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第五屆城市戲劇節發布會現場。

那個“昔日里，風華絕代的上海淑媛王琦瑤小姐”即將在深圳登臺。作為第五屆城市戲劇節的主打劇目，香港焦媛實驗劇團攜手王安憶制作的粵語版話劇《長恨歌》，將于5月16、17日在南山文體中心上演。

此前，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話劇版《長恨歌》堪稱海派話劇的代表作，15年常演不衰，粵語版如何才能突圍？日前，原著作者王安憶與主演焦媛、導演高志森亮相深圳分享創作經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王安憶不僅對小說的殘酷結局做了解讀，還坦言希望新版能有別于上海版的寫實風格，更加“寫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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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媛和“王琦瑤”都有巨大能量

記者：《長恨歌》曾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話劇版也是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保留劇目，上演15年了，一直是海派話劇經典，這次為什么和焦媛實驗劇團合作粵語版？

王安憶：在上海這個版本已經演得太久了，演員都有些疲憊了。2015年焦媛去上海看了演出后跟我說想再合作，而且我之前想有個滬語版《長恨歌》一直沒實現，如今粵語版我也很期待，見過那么多“王琦瑤”，很想見到一個說廣東話的。

記者：焦媛來演王琦瑤，你覺得她們身上有哪些共通處？

王安憶：我對焦媛很有信任感，她之前在我改編的話劇《金鎖記》中演七巧，我非常滿意，她是一個非常有能量的人，正好王琦瑤一生的悲劇都需要能量來呈現。

記者：在舞臺劇、電影、電視等各種版本的《長恨歌》中，鄭秀文、黃奕、張可頤、朱杰等塑造了不同類型的王琦瑤，哪個最接近你心中的想象？

王安憶：文字表述是很間接的，所以當一個真實的書中角色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的心情是很復雜的。當然一個作者對自己創造出的角色的偏愛是不理智的。每一個王琦瑤都跟我的想象有距離，但你又不得不接受她，尤其像電影這種工業化的產物我無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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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粵語版能更加“寫意”

記者：自2003年《長恨歌》有了話劇版后，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后來又在2015、2016年兩次復排《長恨歌》。這三個版本都是三幕，分別講述主人公在上世紀40年代、60年代與80年代的人生。這么多年過去了，你覺得《長恨歌》吸引觀眾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憶：劇本寫出確實已經很多年了，后來的改動主要都集中在第三幕。它講的是女性和時間以及命運的關系，涉及的女性成長、婚外戀、私生子，都是暢銷書的要素。我非常寄希望于這一版，希望能夠跳脫“通俗劇”的形式，能更加寫意一點。

記者：這次的粵語版《長恨歌》，你會參與劇本創作嗎？

王安憶：其實我自己的小說我不太敢動，除非導演要求了，我會提供意見。這次的導演高志森原來是電影導演，所以他更重視舞臺呈現上的電影感，他說會努力呈現書中表達的意境，也表示這會是最接近于原著精髓的作品。

在這版《長恨歌》排戲過程中，我剛好在香港中文大學開了創意寫作的課程，導演已經約了我有空就過去排練場，算是全程跟蹤了。

記者：你的母親是作家茹志鵑，父親王嘯平是上海人藝的著名導演，話劇《白毛女》《杜鵑山》《霓虹燈下的哨兵》都出自他手。《長恨歌》很早就被搬上戲劇舞臺，15年里多次復排，你對戲劇是有偏愛嗎？

王安憶：我確實一直很喜歡戲劇，我認為文學的最高峰就是戲劇。影視的工業化程度很高，能介入的越來越少，戲劇是非常經典的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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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寫，我會更慈悲”

記者：上海版《長恨歌》在2015年復排時你曾說：“《長恨歌》是我二十年前寫的，當時的情景已成惘然，后來的生活覆蓋了它。現在話劇演出又將它推到近處，真是一個奇妙的邂逅。這些人和事，又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舊相識，是今事又是過往，仿佛從頭寫又仿佛再次讀。”一次又一次的邂逅，你有哪些不一樣的感受？

王安憶：前兩個話劇版本，我每一次看心情都很復雜，都會手心出汗，有時聽到演員念出我書中的對白，我會心想：“怎么會這樣？”總覺得自己寫得不夠好。

關于《長恨歌》的改編，所有的電影、電視劇，話劇碰到的一個坎都是最后王琦瑤與26歲的“老克勒”之間的畸戀，很多人多問我這個如何在劇作中表達。讓我驚喜的是有一個劇種將這個形式突破了，那就是舞劇。當時北京舞蹈學院的拉丁舞劇《長恨歌》，把這段感情表達得很有意思。

記者：如果現在再去創作這樣一部作品，你覺得會有不同的變化嗎？

王安憶：當然。2015年我去看《長恨歌》舞臺劇，覺得結局好殘酷。年輕時我有力量承受這種痛苦，如果換現在寫，我會寫得更慈悲一點。不過寫作就是這樣，現在慈悲了，可能也不會去寫這個題材了。

其實這部小說的結局是違反大家的大團圓期待的，幾乎每次改編，導演都會問我能不能改寫結尾？我看結局恐怕就是這樣了。（楊媚/文 胡蕾/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