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玉器

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周代遺址出土的“曾伯桼青銅壺”銘文

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遺址出土的玉冊殘塊

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玉器

距今5000多年以前的水稻和粟、黍種子長什么樣？那時候，是不是就有梅子、柿子、獼猴桃、葡萄等鮮果？早期的曾國與楚國到底是什么關系？“陔夫人羋克”銘文簠上到底寫了些什么？......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論壇上，隨著中國考古新發現6個入選項目的揭示，歷史時空中的空白，得以呈現出新的輪廓。

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

通天洞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薩吾爾山內洞穴中，灰燼堆積以及數量眾多的石制品與動物化石遺存表明，其曾為當時古人類生活居住之所。經碳十四測年，舊石器時代地層年代距今為4.5萬年左右。

通天洞遺址是在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石制品與大量動物骨骼碎片。總體顯示出舊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特征，在國內同時期遺址中十分獨特，填補了中國缺少典型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文化類型的空白。

同時，通天洞遺址也顯示出舊石器—新石器—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遺址堆積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填補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

目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已在此進行兩期發掘工作。該遺址的考古發掘對了解新疆地區4萬多年以來人類演化發展過程、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該遺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遺存等，也為進一步探討亞歐大陸東西兩側史前時期人群的遷徙、交流、擴散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在探討古人類適應方式、生計行為、石料來源、古環境、年代學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潛力與學術價值。

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

焦家遺址位于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西北，主要遺存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為漢代。2016和2017年，兩次發掘發現包括1圈城墻和壕溝、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窯等在內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

焦家遺址所處的時代距今5000年到4000年，其距離龍山文化中心城址———城子崖遺址只有4公里，處于古代文化底蘊極其深厚區域的核心地帶，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

此遺址共有104座墓葬出土數量不等的玉器，頗為引人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前認為大汶口文化不重視玉器的看法。

焦家遺址所出土的玉器可分為禮器和裝飾品兩大類。禮器只見玉鉞，裝飾品多見玉鐲、指環、玉環、串飾和耳墜等。目前發現各類玉器400多件，代表了黃河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用玉中心，也意味著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開始，可能受到與良渚文化持續交流的影響，玉器在禮儀系統中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此外，城墻、壕溝和大型墓葬的發現，以及相當數量的大汶口文化白陶的發現，顯示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焦家遺址是魯北地區具有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意義的重要遺址。

長期、系統地開展焦家遺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于探討魯北地區聚落結構和人地關系、深化中國東部地區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

福建明溪縣南山遺址

南山遺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縣城關鄉，距今5800-3500年。經考古發掘，南山山腳現存4個洞穴，依據地層疊壓關系及遺物特征，可劃分為5個文化期。

在距今5800—5300年的地層中，考古發現史前人類活動面、火塘等遺跡，以及陶片、石制品、骨角器、動物骨骼等文化及自然遺物。而在距今5300—4600年的地層中，考古學家則發現了數個史前人類活動面、火塘、陶器、石器、骨器等遺跡和遺物。

更為重要的是，在此地層中，還出土大量植物遺存。其以植物種子為主，總計約5.57萬粒，分別屬于38個不同的植物種類。

其中，農作物數量占絕對優勢，合計約5.16萬粒，占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93%，以水稻和粟、黍為主，另外，還有梅子、柿子、獼猴桃、葡萄等鮮果類種子出土。

南山遺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積保存完整連續，文化面貌獨特，填補了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缺環與空白，具有標桿性的意義。作為典型的洞穴遺址，南山遺址浮選出土了豐富的農作物遺存以及相關的農田雜草遺存，對古代穴居人群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

目前，南山遺址出土的水稻是在武夷山東麓地區發現的最早的水稻遺存；出土的粟和黍兩種小米是目前在整個華南地區，包括嶺南地區和武夷山脈以東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小米遺存，這為探討華南沿海地區的稻作農業特別是粟作農業的來源問題提供了關鍵的考古實物證據和新的線索。

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周代遺址

蘇家壟遺址位于湖北省京山縣坪壩鎮，曾于2013年作為墓地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進一步弄清蘇家壟遺存的性質，經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多年調查、勘探和發掘，最終確認蘇家壟遺址是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特別的是，蘇家壟遺址中首次發現了曾國大規模冶銅遺存。

目前，蘇家壟遺址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較大墓葬沿崗地脊頂排列，小墓則在兩側分布，墓葬之間反映了較為嚴謹的墓地布局。

蘇家壟遺址中墓葬保存完好，幾乎沒有被盜，目前已發現青銅禮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系明確。有銘青銅器多達50余件，其中多篇銘文涉及重要史料。

該遺存出土青銅鼎、鬲、甗、壺、盤、匜等多件青銅器及玉器，其中，兩墓出土“曾伯桼”銘文壺各2件，壺單器銘文多達160字，4件共640字，在春秋時期青銅器中極為罕見。

在對墓地進行發掘的同時，經過對其周邊進行的區域考古調查，確認該區域是一處以蘇家壟墓地為主體，兼有與墓地同期的居址、冶煉遺存的大型遺，遺址內分布的銅礦煉渣遺跡達30萬平方米。檢測結果與初步研究表明，銅渣主要是當地銅礦的煉渣。目前已發現3座煉銅爐，爐址上可見與墓地同時期的陶片，爐址附近出土有銅錠。

蘇家壟遺址發現的與墓地同期的大型曾國遺址和首次發現同期的大規模曾國冶銅遺存，以及墓地出土的大批帶銘重要青銅禮器，是研究周王朝經營南方和管理礦產資源的重要資料。同時，墓地出土青銅器排列有序、組合清晰，是探討兩周時期器用制度的極佳資料。

大量青銅器銘文涉及諸多歷史信息。“曾伯桼”器群可與著名的傳世同人所作“金道錫行”青銅簠對應，基本確認了該器歸屬。

“克逖淮夷”等銘文與過去發現的曾國青銅器銘文相吻合，印證了曾國控制淮夷的史實?！摆敕蛉肆d克”銘文簠是現今可見較早的反映曾國與早期楚國關系的考古實證。此外，大面積的冶煉遺存、出土銅錠與厚重的青銅器以及“曾伯桼”器群關于“金道錫行”的記載等資料，展現了曾國青銅器從冶煉、生產到流通的諸多環節，為曾國青銅器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對探討春秋時期諸侯國青銅手工業的生產和管理，探討漢淮與中原地區之間金屬資源的流通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蘇家壟遺址是與葉家山、郭家廟、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點并存的曾國考古發現，這些考古發現建構了傳世文獻中并不明確的曾國，并使之成為周代物質文化面貌最為明晰的諸侯國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佩父九鼎、埋葬七車的車馬坑，以及規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這里存在作為曾國都城的可能性。這處高等級聚落與同時期的郭家廟、文峰塔等曾國遺存并立，顯示當時曾國復雜的社會結構。

此次是曾國考古第一次主動把墓地發掘和遺址調查勘探相結合，并取得重要收獲和突破。系統的區域考古調查與勘探、發掘出土遺物的實驗室清理、重要遺跡的及時保護、多學科綜合研究以及考古與大遺址保護規劃相結合，則是促成蘇家壟遺址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礎，也為今后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和大遺址保護與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河北行唐縣南橋鎮故郡東周遺址

故郡遺址位于河北省行唐縣南橋鎮，已探明遺址中心區域面積超50萬平方米，初步認定，其為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貴族墓地和戰國前期居住址。

故郡遺址墓葬以積石墓為主，遺物有銅鼎、匏壺、壺、豆、敦、匜、盆、舟、勺、劍、戈、鐏、鏃、帶鉤、當盧及金盤絲耳環、金箔片、綠松石、環、佩、管、水晶珠等。

特別的是，故郡遺址中車馬坑特點鮮明，尤其是坑中的車與馬都有非常華麗的裝飾。比如二號車馬坑中有四輛車，每車配的四匹馬均是殺死后安放至相應位置。車的表面或以紅黑、紅黑白色漆繪，或貼飾金箔，還有骨泡、骨貝、海貝、包金銅泡等裝飾。尤其是二號車馬坑內用五輛車組成出行車隊陣列，規模宏大，是先秦時期車馬陣容的珍稀標本；用不同方式裝飾不同車輛及馬匹、不同構件及編串方式清晰可見的鞁具與挽具，為復原先秦時期車馬系駕方式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車馬坑前設有單獨的殉獸坑，坑內分層埋放大量的牛、羊、馬頭蹄，形制獨特，是考古發掘中首次發現。

故郡遺址的發掘填補了冀中地區同期考古空白。墓葬狹深積石、動物頭蹄葬及銅鍑、直刃匕首式短劍、金盤絲耳環、瑪瑙飾品、飾有绹索紋的青銅器，以及流行殉人、大量殉牲，別具一格的車馬裝飾，在同期中原各國極為罕見，是北方族群自有特色。

同時，車馬埋葬制度，青銅器、陶器紋飾、造型、器物組合等又顯現深受晉、燕等中原文化影響，為研究戎狄族群華夏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遺址

寶馬城遺址位于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筑遺址之一。

關于此處遺址性質，此前曾有過多種說法。歷經連續4個年度的勘探與發掘，累計發掘面積3498平方米，勘探面積18.8萬平方米，共出土各類遺物超過5000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冊，確證其為金代皇家修建的長白山廟故址。

就寶馬城建筑組群的布局、主要單體建筑的形制與功能而言，其整體布局與以中岳廟（嵩山）、西岳廟（華山）等為代表的宋金時期皇家山岳祠廟非常相似，凸顯了其規格之高。

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禪五岳之舉，始封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并在長白山北側建廟奉安，春秋之際派遣官員前往祭祀。金明昌四年（1193年），金章宗為了表達對長白山的崇敬，又冊封長白山為“開天宏圣帝”。寶馬城選址經過精心考量，占有區域內最為高敞的地利，城內建筑軸線的南向延長線正對長白山主峰。天氣晴好時，從寶馬城南眺，長白山主峰盡收眼底，優越的視廊無與倫比，體現了其超然的地位。

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筑遺址之一，也是東北地區遼金時期乃至全國歷史時期考古工作中少見的高等級遺址。

該遺址的發掘，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通過考古發掘揭露的山祭遺存，不僅是金代歷史與考古的重要發現，也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對了解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化認同，研究金王朝對于東北邊疆的經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探索中華文化多樣性、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