納達，而是一個高原小鎮馬薩特佩（Masatepe，納華特語“鹿山”）——記這么清楚，是因為他在1995年把這寫成了一本書：《一場化妝舞會》（Un baile de máscaras），把自己的出生作為設定，融入兩個封建大家庭準備舞會的喧鬧之中，既沒有大仲馬同名故事的神秘悲戚，也沒有威爾第同名歌劇的城市化和道德感，但卻是對那個時代、那個鄉村、那個人群的永遠定格和追憶。

我們很少會注意的尼加拉瓜地圖：13萬平方公里，面積介于福建和安徽之間，東西各面大西洋、太平洋

除了幽默玩笑，這部作品頗為重要，一方面是對他出生這個“事件”進行了選擇性講述和自我確認，而且具有象征意義的是，之后他便正式放棄“功名”，專注當一名職業作家；另一方面，兩年后，該書法語譯本出版，隨即獲得1998年“勞拉·巴塔庸獎”（Prix Laure-Bataillon，2000年該獎頒給了莫言的《酒國》），一項年度在法出版最佳外國小說獎，似乎可以理解成，越是在地、越是想要彰顯個性和風俗，越是容易被歐洲文明觀看、欣賞和收購。

1995年前后專職寫作這個轉變，幾乎可以算作拉米雷斯在53歲上的一次重生：從14歲給《新聞》報周日副刊投稿，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上大學，直至八十年代末，他投稿、出版、撰寫報紙專欄，還獲得過寫作獎學金到德國進修，但只出于講故事的習慣和公共討論的責任，正式的身份是學生、國際文化機構職員、革命者、國家領導人。

當然，后兩個身份特殊一點，他1977年回國加入“12人集團”，1979年發動反索摩查的“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后成為國家重建委員會委員之一，1985-90年擔任丹尼爾·奧爾特加的副總統，1990年大選成為在野黨、反對親美的右翼，1995年又與總統和左翼陣線決裂，退黨成立“桑蒂諾革新運動”并出任總統候選人，1996年大選再次失敗，從此徹底退出政壇。

在大約1977-1995年這段革命和建國期，他作為國家文教事業的領導，出版了很多雜文、政論，如《加勒比人》（Hombre del Caribe, 1977）、《你正在尼加拉瓜》（Estás en Nicaragua, 1985），但虛構文學方面也并沒有荒廢，1977年推出《血讓你害怕了嗎？》（?Te dio miedo la sangre?），1988年則有長篇小說《天譴》（Castigo divino） ，接著是1992年短篇故事集《譜號》（Clave de sol）和1995年《化裝舞會》。國家再小，總不是過家家，這種搭配了文學創作的政治生活（或是搭配了政治生活的文學創作？），無疑將拉米雷斯塑造為西語美洲現代化進程中最為典型的“文化英雄”形象，延續了阿豐索·雷耶斯所列舉的安德烈斯·貝略、薩米恩托、胡安·蒙塔爾沃、何塞·馬蒂、恩里克·羅多那一長串知識分子序列，既參與了新社會的政治秩序建設，又通過實在的教育規劃和文藝創作啟發民智、追求美學上的自主。

在日漸科層化的現代社會，我們已經很難想象一位國家領導人在會議、講話之外堅持虛構文學創作，甚至寫出《天譴》這樣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拉米雷斯在題獻中留下過一句淡淡的：致為我騰出寫作時間的赫特魯迪絲，但縱如采訪里說是早起爬格子，也有一點讓人費解：治國平天下的豪情中，為什么念念不忘一個法學院學生時代分析的連續投毒案例，為什么他感到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有關愛、背叛和野心的故事”，以及，從案件審理的1933年起，半個世紀過去，為什么“這個案子的記憶依然在這個城市中活著”？細細看去，他不僅僅是進行了一次反映公共記憶、風土人情的創作，還暗藏了一些套型的野心，暗合了魯迅“人血饅頭”“鐵屋子”般的民族寓言。

《天譴》

從政治生活急流勇退之后，至少從表面上看，寫作時間有了更大的保障，拉米雷斯的作品出版變得穩定起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歷史小說《瑪格麗塔，海正漂亮》（Margarita, está linda la mar, 1998），革命回憶錄《再見，男孩兒們》（Adiós muchachos, 1999），偵探小說《天空為我哭泣》（El cielo llora por mí, 2008）和最近剛剛舉辦推介會的續集《再沒有人為我哭泣》（Ya nadie llora por mí, 2017），博客合輯《當我們都說話》（Cuando todos hablamos, 2008），以及名物志式的《尼加拉瓜食物詞典》（Diccionario de los alimentos de Nicaragua, 2014）。迄今為止，他已經出版了至少59部作品。

除此以外，他重新建設了“拉米雷斯辦公室”，組織和參加各種圖書出版、推介、展覽，繼續推出名目繁多的雜志，比如整理學生時代跟好友創辦的文藝雜志《窗》（Ventana, 1960-1964），以及主編2004年8月問世的電子雙月刊“中美洲文化雜志”《封面》（Carátula）。說起來，每次郵箱里收到新刊邀請都會有些緊張，像拿到一張準考證，讀起來要花相當的時間，因為上面的名字，除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薩拉馬戈、阿瑟·米勒這樣的，大多再不認識了。當然，我個人這種不適也早在他們的預料之中，就像巴爾加斯·略薩在第一期刊發的《新的文化黎明》（Nuevo Amanecer Cultural, 2004.8.21）里說道，“現在的出版工業處于跨國公司和政府的牢牢控制下，這里的很多作家在試圖穿透這種控制時，作品出生又死去。”所以這份雜志就是要打開一個希望的口子，讓當代中美洲作家有可能向全世界讀者展示自己的活力，讓他們的作品有可能在本國之外通過更有效的手段和市場結構流通起來。據說《封面》讀者每期兩萬，多還是少，不懂專業不敢說，但至少它在中國也埋下了小小一顆種子，讓我們知道了“尼加拉瓜電影史百人”，太平洋那頭正在看的展、正在讀的詩。

即使作為塞萬提斯文學獎新晉得主，拉米雷斯的幾十部作品也很難一氣被中國社會吸收：畢竟關聯較遠，但這并不是說，以拉米雷斯為代表的尼加拉瓜文學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精英的思想資源，恰恰相反，有好幾個面向十分值得我們揣摩。

首先即他的主題長期圍繞現代民族國家獨立展開，只不過整體背景為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索摩查家族獨裁、新的威權主義。作為一個法學博士，對社會非正義問題異常敏感和堅持，這不僅貫串在他的政論雜文、回憶錄中，連兩部“哭泣”這樣的偵探小說也不例外，筆鋒直指連選連任的統治黑幕，而魯文·達里奧的名詩《瑪格麗塔，海正漂亮》，一個小公主摘星星的童真故事，也因其贈予對象瑪格麗塔（Margarita Debayle），引出其姐薩爾瓦多拉（Salvadora Debayle），其姐夫、第一位索摩查總統（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最終引向1956年針對后者的刺殺事件及其引發的政治地震。這個系列的故事，也許過于政治正確而缺乏情節上的復雜性、不可預知性，但解放戰爭題材、民族主義立場和反美反帝主題，是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高度契合的，可以提醒即使到今天、當我們已經隨信息技術之輪躍入新的時代、處處洋溢著娛樂和消費的狂歡氣氛，仍然需要小心應對各個層面的秩序問題。

拉米雷斯的作品屬于杰姆遜之謂“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不過應當注意的是，他所處的“第三世界”并不是一個靜止的主體，而是處于各方勢力的消融之中。他反對索摩查，這個對尼加拉瓜來說半世紀的噩夢背后正有著幾任美國總統操縱，所以他無論作為革命領導還是知識分子，都在同政治和文化的帝國主義進行殊死搏斗；但同時，他也反對昔日并肩作戰的丹尼爾·奧爾特加，其近二十年在該國政治、經濟領域的盤踞，以左翼之名上臺，實已落入民粹和腐敗的無底洞。所以對于拉米雷斯的政治和文學立場，可以借用阿根廷詩人胡安·赫爾曼的一句自白：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這種決裂的清醒，來源于洞察和魄力。

其次，除開對社會不義的正面迎擊，拉米雷斯作為一名曾經的文化教育官員，也十分注重知識的生產和流動。在2015年一部書稿中（《閱讀的福氣和冒險》Ventura y aventura de leer，似乎尚未正式出版），他開篇就提出最大的追求不是成為獨奏者，而是建立一整支交響樂隊：三百余年間，西班牙在殖民地禁止售賣小說，直到1867年，尼加拉瓜海關仍然沒有印刷用紙和用墨的進口記錄，而且這種整體發展的計劃在20世紀已經落空，在后現代和技術之光閃耀的21世紀，似乎也并沒有好轉的跡象，“多少原本可以成為魯文·達里奧的人，最終成了莽原上揮舞砍刀的短工？”于是他致力于“讓所有人能夠完全地使用語言”，“不是為了讓所有人成為藝術家，而是不要讓任何人成為奴隸”。

要“建立完整的樂隊”，他大致做了兩件事情，第一是現身說法，回顧自己的讀書生涯，比如重新串聯《圣經》《一千零一夜》《堂吉訶德》等經典名著，不斷回溯魯文·達里奧，從頭介紹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等等；在剛剛出版的《自選集：50年短篇故事創作（1963-2013）》中，他也在前言里再次講述了自己文學之路上的一個個臺階，希望這些作家作品帶來的不只是益處、而能激發更多的閱讀樂趣，讓人不必追求過多的功用，而是對別人的經歷和自己的想象“上癮”。由于他預設的是識字率、讀書率不高的本國國民，恰恰非常適合對其所知如“蒙童”的中國讀者。

第二件事，打破國界和版權的局限，比如前述書稿，就是通過郵件坦然發來的word文檔，對于他自己掌握版權的書和過刊，他也在陸續進行電子化、掛在個人網站上供免費下載，“請大家盡管使用和愉快地閱讀，尤其是年輕人和研究者，這是來自我個人的一份禮物”。

無論紙書或電子書的形式，甚至無論是否正經“書”的形式（他從小也喜歡看庇隆時期的阿根廷傳來的漫畫、聽拉美綿綿不絕的狗血廣播劇），只要是良性信息的集合，且對其有理智的處理，便是一種好的習慣和旨趣——每一個社會，都有缺乏整體思維的群氓，“當代人不關心他們的個人記憶，因為他們被存儲的記憶包圍了，但只有當一個人真正去‘讀’，才會發現首善是要拒絕‘存儲的記憶’，由此，對于有必要講述的故事，成為被追問的個體才是關鍵。”

從藝術手段上看，巴爾加斯·略薩曾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表示，凡是沒有擺脫作者、僅僅具有傳記文獻價值的小說，是失敗的虛構小說。如果說當今文藝創作中有一條鄙視鏈，那么現實主義大概已經淪為底端，但拉米雷斯并不為所動。在短篇集《暗花》（Flores oscuras, 2013）中，他用12個故事講述了革命后的尼加拉瓜社會，從官員受賄販毒，到外來移民小偷被惡犬咬死，還有兩位革命英雄，一個帶著兒子撿瓶子偷井蓋、闖進豪宅與昔日下屬尷尬相遇，一個叫賣主食面包、在爭執中被未成年人用自己當年光榮的刺刀刺死。總之，他常常摘編甚至引用新聞報道、法律卷宗，以便更真實地書寫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褪色，無數身邊的普通人被社會歷史的滾筒吸入再無情噴吐，不僅沒能求得個人境遇的改善，反而往往尸骨無存，社會經濟和階層分化依然嚴重。這也是為什么拉米雷斯堅持從政壇出走做一個異見者：他當年的同盟至今把持著總統官邸，而尼加拉瓜依然是拉丁美洲除海地之外最窮的國家，這個現實，比任何想象、任何非理性都更有感染力、表現力。

一些評論非要把拉米雷斯往“爆炸后”貼，從時間上說，任何“拉美文學爆炸”之后的作家作品莫不都是“爆炸后”的，但實際上，他從不像那一個群體擔心“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后如何寫小說”的問題，他的祖國政治動蕩、經濟停滯、文化落后，這種苦難所帶來的人文經驗，足夠他書寫了。

與此同時，他所有這些主題、手法，其實跟我們都有相關性，不是曾經遭遇的困境，便是有待處理的問題。“我們把記憶，或者認為是自己記憶的東西，用作文學素材”，到底應該習慣性地北望，還是不時把目光投向南方、更南？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塞萬提斯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即，愿來自欠發達國家尼加拉瓜的塞爾西奧·拉米雷斯，給我們帶來更多短板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