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不會是單一向度的純粹的田野工作者，他胸懷的應該是面向整個人類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太過巨大，因此，他只能俯身去對真實的存在加以小心地觀察和揣摩，從個案之中去嘗試體味一種整體性的人類的存在。但我們應該清楚的是，田野工作僅僅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類學家真正的目的在于，了解活在一種社會關系與文化網絡之中的個人，如何擺脫與生俱來的動物性，進入到后天文化所賦予的彼此互助互惠而構建起來的社會場域，并持續地存在于那個場域之中。每一位人類學家無疑都在制作著自己的作品，這一作品應該是向人類生活世界自身的一種敞開，即關注到了真實個人在真實生活場景之中的真實表現。

2010年是我的老師費孝通教授一百周年誕辰，我和研究生們閱讀了16卷本的《費孝通文集》，由此編成《費孝通與鄉土社會研究》一書并出版。在這個閱讀、分享和思考費孝通文字和思想的過程中，我開始留意“中國意識”這個概念，即中國文化中的主體本位意識。費孝通在晚年，借由“文化自覺”這個概念將中國意識這一問題提出來，成為其晚年學術探索的一個核心概念，并影響到今天人們對于文化的理解。文化自覺這個概念也從學術領域進入到國家的文化規劃、表述和構建之中，影響可謂深遠。

“中國意識”這個概念跟我之前出版的《反思本土文化建構》一書之間存在諸多聯系。不過，現在我所探究的重點已不只是單純的文化反思，而是試圖探尋出中國道路發展的可能路徑。我特別注意到，費孝通在1997年所提出的“文化轉型”的視角，可看成是文化自覺觀念的另一種表達，它比文化自覺的概念本身更具一種動態和變化的意味。

在國際上，人類學是一門通識教育。但凡人們要認識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所謂“異文化”，人類學都是一門首當其沖的學問。今天，隨著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影響力的提升，以及借由“一帶一路”建設而走向世界的努力，人類學獲得在中國學術界復振的良機。因為基于世界近代史的考察，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在走出國界的過程中，人類學家先行以及借此對異文化的深度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

人類學是對人類生活的一種整體關注，它基于社會與文化的視角而對人的社會屬性以及文化屬性給出一種深度的描寫。它從來就不是一門學究氣十足的學問，而是重點關注正在發生的現實社會，深切留意每一個人身邊發生的變化和事件，并尋找到這些變化和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剖析這些變化和事件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人類學讓我們自以為熟悉的世界陌生化，同樣，它也會讓人們對深感陌生的世界逐漸熟悉起來。在這樣一種“熟悉—陌生—熟悉”不斷延展的認識路徑之中，人類發現了真正屬于自我的文化存在。這可以說是一種“照鏡子”的功夫，而異文化的存在對人類而言就是一面真實在場且清晰可鑒的鏡子，從中看到了我們自己存在形貌的另一面，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

總體而言，現代世界是一個正在發生著重大轉型的世界，一個充斥著諸多不確定性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種僵死的存在，它自身必然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改變。一個世紀以前，甚至半個世紀以前，我們的雙眼真正能夠注視到并留存在我們記憶中的信息是極為有限的。而在今日，人們借助于手中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以及各種形式的虛擬顯示屏，可以在同一時間瀏覽到不同的文化形態的表達或呈現。

舉個例子，一次乘坐飛機的旅程，不僅使你在數小時之內達至一個遙遠的國度，飛機上所提供的文化體驗也是多樣的，充滿著個人的選擇性。通過設計好的顯示器屏幕，一個人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影像畫面，他身邊另一個人則看到了自己所喜愛的另一種影像畫面，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按鍵不斷作出選擇。這恐怕就是今天生活的基本樣態，即一種自我選擇性代替了社會與文化的既定安排。在幾個小時的旅程之中，人們在這種虛擬卻可以真實感受到的環境中體驗到差異性文化表達的存在，在過去這可能是一種奢望，而在當下，它則是一種可切實感知的真實。

人有兩面性，即作為獨立性的存在與社會性的存在。獨立性的存在使其有著一種從社會集體之中逃離出去的天然沖動，這是作為個體的人對社會而言的一種離心力的存在；與此同時，作為有著與生俱來以及后天累加的種種社會關系的社會存在，使得一個人自身會有著難以擺脫的對于社會的依賴，以及對于文化價值的向心力的吸引。而在這樣一種離心與向心的焦灼之中，人成就了其自身存在的個人生活史。這似乎是人類通用的一條法則，只是在不同的時代，這種離心和向心之力會有表現上的明顯而脆弱的差異。

曾經，現代性的努力使得人們從既有社會關系的束縛和枷鎖之中解脫出來，成為了一個個獨立存在的個體。但我們似乎并沒有真正感受到這種個體性存在的益處，反而重新開始尋求彼此之間不分離而“在一起”的社會融合與文化訴求。事實上，這種訴求從來也沒有在我們的世界中真正中斷過，我們需要一種合作、共享以及命運共同體的想象和構建。我們因此試圖在傳統中尋找一種歸屬感和認同感。

人類學家不會是單一向度的純粹的田野工作者，他胸懷的應該是面向整個人類的問題，只是這個問題太過巨大，因此，他只能俯身去對真實的存在加以小心地觀察和揣摩，從個案之中去嘗試體味一種整體性的人類的存在。但我們應該清楚的是，田野工作僅僅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類學家真正的目的在于，了解活在一種社會關系與文化網絡之中的個人，如何擺脫與生俱來的動物性，進入到后天文化所賦予的彼此互助互惠而構建起來的社會場域，并持續地存在于那個場域之中。每一位人類學家無疑都在制作著自己的作品，這一作品應該是向人類生活世界自身的一種敞開，即關注到了真實個人在真實生活場景之中的真實表現。人顯然不是活在純粹的概念之中，而是活在具體的生活場景與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由此而造就了種種約束這些生活場景和社會關系價值和觀念的文化的表達。這些表達也是具體而微的，人可以借助某種觀念來掩飾自己，但是人卻不能夠離開具體的物質生活場景來去裝扮和修飾自己，因此人活在了一種物質文化意義上的發明、創造以及表達之上。

今天，人類學家所要真正去捕捉的，不過就是在這種種變化之中可能有的一種不變性。這種對于變化之中的不變的耐心捕捉，成為受到費孝通文化轉型觀念所啟示而產生的文化轉型人類學的核心關懷，這也是在今天提出文化轉型人類學這一觀念的重要意義所在。在未來，我們不僅要面對自身中國意識的成長，也同樣要面對一種基于中國意識的世界意識的成長。面對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意識成長，手握文化觀念的人類學家該朝哪個方向去探尋呢？這恐怕是擺在當今中國人類學家面前最為真實、也最為迫切的一個問題，這些問題有待諸位同仁共同努力去加以真正的解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