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小長篇《像蝴蝶一樣自由》后，我的小說寫作處于停滯期，其實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一面是外環境太過強大：城市化進程抹平了鄉村和城市的差別，我們生活著的環境越來越趨同。我們接收同樣的資訊。我們一刻也離不開手機。我們越來越依賴現代化和新科技所給予的一切便利。這一切，正在消磨和同化作為寫作者的內宇宙。另一面，我們也都已然習慣了城市所給予我們的舒適與便捷，在不知覺中步入一種慣性，有寫不完的稿約，有大同小異的故事框架，不傷腦筋，知道哪里轉彎，哪里繞而行之，哪里路更好走……總之,前所未有的，我們遭遇這樣一個兩難：外環境太過堅實強大，以至內宇宙不足以掙拔出來，凝神屏氣，獨自積累并強大內在功力。

兩年前我曾在一篇散文里發愿，我要寫一部小說，獻給地理意義上消失了的家鄉和我的爺爺。可是這個念頭在我陸陸續續讀到比如梁鴻的非虛構“梁莊系列”、熊培云的《追故鄉的人》等等目不暇接的記憶鄉愁的文字后，又有些遲疑了。在兒童文學界，同樣有著很多面向故鄉或是把童年安放在故鄉里的作品，這進一步消解了我原本強烈的念頭。如果超越不了前一本《格子的時光書》，那么我的這本書就沒有寫的動力；如果僅僅只是為鄉村的“失去”唱一曲挽歌，那么再怎樣試圖回望童年和故鄉，都不足以揭示和呈現童年最獨特的生命精神。我在停滯中困惑著，思考著。這個小說終究擱置下來，此后寫了《像蝴蝶一樣自由》。

重新喚起我想寫一寫故鄉的念頭——不只是寫意念里的家鄉，而是試圖從家鄉出發，最終抵達故鄉的一場漫長旅途，是緣于一次中日作家對話。對談中，作家小白直接否定了鄉土小說這個概念，認為充其量不過是“農家樂”，他認為小說就是城市化的產物。我對這個“農家樂”說耿耿于懷。且不說鄉村山水中寄放著我們的性情和自在，我們的生和死、苦難和悲痛、過去與將來，在中國，鄉村還意味著一種文化和信仰，是從《詩經》《莊子》《楚辭》、漢賦、唐詩、宋詞以及山水畫里一路營造出來的精神家園。小白否定的也許是現實意義上的鄉土寫作。以寫實或虛構為名，關注的還是土地上的運動，百年滄桑，家族歷史……能寫好這些已經不易，但確實還不夠。

兒童文學同樣面臨這樣一個普遍性問題。時代飛速發展到今天，我們需不需要重新定義故鄉？我們在寫作中如何呈現中國鄉土？如何安頓鄉土心靈？即便是給孩子寫作，我們又該如何重塑個人經驗，尋找到自己的寫作根據地？

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作家劉亮程和青年評論家李德南對“故鄉”的思考和闡述，深得我心。劉亮程認為“家鄉”和“故鄉”是兩個維度的概念，他說：“家鄉是地理的，故鄉是精神。我們都有一個大地上的家鄉和身體心靈里的故鄉。優秀的文學具有故鄉意義。” 李德南強調：“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故鄉。當我們在新的世界視野或世界體系中來思考故鄉，故鄉就不再一定意味著鄉村，而可能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國本身。故鄉經驗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國內部，而可能是來自美國與中國、中國與日本等多個國度的比照。”

也即是說，新的生存經驗確實已經打破了相對傳統的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書寫模式，敏感的作家已經開始在中國—世界的架構中描繪他們的文學圖景。對于兒童文學作家而言，如果我們有能力從自己的家鄉出發，在漫長的文學旅途中建立和懷揣一個心靈的故鄉，文學的層面上，你把家鄉上升為了故鄉。而童年所在，才是故鄉。

兒童文學如何彰顯一種更自信的童年精神？我正寫著的小說里有這么一段話：“一直來，她自認為是在給孩子寫作，可當她寫著的時候，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純粹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很喜歡在文字里思考——思考生和死、信仰和尊嚴、戰爭、災難、美、自由、清潔、愛、喚醒……”

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共識：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既是兒童的，又是成人的。基于這樣一層思考，我在小說《像蝴蝶一樣自由》里虛構了一場以二戰為背景，10歲中國小女孩和二戰中被納粹毒氣室毒死的13歲女孩安妮的相遇。穿越生死與時光，兩個異國女孩會怎樣對話？我希圖借助一個故事，傳達一份信仰與信念，和生命有關，和尊嚴有關。

我想表達這樣一層意思：作家最重要的生活是他的內心。內心深處，需要存在（積聚）大的東西。如此，才有能力作強烈個人化的表達，才有信心聽從自己的內心，進而彰顯獨特深刻宏闊的中國精神、中國童年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