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七十七天》

電影《侗族大歌》

電影《岡仁波齊》

電影《十八洞村》

2017年，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少數民族電影進入到主流商業院線。現象級電影《岡仁波齊》的出現，極大地鼓舞了民族電影人的士氣。然而，對于在市場上沉浮的民族電影而言，成也市場、敗也市場。一些民族電影遭遇市場“滑鐵盧”，顯示出市場規則的冷酷與神秘。

由于在商業院線頻繁曝光，民族電影迎來了與更廣大觀眾及主流社會對話的契機。民族電影不再是小范圍內孤芳自賞的狹小類型，它開始進入公眾話題，從而體現出電影作為文化生產的本性。

政策扶持

2017年，“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工程”仍舊在延續，年初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行專業調研，此前經歷過內蒙古、東北三省、云南等地的調研。工程即將進入實踐操作階段。

近年來，國家財政對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創作一直給予了大力扶持，將其納入農村題材影片或重點影片的資助范圍。國家民委主管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促進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少數民族影視促進會、文化部主管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基金會、文化部與財政部主管與監督的國家藝術基金等，對包括影視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予以了極大傾斜。

在一些電影節和電影展上，民族電影的分量也越來越重。上海國際電影節連續幾年都有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進入競賽單元并獲獎；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連續幾年設立了最佳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獎；新近由陜西省西安市政府舉辦的絲路電影節，也有民族題材的創意獎項。

到2017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民族電影展已經經歷了第9個年頭。在經歷過市場化的沖擊和洗禮之后，北京民族電影展的社會影響似乎出現了邊際效應：常規工作越來越定型化，而真正因影展而成長起來的有影響力的民族電影項目并不多。但對于那些不能上商業院線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而言，北京民族電影展依然提供了一個展示的平臺。2017年，該展集中推介了幾部云南民族電影制片廠和天山電影制片廠的電影。如果沒有影展平臺，這些電影很難有機會進入生產地之外的主流觀眾的視野。從這一角度來說，北京民族電影展的展映環節仍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

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對于民族志紀錄片的創作而言，適逢一個提倡“文化自覺”的時代，中國多民族的厚重文化積淀成為創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這屆民族志紀錄片展映活動，讓不同來源、背景與生產方式的民族志紀錄片齊聚一堂，更是凸顯了民間傳統文化保護、傳承與傳播的國家在場。當代國人漸漸有了共識：只有在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基礎上，才能建構起更有活力的新文化。

融入市場

2017年是民族電影的爆發之年，從來沒有如此多的民族電影進入到主流商業院線。業內一直在呼吁民族電影上院線，2015年《狼圖騰》上映之后，曾有一些民族電影大制作項目躍躍欲試，但終于因為市場規則的叵測而紛紛“交了學費”。

這一切在2017年終于改觀。《岡仁波齊》打響了民族電影市場闖關的第一槍。上映前，各方預測票房至多500萬。不料，在好萊塢大片、國內明星電影的夾擊中，《岡仁波齊》竟脫穎而出，票房上億，這個結果讓出品方、發行方甚至導演自己都很意外。《岡仁波齊》無疑拓寬了文藝片，特別是少數民族題材文藝片的市場疆界。

《岡仁波齊》成為了2017年現象級的電影，少數民族電影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成了公眾熱議的話題。獲得了罕見的市場好成績后，制作方與發行方頗為躊躇滿志，對同期套拍的另一部藏族題材電影《皮繩上的魂》有了更高的市場期待。但世事難料，《皮繩上的魂》放映幾天下來，票房慘淡，不得不提前下線。

從《岡仁波齊》到《皮繩上的魂》，對于導演來說，可謂成也市場，敗也市場。前后兩部電影的發行成績可能令他們迷茫。那些自以為通曉行業規則的業內精英，經常被市場邏輯打得措手不及。這兩部同一導演的作品遭遇如此懸殊，說明民族電影人還遠未掌握市場規則。

已經問世幾年的電影《侗族大歌》，終于在2017年上了院線公映，卻沒有獲得市場的肯定。“非遺”主題類民族電影一直是民族電影的代表，在公映之前，該片獲得了很多專業人士的好評，但最終沒有擺脫“叫好不叫座”的魔咒。而另一部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民族電影”《七十七天》，票房竟然也上億，似乎又打開了民族電影的好運口令。

市場展現了迷人的魅力。2017年如此多電影在市場試水，本身就是電影市場繁榮的結果。隨著影院及其銀幕數量的增加，電影市場的體量擴大，市場一方面需要能帶來相對穩定收益預期的類型電影，另一方面也需要那些具有市場異質性的文藝片，以開掘市場獲利的空間。

另一部電影《清水里的刀子》借助藝術院線聯盟，也獲得了面對觀眾的機會。這是中國電影市場成熟的另一面。在主流院線之外設立藝術院線，成為許多民族題材文藝片的“生路”。其實，文藝片也有自身的生態系統，藝術院線聯盟可被視為針對文藝片的另一種分眾市場，目前還很微弱，但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進一步擴展，藝術院線必將成為相關制作者與愛好者重要的行業依托。

2017年末，蒙古族導演哈斯朝魯的市場化大片《戰神紀》讓人們翹首以盼，不料，這部耗資相當大的民族電影卻悄然撤檔。這似乎又一次顯示出市場規則的冷酷與神秘。

文化重構

由于在商業院線頻繁曝光，民族電影迎來了與更廣大觀眾及與主流社會對話的契機。

新世紀以來，民族電影獨樹一幟，成為學術界研究的課題。但相關的理論生產一直推崇一種關于民族電影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小成本、多元文化主義價值導向、文化保護與傳承主題、現代與傳統二元結構等。然而，筆者以為，民族電影主題和題材范圍可以更廣。現有的電影故事中，地域與人物常常從現實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抽離，復雜的社會聯系被簡單化，角色僅僅生活在民族文化的模型中難以自拔。對此，我們需要反思，民族電影不僅關乎少數民族文化非遺主題，也應當有復雜的文化構成，它可以是主旋律，也可以表現各種現代社會問題，總之，可以具有和主流電影一樣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由于商業院線的參數加入，民族電影中受推崇的“母語電影”的文化價值也需要從另一個角度考察。目前中國電影依托的是商業電影體系，在國家主流院線里，母語電影的存在領地并不宜擴大。在進入商業電影院線之前，母語電影在彰顯少數民族文化價值方面成效顯著；但在主流院線里，它也意味著主流觀眾在文化理解方面的障礙，從而使少數民族文化失去了更大范圍傳播的機會。而純粹的母語電影所展示與描繪的“單一民族”生活，在國家電影的價值體系中，可能并不利于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一方面國家要加大建設藝術院線聯盟以容納在文化表述上有抱負的“母語電影”，另一方面電影主創也要清醒地意識到母語電影在主流院線中的各種局限，并愿意承擔由此帶來的市場風險。

另一部表現湘西苗族村寨“精準扶貧”的電影《十八洞村》，在2017年的市場中獲得了政府罕見的扶持力度，最終票房過億。但這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業票房，這也讓我們看到了當下中國電影 “政策市”的一面。“精準扶貧”政策對于農村經濟和基層黨組織建設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和宣傳作用。這部電影的市場表現令我們正視民族電影在社會教育和社會引導方面可能擁有的巨大作用。國家開始用公益化的方式在商業院線內進行嵌入式扶持，但如何嵌入而不違背商業電影體系、如何進行評估以保障公平，仍舊需要更精微的制度設計，考驗著相關部門的責任心和智慧。總之，我們也要在新的時代重新考察民族電影的社會功能，并開啟新的制度建設。

《老獸》在2017年末放映，呈現了內蒙古當代城市的世道人心。這部電影揭示出，民族電影在主題與題材選擇方面具備某種“全民性”，就可以獲得更多觀眾的共鳴。許多民族電影市場不利，不僅與豐富的社會性內容缺失有關，更與“全民性”主題缺失有關。如果只執著于一族一地的關切，耽于封閉的想象，沒有和當下社會豐富多彩且不乏沖突的社會意識相呼應，自然不會贏得主流觀眾的認同。這是電影《老獸》帶給我們的文化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