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羅姆·羅森堡（Jerome Rothenberg,1931—）是美國詩人、理論家和翻譯家，他進一步擴大了傳統的內涵和領域，主張“從人類經驗最廣闊的領域去尋找詩歌傳統”。他相信詩歌的力量，相信詩人可以通過詩歌來改變世界。羅森堡的詩關注和探討人與世界、與時間、與生存和死亡的廣泛聯系，對精神和肉體、性別意識所帶來的生存觀差異等話題也進行了有價值的思考。

由“本質哲學”向“存在哲學”的轉向。在《我無法說出我是誰》（樹才譯）一詩中，詩人這樣描述：“我并非/生來就活著”、“我無法說出我是誰/但我投身其中/并且言說/好像我知道我是誰”。“我是誰”一直是西方哲學面對的基本問題。然而，他們的思想從一開始，“就駐足于事物和客體身上”（W.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把人同自然一樣客體化，從理性的本質規定和抽象的普遍人性論出發去探究人的問題，力圖尋找出人固定不變的本質。這無疑是把活生生的具有豐富可能性的存在過程遺忘了。這是傳統形而上學的誤區。進入20世紀，人的生存危機愈發凸現，這更使得追問“存在的意義”成為當務之急。羅森堡說“投身其中/并且言說”意在暗示：人（此在）是通過他的主觀生命活動領會自身并獲得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好像的確有了一種把握：“知道我是誰”。羅森堡以詩的語言揭示了20世紀由“本質哲學”向“存在哲學”的這一轉向。

羅森堡是從“名字”開始思考傳說的。他在《給生命以肉體》一詩中說道：“我沒有別的名字/除了/別人留給我的”。這句話起碼指出了兩個確定的事實：其一，“名字”反映了人最原始的一種符號化活動。正是從這里起步，人類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其二，一個人的符號化思維和行為的能力要受到歷史和傳統的制約。這種制約因生命的傳承而存在，從這個角度講，它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這就是為什么/一些聲音/在我的頭腦里丁丁響/像一些小珍珠。”然而，“它（名字）背后的那個聲音/從來就不是我的聲音”（《我無法說出我是誰》），我不是“我”。我之為我，是聲音的獨特、面目的“獨特”，而非背著祖先因襲的重負。既然要解放、塑造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要從不合時宜的傳統中蛻變，成為一個新個體。然而，保守力量是無比強大的，為了達到目標，詩人表達了一種試探、一種決絕、一種似乎不留余地的狂妄姿態：“我試著把他們推開/一邊說著臟話。”前文所提之哲學的轉向已充分印證了“推開”這一歷史性動作的可能與必要。

“先是一個生日/隨后就是墓穴”（《給》），這一“黯淡的命運”，誰也無法擺脫，因為“時間是故事的一半/死亡也是”（《我無法》）。另一方面，死亡具有不確定性和日常性的特點。它潛伏在平凡生活之中，詩人描述此情境頗為詼諧：“從你的口袋里/抽出一個小藥瓶/嗅嗅它而死就在近旁”（《最后》）。人是如何存在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死亡的態度。要么超越死亡之畏，要么從死亡中“等待自己”。詩人采用了第一種途徑：他“逃離陰影/為了躲開被/上帝逼瘋的老人們”（《我無法》）。老人意味著漸漸逼近的死亡的陰影、禁欲、衰老和過度的理性，而這些有礙于對生命豐富的感知。所以，詩人要“逃離”，他逃入了夢境：“我跟隨那些野獸/它們的眼睛/在夜里映著我的臉”。在此，“野獸”與老人相對，意味著豐沛的活力、感官之欲、非理性的世界。這句詩通過黑夜里野獸的眼睛這一意象暗示詩人潛意識里對生命的無限迷戀、對力與美的追求。他試圖通過存在的豐滿克服死亡帶來的永恒的虛無。可是這種努力效果如何，是否能真的戰勝虛無，尚存疑問。為此，詩人寫道，“有人下命令/把死亡吃了。/我去找尋答案/但那些問題/始終沒有到來。”（《最后》）

死亡的虛無無法戰勝，但我們可以通過肯定現實、確證存在。“我在睡夢中看見自己/我觸到了我的手臂。/我慶祝/做愛的新花樣。”（《我無法》）“你呼吸時/你的胸脯/那起伏的方式/就是一個明確的答案。”（《最后》）詩人真實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他熱愛日常生活，意在領會自身。另一方面，詩人探討了個體存在與世界的關系：“我想得到某種保證：/即便在我死后/世界還將繼續”（《最后》）；“我的手指/從你的頭發里掠過/我感到宇宙重又閉合”（《我們永遠》）。個體存在離不開世界，但世界的運行并不因存在者的主觀能動性而發生改變。因此，詩人才說：“我夢見螺旋線/和一列火車/駛離車站不再返回”（《給》）。世界在時間的軌道上前行，人類社會以螺旋的方式上升，人的存在的意義在綿邈深邃的宇宙思維面前得到了消解。

詩人憑借廣博的哲學經驗寫詩，他對存在哲學的詩意探討盡管沒有斷語式的結論，但其豐富思考卻引發我們更好地“去存在”，去領悟和追問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