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莎車老城各族群眾歡慶諾魯孜節。資料圖片

上世紀50年代以來，“文化遺產”的概念從內涵到外延都有了重大的變化。這一進程反映了國際社會從尊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角度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努力，也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持續在文化領域制定多邊準則有直接關聯。

而傳統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區域的文化遺產保護，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越來越具有超乎文化領域的意義。通過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項目進行大致的分析，可以發現以文化多樣性推廣人類共同遺產這一理念，不僅僅是文化領域的重要事項，也越來越與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意涵發生深度關聯，成為“一帶一路”的話語體系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當代實踐之間可資深入觀察和總結的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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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報“世遺”的啟示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斷更新“遺產”的傳統定義。文化遺產的概念從內涵到外延發生了重大變化，指涉越來越廣：不僅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物質遺產，也指植根于不同文化傳統中的非物質遺產，尤其是那些與人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的口頭傳統、表演藝術、儀式、節日、傳統知識和傳統手工藝等文化表現形式。這樣的拓展顯示出一種相輔相成的雙重導向：一則引導人們承認“共享遺產”，并將之作為“人類共同遺產”來進行表述；二則引導人們承認文化多樣性及其形塑的多重文化認同，并將之視作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創造力源泉。

2014年，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中國共同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一跨境遺產案例為“一帶一路”話語體系建設如何結合文化間對話促進文化多樣性提供了參照和前鑒。它充分顯示了類似的跨境遺產保護行動可促進締約國之間的協作，帶動締約國與咨詢機構、政府間委員會、專業研究中心以及當地社區進一步互動與溝通。

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就具備源遠流長的人文傳統，既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保障；而文化多樣性既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也是“一帶一路”國家至關重要的文化資源。在“一帶一路”話語體系建設中，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了提供對話活力和資源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中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了富有活力的合作。雙方在文化、教育、科學、信息傳播等領域的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聯系學校8所，教科文組織教席和姊妹網絡20個，生物圈保護區33個，創意城市8個；世界遺產名錄52處，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39項，以及世界記憶名錄10項。這些基于國際合作的一系列實踐，依托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成員國之間的互動和協作，相關項目和計劃同樣在許多成員國形成了輻射。文化遺產保護已然成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締約國普遍關注的共同事項，并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國際社會共同使用和相互理解的話語系統，這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的話語體系建設奠定了良好的話語資源和對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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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西熱甫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維系著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文化認同和持續感，在民眾的傳承和實踐中世代相傳，在當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

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表示，“一帶一路”建設植根于絲綢之路的歷史土壤，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同時向所有朋友開放。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伙伴。

依據國家信息中心主辦的“中國一帶一路網”的“各國概況”欄目中所列入的“一帶一路”沿線和周邊國家，加上已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的國家，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國家共計84個。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網非遺專題的相關數據統計，這84國中共有78國加入了《非遺公約》，其中63個締約國已有非遺項目入選《非遺公約》名錄，共計258項。目前，全球已加入《非遺公約》的國家共174個，在教科文組織公布的429項非遺名錄項目中，由“一帶一路”國家獨立申報或聯合申報的項目數量占60.1％，比例明顯高于全球各地區列入名錄的平均水平。在以國家計名入選《非遺公約》名錄超過10項的13個國家中，中國、韓國、克羅地亞、土耳其、蒙古、印度、越南和伊朗8個國家屬于“一帶一路”范圍，申報項目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就目前的分析看，在“一帶一路”國家中，尤其是在傳統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非遺得到這些國家社會各界的重視。在搶救、保護、傳承、弘揚、清單編制、申報等環節的工作中，這些國家的政府、民眾和相關專業人員都秉持積極姿態，以不同的方式努力落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遺保護方面所倡導的原則和方法。

較其他地區而言，傳統絲綢之路沿線上的國家，因自然環境相近、地域上彼此相鄰、文化上長期互動和交流、天然阻隔不多，更容易形成民族學所定義的“經濟文化類群”和“歷史民族區”等區域性文化板塊。若是結合這一區域的名錄項目，把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與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關聯作為主要考量維度，該區域和次區域目前為外界所知曉的遺產項目，從諸多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鮮活的樣例。這些項目昭示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民眾的詩性智慧和驚人的創造力，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文化傳統中成為維系和協調社會組織、傳遞知識和價值觀、提供審美愉悅、建構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人自身的綜合能力的重要源泉。

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民族中長期流傳的麥西熱甫，就是一個生動的事例。麥西熱甫是維吾爾族傳統文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載體。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文藝表現形式，該項目集納著成系列的民俗實踐和表演藝術形式，將飲食和游藝、音樂和舞蹈、戲劇和曲藝等整合為一體。不僅如此，麥西熱甫是民間的“法庭”，負責斷是非、調節沖突；也是“課堂”，教導民眾禮儀規矩、道德倫理、文化藝術及傳統知識等。這就等于說，一個綜合性的民間文化遺產，以其生命力和影響力參與了社會文化的模塑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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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鷹訓練術”和“諾魯孜節”

在《非遺公約》的框架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三類非遺名錄，連同國際援助一道成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四重國際合作機制。

與生物進化的線性特征不同，文化的進化往往是通過非線性的方式達成，有時可能要跨越遙遠的時空距離。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對于人類進步而言，其意義和作用往往超乎我們的預想。文化交流上的難和易，也往往都與文化交流的特質有關。

綜觀非遺名錄，有個現象引起我們注意，那就是“一帶一路”國家完成的跨國聯合申報，比起其他地區來，數量多、參與范圍廣、規模也較大。在“一帶一路”國家已列入名錄的258個項目中，有20項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聯合申報的，占所有聯合申報項目的2/3。其中有兩個項目的聯合申報有十多國參與：一是“獵鷹訓練術”，由18個國家聯合申報；二是“諾魯孜節”，由12個國家聯合申報。這兩個項目都是在傳統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主導下完成的。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牽頭發起“獵鷹訓練術”的聯合申報，參與國家還有奧地利、比利時、捷克等17國，這些國家橫跨亞洲、歐洲和非洲。

諾魯孜節由伊朗發起，參與申報國家還有阿塞拜疆、印度、伊朗等11國。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尤其是中亞國家聯合申報的項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是這類文化遺產擁有諸多共享因素的一個表征。

假如我們看一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評審機構就“獵鷹訓練術”所作的決議，就會對《非遺公約》及其《操作指南》所蘊含的理念有更為切近的理解。決議指出：獵鷹訓練術最初是一種獲取食物的方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傳統在社區內部和不同社區之間逐漸形成了與自然保護、文化遺產及社會參與的更多關聯。

決議特別強調，該傳統為相關社區提供了歸屬感、自豪感和持續感，以及增強了文化認同；也強調該傳統對“自然狀態”的尊重，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對保護獵鷹物種的積極意義。

這個決議傳遞了至少這樣幾層意思，包括但并不限于：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有助于增強關于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和包容；有助于鼓勵和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彼此欣賞和對話；有助于增強特定文化傳統的社區和民眾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于環境保護和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時應有的小心謹慎、取用有度的態度；有助于在動物的使用和馴養過程中，具有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情懷等。這些層面的考量，乃是一種既尊重不同文化傳統，又符合現有聯合國人權精神的立場。這個決議鮮明傳遞了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進而對這種關系之于人類社會長久發展的意義作出了比較完整的闡釋。

共同參與“諾魯孜節”申報的12個國家在地域上相鄰，文化上長期相互影響，具有彼此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事象，這并不難理解。從聯合申報這個行動本身，也可以看到歷史上絲綢之路在推動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影響方面的直接或潛隱的作用。另外，這種基于擴展的分批多次申報的過程，也是增進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賞的有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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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里的跨界共享與“民心相通”

布歇在其題為《文化間交流的語用學：一個矛盾視角的有界開放性》的文章中，解釋了“為什么文化間溝通總是應該在語境中進行”的問題。人類無法避免評估各種情境、語境、關系、人群和文化，關鍵是應持有相互尊重和開明的態度，而不是鄙夷和偏見。只要承認人類各種互動方式都是有意義的，以及他們行動或相互行動的邏輯是多元化的，文化間交流就變得更加可敬。價值理解是良善和合理的，因為這種多樣性和多元性總是使社會充滿活力，乃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促進現代生活的創造性和互動性。

“民心相通”的話語資源，在我們熟悉的大量非遺項目中都能觀察到。例如，近年來列入《非遺公約》名錄的烤馕制作和分享文化、蒙古包制作技藝、皮影戲、剪紙藝術等等，到處都洋溢著文化彼此影響的痕跡，到處都體現著人類極為出色的學習能力和再創造能力。就以“溝通民心”而言，從口頭傳統（如瑪納斯、格薩爾、江格爾、蘭嘎西賀等史詩）到表演藝術（木卡姆、阿依特斯、呼麥、多聲部民歌），從傳統節日（端午、春節、中秋、清明、潑水節）到人生儀禮（成年禮、婚禮），從有關自然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珠算、二十四節氣、中醫針灸、太極拳、少林功夫）到傳統手工藝（宣紙、龍泉青瓷、坎兒井、多民族的樂器），這些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不論進入公約名錄與否，大多跨界共享，通過民間互動、交流對話而水到渠成。潤物無聲的文化互鑒，往往比官方設計并推行的規劃更為有效和持久。

中國是世界上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擁有56個民族，說著130多種語言，語言系屬復雜。各民族操持著不同的經濟生活方式，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發展出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方性知識體系。這些知識和文化，既是順應環境的結果，也是指引人們更好生存和發展的智慧。

習近平引用司馬遷總結先秦、秦漢歷史有關“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的說法，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對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是個大利好。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邊疆開放開發步伐，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這一“新空間”就包括了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優勢，還包括了承載多樣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中發揮的對外“人心通”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民族政策中尊重差異、縮小差距的基本理念，與“一帶一路”大棋局倡導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贏理念，是完全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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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講好“中國故事”，也講好“人類故事”

2017年5月，習近平主席倡導要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為絲綢之路注入新的時代內涵。

作為“增進民心相通”平行主題會議上的首位發言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博科娃也回顧道，“在幾千年里，絲綢之路的傳奇故事講述著遇見——民眾間、文化間、宗教間、知識間的遇見。絲綢之路講述了相互理解驅動下的人類進步的故事，提醒我們沒有一種文化能夠孤立封閉地發展繁榮。”她指出，文化遺產保護與“民心相通”關系密切，發掘其中的話語資源可以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基于歷史文化記憶、人文思想脈絡和多重身份認同的智力支持，豐富“文明交流互鑒”的學理闡釋。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為當前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已經體現在國家層面的莊嚴表述中——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成為中國向世界發出的誠摯吁請。沖破地域或區域障礙，溝通世界、促進人類和平，“一帶一路”倡議當能發揮積極作用。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實踐能為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和維護人類永久和平提供何種對話資源，則是我們今天應當思考的重要話題。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不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是中國文明崛起的標志。一些學者已經從尊重文化差異和促進文化間對話的視角關注“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問題及其發展走向。只有營造文化間對話的和諧氛圍，讓文化遺產成為交流、合作和相互理解的話語資源，既講好“中國故事”，也講好“人類故事”，我們才能在地方、國家、雙邊或多邊、區域或次區域層面，改進我們與世界各國文化間對話及和平文化建設的環境、能力和方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