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多元化語境下，少數民族文學必須與時代對話，構建出獨特的文學經驗世界，發現時代肌理深處所蘊含的豐富“民族化”質地，尋覓世道人心的“民族化”表達，否則文學的“民族性”面臨著被消解和被剝奪修辭性的危機。但文學對民族性的過度渲染，又容易陷入民族話語自足性的窠臼，制掣著中華審美精神的整體性構建進程。因此，在二者之間尋找適度的言說區間，是少數民族文學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2017年的少數民族文學，尤其以小說為代表，在堅持以民族化敘事直抵、觀照人性的同時，愈加呈現出高度自覺的民族文學話語主體性，也讓民族小說敘事所思考的范圍走向深廣，整體呈現出極具本土化和民族化底蘊的“當代性”。

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困境，在個體人物與社會整體的互塑關系中挖掘人生悲劇的深層肌理

少數民族小說常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詩意、浪漫、溫情、自守成為突出的藝術標簽。但主體性自覺使少數民族作家開始將生命感知的觸角深入到日常生活當中，將命運困厄與自我救贖作為小說敘事的基點。2017年的小說中，蘊涵著對生命、人心、人性的高貴與尊嚴的詠嘆謳歌，始終秉持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陶麗群（壯族）的《打開一扇窗子》中，民族習俗的“殘忍”與生命親情的“呵護”之間的表象錯位，捍衛著跨越生死界限的人對未來的希冀；阿郎（藏族）的《簪花》，將日常生活對人的巨大牽制和裹挾力量尖銳地呈現出來；格致（滿族）的《虎嘯圖》中，主人公在機關日常生活中，發現暗藏的權力機制，不僅入侵了個人生活，甚至主宰著個人身體與心靈的全部隱私；袁冰瑋（滿族）的《暴風雪》中，由自然界的暴風雪給主人公的身體所造成的傷害，延伸到掩藏于平凡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看似陽光明媚、實則冰冷殘酷的心靈之霜；阿舍（維吾爾族）的《吉日》，從主人公的青春眼眸中折射出蕓蕓眾生努力生活卻遭生活戲謔的悲涼和荒誕，勾勒出碎片、庸常、異化的日常生活的別樣質地。在許連順（朝鮮族）的《女兒六歲初長成》、梁志玲（壯族）的《噪音》等作品中，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或母親，承載著來自男權社會、家庭變故或者社會底層的壓抑、邊緣化與孤獨，隱藏著對性別主體處境的隱憂。

馬金蓮（回族）的《旁觀者》和《聽見》，在溫婉的敘事中充盈著強烈的社會批判和生存叩問；光盤（瑤族）的《重回梅山》，在爺爺的回憶錄和“我”的現實親歷交織中，在理想與欲望、良知譴責和資本貪婪的對比當中，完成了一個反生活邏輯的精神反思；陳思安（蒙古族）的《大娘》中，李鐵軍因替友復仇心切而求助于地下江湖組織，非理性的行徑實則是現代法律程序和社會公權力缺失之后的艱難和無奈；楊芳蘭（侗族）的《躍龍門》中，李蘭香和楊明珠經歷著城市底層生存的艱辛、屈辱和不堪，但努力與拼搏的結果卻是始料未及的集資騙局和人際戲弄，資本欲望攫取了民族信仰的自守，在無盡的欲望助瀾之下，明珠陷入了喪失本我的泥淖中無法自拔，唯有最質樸的親情才是命運波瀾的可靠港灣；圖爾遜·買合木提（維吾爾族）的《沙村人家》中，4位熱心公益人士的善舉卻遭受到村人的無端指責、誤解和污蔑，小說飽含著對社會普遍流行的猜忌和丑陋世風浸染下人性卑劣的批判。

對歷史與當下的雙重反思和身份建構

2017年的少數民族小說，除了對抗日戰爭等主流歷史進行整理，更執著于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解密。

昳嵐（達斡爾族）的《雅德根》，跨越了滿洲國至今的近百年歷史，在達斡爾族的民俗展覽中，勾連起以蘇如勤為典型的薩滿世家幾代人的生命鏈，定格著一段久遠的民族文化記憶；益希單增（藏族）的《困惑的年代》，在回溯金沙江邊農奴制度所造成的苦難歷史中，發出了歷史可能重演的危機預言；劉榮書（滿族）的《紀念碑》，提出了“當下，我們到底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英雄、對待歷史”的嚴肅命題；白崇人（回族）的《瓷枕》，在黃大有對祖輩輝煌歷史功勛的追敘中，凸顯出歷史如何進入當下生活的難題；句芒云路（苗族）的《手語》，勾勒出一幅神秘歷史的招魂圖景，隱喻著對民族根祖的輝煌與逝去的喟惋；第代著冬（苗族）的《口信像古歌流傳》，從民族口信拓展出由不同人物勾連出的宏大歷史；艾克拜爾·米吉提（哈薩克族）的《草原騎士》，復現出一幕幕草原民族鮮活而豐富的歷史生活場景；烏雅泰（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兩匹駿馬》，更是一部將學術文獻和文學想象相融合、致敬蒙古族先祖成吉思汗的歷史尋根文本。

宗教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呈現堅定、放逐或救贖的諸多形態，成為2017年少數民族小說所集體抒寫的文化瞻望。

信仰具有心靈救贖的超越功能。王華（仡佬族）的《陳泊水的救贖之路》中，陳泊水一系列荒誕古怪和匪夷所思的日常行為，是對自我罪惡的積極救贖，這是他在人生暮年的唯一出路；木蘭（侗族）的《白光灼灼》中，郭小惠因年輕時追求非理性的復仇快感而誣陷別人，后她婚姻破裂、母子分別、鋃鐺入獄，救贖不僅是精神懺悔，更是世俗受難；野海（土家族）的《菩薩看得起人》將陳老三的殺戮與佛心并置，境遇的巨大反差呈現出的是對人的本質性的重觀，蘊含著對精神單純性、心靈圣潔性的守望；扎巴（藏族）的《飛揚的風馬旗》對佛教與世俗的救贖之艱難進行了批判性反思。

信仰具有與世俗制衡的幽冥神性。郭雪波（蒙古族）的《那根結有疙瘩的攀繩》，將宗教輪回和人性本能轉換為跌宕離奇的世俗玄機，而破解世道人心的密匙則是人類無法預知的薩滿教的牛性神祇；丁顏（回族）的《蓬灰》中，索菲亞在日常生活的喧囂中仍能葆有對精神凈地的守護，這種對超越性的追求折射出另類生命體驗；尹向東（藏族）的《獵手》演繹出人性至善的艱難覺醒。

信仰具有批判沉淪的隱喻功能。夏魯平（滿族）的《棒槌謠》中，能夠通靈的薩滿反獲得了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超越性理解，這是對人性之劣的一種反證式批判；格絨追美（藏族）的《格薩爾王出山記》，將活佛、說唱藝人、英雄傳奇放置于現代社會的網絡媒體、現代都市和大眾文化等同一時空，傳奇英雄主義與世俗消費人生的相遇，在反襯出歷史英雄精神逝去的蒼涼之時，更燭照出當代社會人性迷失的蒼白。

在對人的存在姿態的審視中，實現本土化敘事構建

2017年的少數民族小說，是對民族本土生活的深刻眷戀，回歸成為個體安置漂浮靈魂的寓居方式。關仁山（滿族）的《金谷銀山》描繪的是新時代的鄉村建設圖，鄉村重新成為人的理想和希望的飛地；向本貴（苗族）的《花埡人家》展示出人與大地永恒的生命關聯；金革（朝鮮族）的《骨頭》中，壽根記憶中唯一的故鄉漸行漸遠，也代表著情感家園最后的湮沒；馮昱（瑤族）的《割樹脂的人》，在對城市化發展的不自信當中，將鄉土視為最后的棲居之地；何鳥（彝族）的《玩笑不分真假》中，何老左對土地的固守和眷戀，隱含著對城市化進程導致的人的“失根”狀態的警惕；彭緒洛（土家族）的《蘭草谷歷險記》中，對世外桃源的向往更是將鄉土想象極度地浪漫化和詩意化；夢非（羌族）的《半懷往事》對本族生活的“傳奇”演繹，構造出一個迥異于農耕與都市景觀的前現代生活圖景；格日勒其木格·黑鶴（蒙古族）的《逐狼呼和塔拉》中對呼倫貝爾大草原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詩性敘事，超越了簡單的人性批判，將對鄉土的守望上升到世間萬物的生命彼此相依的共同體意識層面。

另一方面，2017年的少數民族小說秉持都市現代化合法性的價值立場，即對民族本土生活的理性批判，逃離成為保障個體自由的方式。楊仕芳（侗族）的《望云嶺》，演繹的是鄉村道德對人性尊嚴和生命權利戕害的悲劇；在俄狄小豐（彝族）的《薩河情事》中，逃離薩河包辦婚姻的理想之所，竟然是大都市廣州的自由和寬容；盧應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將城鄉對立的問題推向前臺，母親與女兒對城市充滿恐懼和沉溺的態度，蘊含著對本土生活變革動力的理性審視與情感迷茫。

與此同時，少數民族作家在民族性和現代性的抉擇中，常將這一根本性命題轉換為“逃離和歸鄉之間的無所適從”“理性啟蒙和情感依戀的兩難境地”。在袁仁琮（侗族）的《支撐》中，內雅為了讓子女實現身份的蛻變，將他們送去大學和城市之后，自己卻忍受著心靈的孤獨；潘年英（侗族）的《哭嫁歌》，以老東回寨子參加外甥女婚禮的系列場景為主線，本土生活的消逝、文化傳統的尷尬，一切都在褪去了和諧、秩序和莊重的現代生活方式的夾擊下，走向老東難以理解的“現代”；楊勝應（苗族）的《普通話》，同樣將本土與外在的區隔問題置于敘事核心，不講普通話無法在城市當中與他人交流或找到工作，講普通話卻又遭到本鄉群體的鄙視與排斥——語言不僅是基本的表述工具，在這里已經是身份認同的表征符號，逃離或回歸的抉擇已經很難將這種區隔徹底消除。

回顧2017年，少數民族文學承接著民族話語與時代生活進行嫁接、介入和對話的突圍方向，并逐步表現出愈加顯著的主體性自覺。民族敘事開始走出自足性的認知和美學范疇，并就救贖、壓抑、批判、堅守等人類精神的共通性命題，表達著民族化的文學理解方式。與此同時，以民族傳統文化來充實當代思想，依托民族美學的彰顯與反思來構建文學的當代性，2017年度的少數民族文學仍然面臨著文學經驗系統化的整體焦慮。

期待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