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波，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學院攝影專業，現為深圳商報圖片總監。

余天琦，劍橋大學社會學碩士，倫敦西敏寺大學電影博士。

第七屆“光影紀年──中國紀錄片學院獎”頒獎典禮2017年12月29日在北京舉行，余海波、余天琦父女共同導演的作品《中國梵高》獲得評委會大獎，使得這一在2017年度拿獎拿到手軟的深圳作品再次引來國內外關注的目光，這已經是《中國梵高》2017年度獲得的第八個獎項。評委會認為，本片記錄了主人公在物質追求與精神探索之間的巨大反差，細節豐富，影像扎實。在貼近式的記錄形態之中，導演展現了自己對紀實影像的深刻洞察與細膩的藝術表達，情節引人入勝，充滿戲劇張力。這部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認可的作品，也為中國紀錄片、中國故事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范本。

同時，作為深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的一部分，《中國梵高》當代影像展的全球首展在深圳展出，這個以大芬為樣本，呈現現代移民文化生態的展覽，既有余海波拍攝大芬村的攝影作品，也有視頻和紀錄片，甚至有大芬老畫工最早的梵高復制畫，讓深圳觀眾得以了解《中國梵高》創作的臺前幕后。

傳達中國人尋求原創之路的內在力量

《中國梵高》（82分鐘）紀錄片經過了6年的攝制，講述了創造了文化產業奇跡的深圳大芬村畫工轉型的故事，畫工們從農村來到深圳大芬村與西方油畫結緣，將個人命運與歐洲繪畫相連接，鑄建新的人生夢想。他們從最初的“復制”為了生存養家，到漸漸地進入梵高的人生和藝術尋求，不斷發生著思想變化。大芬村畫工的轉型同時映射了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轉型，傳達了深圳移民勇于創新的文化特質，具有全球化語境的深刻思想內涵。表現出深圳移民的創業和青年畫工的“中國夢”。

這部紀錄片一經播出，就受到了國際廣泛關注，先后獲得2017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外合拍長片獎、第14屆日本SKIPCITY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17TRT國際電影節國際長片獎、2017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優秀中外聯合制作紀錄片、2017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銀獎、2017美國洛杉磯華語電影節最佳長片獎、2017法國巴黎中國紀錄片節銀獎。專家認為，這是一部少有的具有國際視野的紀錄片，傳達了中國人尋求原創之路的內在力量和精神。導演跟蹤這一題材十余載，通過畫工復制梵高作品的曲折經歷，點燃藝術夢想。故事令觀眾感動，具有強烈的時代性。

影片獲得的觀眾反響巨大，在日本、在阿姆斯特丹，觀眾排著長隊簽名拍照，他們中的很多人詢問畫工們今天的狀況。在IDFA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世界首映之后，荷蘭 Trouw雜志給了這部紀錄片4星，并且評價“非常感人”，荷蘭國家日報 de Volkskrant強調影片提供了“一次令人震驚且鼓舞人心的經歷”。在英國首映時，倫敦國王大學電影研究的教授被影片中人物的命運所感動，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則表示，這部片子在全球鏈條下關注創意與勞力，片子本身也是中國創造的結果。

大芬的故事還沒有講完

是什么樣機緣促成了這部片子的拍攝？這還要從十三年前說起。2004年，當余海波第一次走進大芬油畫村時，立刻被畫工們晝夜臨摹經典名畫的情景震撼了，“我似乎感受到了東西文化千年時空的呼嘯穿梭，一種充滿著時空穿越的藝術力量感。我立刻被這種氛圍深深觸動了。”余海波意識到，大芬村的獨特文化現象，在藝術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當代生活形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研，2005年余海波開始拍攝大芬村，一有時間就跑過去，“那時候還是膠片攝影，每天帶著一二十個膠卷去拍攝，同時也在畫工們中間傾聽和尋找，我想尋找一種有關于藝術與生活，藝術與生命，藝術與社會的連接，一個神秘卻又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連接點。很多人已習慣了我們之間用鏡頭交流，在拍攝中，讓我更懂得去尊重生活，尊重奮斗中的畫工兄弟，無論是畫工，畫工的老板，都是我鏡頭里的主角。”

2006年，余海波拍攝大芬村的組照《中國大芬油畫村》在世界新聞攝影最高榮譽“荷賽”上獲獎。2011年，《中國大芬油畫村》參加了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75年典藏展，這使得余海波和他的《大芬油畫村》一舉成名。盡管如此，余海波卻始終感到大芬村的故事還沒有講完，他與女兒余天琦商量以大芬村為主題拍攝紀錄片。余海波說，“我想通過紀錄片為大芬村、為畫工、為我自己帶來新的認知。《中國梵高》紀錄片的拍攝與講述，是為了讓更多人真實地理解大芬村畫工們的藝術追求和夢想，我想通過這種渠道展開對生存本性的不斷追問、暴露或呈現，呈現畫工們在現實中與自身的競技和搏斗,成功、失敗、掙扎、分裂、融合、消亡、繁育直至新生，這也是哲學、藝術和生存的永恒課題。”

他正等待著那一刻的到來

大芬村創始人黃江了解余海波的拍攝意圖后，帶著他一個畫鋪一個畫鋪地走訪。余海波看來，大芬村許許多多畫工用數十年時間畫著梵高的作品，他們個個都是“中國梵高”。比如第一代大芬畫工張真經，畫了梵高作品近30年，最終在自己出租屋畫室里去世。許多畫工從鄉村來到大芬村畫梵高，逐步實現了家庭生存保障，于是他們開始了新的尋找和追求。在他們身上呈現出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重要轉變。

余海波父女最終選中了兩組人物進行拍攝，一個是來自湖南邵陽下花橋鎮的農民畫工趙小勇，1996年來到深圳打工，后來到大芬村畫梵高作品的訂單，他和妻子、弟弟等全家人成立了一個家庭作坊，20年來在大芬村復制了10萬幅梵高的作品。另一組人物是潮州農村來的周永久、林景濤、小月、林松園、大偉和小偉兄弟等，他們通過工廠流水線作畫模式畫出了30萬幅梵高的作品。“我被畫工兄弟們深深感動著。在集藝源畫工集體宿舍，在城中村出租屋畫室里，還有風雨中不停歇的搬運工。大芬油畫村似乎有著超級強大的磁場，讓四面八方的尋夢者同在這種藝術氛圍中為之拼搏。這一切都促使了我的拍攝不斷深入下去。”后來趙小勇的代理商田麗琛約他一起去歐洲看畫廊。《中國梵高》拍下了趙小勇去荷蘭梵高博物館的經歷。“在荷蘭所有人都十分激動，而趙小勇默默不說話只抽煙，我知道他正在等待著那一刻的到來。當我們到達梵高博物館看到梵高真跡的時候，趙小勇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了，他說自己畫了梵高作品十萬幅不如博物館里的一幅作品，于是他開始尋找創新之路。”

父女合拍，將深圳故事推向全球視野

余天琦說：“在英國留學的這些年，我深入地接觸英國社會——所謂‘西方人的生活’，后來我更加想深入了解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歷史變遷還有當下人的情感、渴望、社會認知。不斷復制西方名畫的大芬畫工，他們也在繪制對西方社會的想象。”《中國梵高》作為一部中國兩代人攜手創作完成的中國故事，不局限于中國而是具有全球視野、全球話題和人文關懷的故事。

余海波說：“導演和編劇都是我倆兼任，我女兒還擔任制片人。拍攝期間，她在上海交通大學做老師，我在深圳主要拍攝。我倆商量好理念之后，就圍繞著一個中心點去拍，她有時間也過來和我們一起拍攝。去歐洲拍攝的時候我們都去了，在拍攝過程中我們會自由發表各自意見和見解。當然我女兒在英國十年，我們會有不一樣的觀點，但是會溝通解決。”

余天琦，劍橋大學社會學碩士，倫敦西敏寺大學電影博士。2006年入選discovery中國“新銳導演計劃”。現為英國西蘇格蘭大學電影系助理教授，英國格拉斯哥Document紀錄片電影節國際評委。作品《夢尋深圳》曾獲2008英國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和評委大獎、《關于家的記憶》被DSLCollection當代藝術收藏，在多個展覽展映。余天琦是電影藝術中“身份認同”等話題的專家，對全球化和藝術市場有著犀利的看法。余海波的兒子英國北皇家音樂學院鋼琴碩士余偉琦與丹麥作曲家共同為《中國梵高》紀錄片作曲。

發生在中國，與世界相關

《中國梵高》這部片子不只是一部中國紀錄片，而是當下全球化發展，資本、物質、商品、文化、人口全球流通下，發生在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關的故事。余海波說：“能讓我十多年在大芬村堅守探尋的原因，是因為大芬村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復制’、‘訂單’的概念，這里包含了太多深刻的內容。大芬畫工所復制的世界名畫在全世界流通，這些名畫的制造者也會有一天，站在世界的另一端，回望他們成長、工作的土地，重新認識自己。”

回望走進大芬村的這12年，余海波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命運的希望中不停地行走著，大芬村的現實一直促使我用鏡頭去感知和尋找。我自己是幸運者，在這種引領中行走，和畫工兄弟們手牽著手而不至于迷失，讓我每時每刻都在為他們的明天祈禱。也許多年之后，在商業與藝術的融合中，大芬油畫村有全新的突破，也許從這里會走出新的藝術和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