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美多彩的當代內蒙古詩歌已經打馬走過70年。幾個代際的多民族詩人以詩為媒，表現了70年來內蒙古政治、文化和生活的巨大變遷，以及社會更替中豐富多元的價值觀念、精神情感，展開了一幅動人心魄的歷史長卷。

內蘊強烈的國家認同，民族團結成“共名”

作為新中國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地方，內蒙古第一代詩人親歷了新舊社會兩重天。各族人民翻身勝利的喜悅與對新生活的向往，點燃了詩人激昂澎湃的時代情緒。納·賽音朝克圖（蒙古族）、巴·布林貝赫（蒙古族）、特·達木林（蒙古族）、韓燕如（漢族）、楊植霖（漢族）、孟和博彥（達斡爾族）等各民族詩人，站在草原上向新生人民政權、共產黨及其領袖唱出了熱烈、真誠的贊歌。這些歌聲聚成激流，匯入到十七年時期（從1949年到1966年）政治抒情詩寫作的洪流之中，在反映由巨變而激發的喜悅的同時，更內蘊強烈的國家認同。

因為上承蒙古民族的深厚傳統、直接反映游牧生產生活樣態的地方性知識，這激流有極高的辨識度，葆有那個時期難能可貴的個性。無論是《狂歡之歌》（納·賽音朝克圖），還是《心與乳》（巴·布林貝赫），抑或是《牧民走上天堂的路》（韓燕如）、《十月紅花照全球》（楊植霖）、《啊，祖國，親愛的祖國》（孟和博彥），都與民族文化關聯深刻。歷史巨變之下的狂歡情緒用飽含民族情愫的具象，比如鮮乳、牧民、氈房、草原、騎兵等凝聚時，也給政治抒情詩寫作增添了新質。這些新質聯系著廣闊、嶄新的民族生活和地區風貌，更富含時代精神激揚出的強勁藝術力量。代表性詩人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在自身確立詩壇地位的同時，也使內蒙古詩歌自立于十七年時期的中國詩歌版圖。

同為第一代詩人，創作起步稍晚者還有安謐（漢族）、賈漫（漢族）、戈非（滿族）、其木德道爾吉（蒙古族）、王磊（漢族）、周雨明（漢族）等。他們歌唱著上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的嶄新生活，以及這個時期在各條戰線揮汗如雨的新中國建設者和代表時代發展方向的新人新事。包鋼建設、草原英雄小姐妹、礦山開發、荒漠治理，凡此種種，都被詩人激情抒寫，時代的風貌也由此在詩中全方位存留，這也決定了這一時期詩歌鮮明的詩史價值。

民族團結是內蒙古多民族詩人的詩歌“共名”。在納·賽音朝克圖《狂歡之歌》中，詩人寫道：“艱苦的斗爭/把我們的命運連結在一起”“誰能分離我們/鋼鐵般緊握的十個手指？”這些詩句異常精準地概括了內蒙古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濟走向勝利的歷程。這一主題也回響在漢族詩人的詩作中，典型的就是李欣的《民族團結之歌——獻給第十個國慶節》：“共同命運把他們結合，/血肉的聯系難分割”，這是對各民族共同締造自治區、創造傳奇的詩性概括；而其中“兄弟呵！緊緊握著手，/團結就能戰勝一切”，這樣的詩句在今天依然有催人奮進的力量。

記錄歷史的史詩風范、直抒胸臆的激情、獨特的民族生活意象，內蒙古第一代詩人的詩歌實踐奠定了內蒙古詩歌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期。

深思逝去歷史，呈現明顯的詩性和強烈的主體意識

上世紀80年代，歸來詩人和第二代詩人的寫作構成了內蒙古詩歌的第二個黃金年代。

歸來詩人，是指在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創作，中間被迫停筆，新時期重返詩壇的內蒙古詩人；第二代詩人，是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受過高等教育，既視野開闊，又有著豐厚的生活積累和人生經驗。同時，民族文化仍是其重要的精神根脈乃至泉源。第二代詩人在新時期的萬象更新中整體性地登上內蒙古詩壇，他們的發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創了內蒙古詩歌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影響也持續綿長。

沉思逝去的歷史是內蒙古歸來詩人寫作的標志性內容。戈非、安謐、哈·丹碧扎拉森、畢力格太、張之濤、紀征民等詩人的作品，既反思歷史（戈非《百靈鳥》、安謐《悼納賽》《詩與誠實》、畢力格太《逝去的，已經逝去……》），也期盼未來（紀征民《夜望》、畢力格太《草原啊，我歸來了》、張之濤《我們分別了很久很久》），其寫作路向顯示著內蒙古詩歌從草原大地上滋長，從不曾中斷它與歷史和社會的聯系。

在上世紀80年代，內蒙古詩歌應該有著怎樣的建樹和藝術可能？這是詩歌發展要解決的內在藝術問題，亦是此一時期內蒙古詩歌創作亟待攻克的藝術難題，更是文學主體性問題的地區回應。

這些問題隨著新一代多民族詩人的出現迎刃而解。以張廓（漢族）、陳廣斌（漢族）、青格里（蒙古族）、張之靜（漢族）、趙健雄（漢族）、阿古拉泰（蒙古族）、雁北（漢族）、蒙根高勒（蒙古族）等為代表的內蒙古第二代詩人，在詩歌主題和表現手法上大膽革新，將內蒙古詩歌引領至全新的發展境地，其詩學實踐讓新時期以來的內蒙古詩歌呈現出明顯的詩性和強烈的主體意識。對北方草原的無盡吟唱與對個體內在世界的凝眸，構成了內蒙古第二代詩人寫作的基本主題。在其后幾十年的寫作中，他們篤定堅持，將其打造成內蒙古詩歌標志性、持續性的主題。

時代乍暖還寒，對個體生活經驗、生命世界和情感律動富于詩意的表達已如春草初現。阿古拉泰《阿布》《額吉》、王忠范《額吉，我的額吉》等細膩品味天倫之樂、溫情描寫日常生活的詩篇相繼出現，直觀地昭示出時代思想、詩情詩觀的變化：當詩語用于細摹暈染灶火旁沉默的父親、白發的母親與他們對兒孫的思念時，在革命、政治等宏大命題和崇高美學之外，曾被遮蔽的日常生活美學已然回歸。

歷史燭照于人性和生命律動，第二代詩人以前所未有的大膽精準詩語，表述了種種生命體驗和人生思索。方燕妮《開鑿》《瘋狂的海魂衫》對女性身體、欲望有細致入微的體察；成子《你奔騰抑或凝固呢，我的敖魯古雅河？》、蒙根高勒《那達慕》《遍地風流》、雁北《凍雨》等詩，則借由少數民族的生活和風俗表述了對生命力量的驚嘆。這些詩歌不僅共同回應了尋根思潮，更映現出內蒙古詩歌寫作視野擴大、寫作視角拓新和思考層面犁深的變化過程，即政治事件和社會變革不再是常見的詩歌題材選擇；社會—歷史觀照也不再是詩人寫作的唯一視角；在肯定生命本身力量和美感的表象下，是詩思對生存終極性問題的迫近。

詩人身份也悄然發生變化。除為公眾（民族）代言之外，他們開始成為生命和存在的贊美者、沉思者，更是極具活力與想象力的創造者。內蒙古詩歌之變至此是劃時代的：詩歌主題在轉換，詩歌視角在變化，滋長膨脹著豐沛異常的想象力。而所有藝術之變，皆深蘊于歷史之變中。

構建草原詩歌，具有濃郁的民族文化符號

“歷史”而外，“草原”是內蒙古詩歌中不可忽視的關鍵詞。

以第一代詩人的草原歌唱為基礎，第二代詩人開始自覺構建草原詩歌。如果說第一代詩人筆下的草原在詩歌中更多作為地理環境而出現；到第二代詩人這里，草原及其萬物成為詩人凝神觀照與表現的主體對象，也是詩意生發的主要空間和普遍使用的詩歌意象。以“草原”為題旨或題材的詩歌由此高頻出現，不再止歇。在其后30余年草原詩歌的發展進程中，蒙根高勒、阿古拉泰、白濤等對草原詩歌的確立起到關鍵作用。

新世紀前后，阿古拉泰以《眾鳥高飛》、白濤以《從一只鷹開始》、蒙根高勒以《命運之馬》引領漢語寫作草原詩歌走向成熟，也標識出漢語寫作草原詩歌的高度。幾代內蒙古詩人也從草原具體可感的現實與歷史中提煉出草原的精神和品格：開闊、自由、坦蕩、無畏與錚錚風骨。草原詩歌里的“草原”已非地理概念，而是津梁、通道與歸趨，是情感、記憶與歷史的舒展安放之所，是生命和生存的秘響旁通之地。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蒙古族詩人和部分達斡爾族詩人創作的蒙古語詩歌異常興盛，并呈現出深切的歷史觀照、明確的族群意識與刻寫民族歷史文化特質的書寫趨向。阿爾泰的創作持續到新世紀，《心中，那棵青青的春芽》《草原深處》《老人》等都在不同時期引起震動，但草原總在其詩中念念不忘；勒·敖斯爾《蒙古馬》，寫蒙古馬一旦失步踩死一朵野花，那么“懺悔/將是蒙古馬/一生/咽不下去的冰碴”，刻寫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時入木三分。齊·莫爾根的《蟈蟈之聲》，以困在都市的蟈蟈想念故鄉草原起興，溫柔熱烈的詩情裹挾著揮之不去的悵惘，草原仍為關鍵詞。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因寶音賀西格、特·官布扎布及特·思沁大膽、扎實的努力，蒙古語詩歌實現了藝術轉軌，但表現手法上強烈的現代氣息，反而讓草原和草原精神堅實鋪展在其詩歌中：濃郁的民族文化符號和對草原精神的執著書寫，以及對民族文化特質的哲學抽象，構成了他們詩歌的底色。寶音賀西格的《蒙古字》《長調》《馬頭琴》等作品影響廣泛，即源于此。比如《長調》中，“有人問我，長調為什么那么悲涼/我說，歡樂沒有必要那么悠長”，以對長調的哲學思考摹寫草原民族的性格。

與當代中國詩壇在朦朧詩后出現先鋒詩歌、口語詩歌等眾聲喧嘩的寫作潮流不同，上世紀90年代以來，草原詩歌自成一體，使得內蒙古詩壇保持著一種可貴的獨立與平靜。這種平靜是詩力在蘊蓄，繼之在新世紀的詩歌場域中爆發：第二代詩人堅持寫作、建構草原詩歌的路向更加清晰，且將草原詩歌實踐推進至新高度；與此同時，滿全（蒙古族）、海日寒（蒙古族）、溫古（漢族）、廣子（漢族）、青藍格格（漢族）、遠心（漢族）、西闊（漢族）等70后、80后乃至90后詩人登上歷史舞臺，迸發出自己的光芒。

滿全、多蘭、海日寒等用深長眼光和辯證思維看待草原的榮枯與歷史的變遷。滿全《大都往事》認為，“忘記水草豐美的季節，/接受鋼鐵城市，/也是一種必要的投降。”《大漠孤煙》又直言，“很多時候，/榮耀是一種卑鄙”，因詩語具有表達思想的能力，其詩便深邃豁達，帶有明顯的超越性和形而上的品格。張廓等學者型詩人開創的知性詩歌傳統在其寫作中得到有效延續，形成內蒙古詩歌流脈中不曾中斷的知識分子詩歌寫作脈絡。溫古、廣子、趙卡等則為草原詩歌賦予新質，在其詩思之中，詩人與草原不再是主客體關系，抒情主人公與草原臻于“物我同一”之境，草原有如生命般具備愛恨情仇的情感。如《甲申卿云歌》所寫“青草的懷里睡著石頭”“醉后的山澗橫沖直撞”；《風吹科爾沁，也吹拂我》所言“一片草地要遠走，一百頭公牛也攔不住”；《牧地長調》所述“兩首空空的夏季/風雨之夜緊緊抓牢一支古老的歌”……這些詩中的草原元氣淋漓，洋溢著熱烈、飽滿的生命氣息。

女詩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內蒙古詩壇已有不俗表現。張之靜（漢族）、方燕妮（蒙古族）是上世紀80年代女詩人中的佼佼者。張之靜“西口”系列詩歌主題也是女性，但因保持著與所寫人事的距離，悲憫外顯示出明顯的理性色彩。方燕妮的寫作如同為自己的生命潮汐或創痛尋找出口，她的詩富于感性、色彩濃烈，追求一種內在情感主導之下的詩歌鋪演，以對女性生命律動的精微體驗和精準表現直擊人心。新世紀的內蒙古女詩人幾乎是以崛起的方式浮出歷史地表，并出現了青藍格格（漢族）、孟大偉（達斡爾族）、楊瑛（蒙古族）、遠心（漢族）等成績突出者。她們的優長是在日常生活物事中捕捉剎那間閃現的哲理，多傾向于抒發生命中或強烈或淺淡的情愛體驗。她們敏銳地從凡俗生活和情愛體驗中提煉出更具超拔性和普遍性的主題，其敏銳與深思皆難能可貴。

行進至新世紀，內蒙古詩歌盡管沒有出現領軍性、代際特征明顯的詩人群體，但詩題詩風卻如百舸爭流、繁花競放。城市、身份、民族文化失落、難以排遣的鄉愁、對社會問題生態惡化現象的強烈批判等詩題，部分或整體地折射著現代化境遇下，人們的熱愛與傷痛，希冀與失落，衍生為不同的詩歌聲部。而在這多聲部詩歌交響中，“多中有一”是顯著的特征——作為主旋律的草原詩歌與其他詩歌聲部共奏出雄渾壯麗的詩歌交響。多民族的內蒙古詩人從未自外于這片遼闊的草原，70年的內蒙古歷史激發著他們的詩情，他們一直以詩歌的方式，在參與、見證和創造著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