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迪慶“卡瓦格博鄉村之眼”學員放映交流活動合影，第二排左三為此里卓瑪。 受訪者供圖

11月18日，在中央民族大學舉辦的“藏文化與影視人類學論壇”上，與會的專家、學者觀摩了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者郭凈、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藏族女孩此里卓瑪合作拍攝的紀錄片《卡瓦格博》后，對該片給予了很高評價。

一個星期前，該片榮獲了“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銅收藏獎”。此里卓瑪11月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展映活動上，與現場觀眾進行了交流，但第二天就趕回了德欽老家。聽說獲獎的消息，她在朋友圈中表示“詫異”：“這么多年來，我們的影片都會歸類到社區單元，并自然而然地避開競賽。這使我產生一種錯覺——競賽單元的影片是一種藝術，社區單元的影片是一種生活。藝術是可以得到承認的，生活卻不一定。”

對于獲獎，此里卓瑪感到很高興，但她認為，這部作品只是一個開始，而他們“身后那群鄉村影像拍攝者記錄的作品，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片”。

無意中扛起了攝像機

在沒有遇到郭凈之前，此里卓瑪對著名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并沒有特殊的印象。“我們都叫卡瓦格博爺爺，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轉山，但從來沒有想過，掩藏在云霧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樣子。”

2003年，剛從云南省電影學校（現已并入云南藝術學院）電子聲像設備專業畢業的此里卓瑪，回到家鄉當了一名導游。她在學校里學過一些電影欣賞的課程，卻從沒摸過攝像機，對紀錄片更是一點兒也不熟悉。

那年夏天，她和鄰居仁青多吉老人轉山時，遇到了前來拍攝的郭凈。人類學學者郭凈立志于做一個卡瓦格博的影像庫。仁青多吉是當地藏族文化“百事通”，會藏文、藏醫，還出過兩本關于藏族神山體系的書，自然成了郭凈的拍攝對象。藏漢雙語兼通的此里卓瑪，成為了郭凈與藏族村民之間溝通的橋梁。

郭凈拍累了，就把攝像機交給此里卓瑪，鼓勵她拍攝。20來歲的她初生牛犢不怕虎，第一次拿起攝像機，就拍到了村民們拯救掉到深坑的青蛙的故事。這段不加雕琢的記錄，后來剪成了《小生命》片段，清晰地展現了藏族人眾生平等、不殺生的文化信條。

此后，郭凈力邀會藏語的此里卓瑪加入自己的“社區影像教育”項目，并且擔任影像記錄人。此里卓瑪卻說，她個人對攝像機沒有太大的好奇心。“我不是那種坐在旁邊冷眼旁觀的人。大家喝酒說話唱歌聊天，我會跑過去參與。但是拿攝像機的人，卻只能坐在旁邊，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玩，自己卻不能參與其中。”

在影像中反觀自己

2006年，郭凈所在的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組建了一個“云南·越南社區影視教育工作坊”。這是一次將攝像機交給當地村民的影像試驗，要求參與的成員兩人一組，一個接觸過攝像機，一個零基礎，聯合拍攝一個關于村莊的影片。

此里卓瑪參加了這個項目，和她的姐夫魯茸吉稱組成了搭檔。拍攝對象就選擇了魯茸吉稱生活的村莊——德欽縣云嶺鄉佳碧村。

佳碧村坐落于卡瓦格博神山腳下的瀾滄江畔，全村30戶人家，全部是藏族。此里卓瑪和魯茸吉稱拍攝了3年，后來將素材剪輯成了一個50分鐘的紀錄片《我們佳碧村》，配上了漢、英、藏語字幕正式出版。正是這次拍攝，徹底改變了此里卓瑪對影像的印象。

在進入拍攝前，工作坊的老師教給他們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攝像機使用技術，二是與社區居民的溝通技巧。對于拍什么、怎么拍，工作坊都沒有要求，但特別強調，影片從選題、拍攝到后期剪輯的過程，都必須有村民的全面參與。

對此里卓瑪的到來，村民們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熱情。“他們有很多抱怨的聲音。之前，他們參與過一次拍攝活動，但感覺那些儀式并不真實，都是表演出來的。”此里卓瑪不斷地向村民保證，一定不會出現這種不真實的表演。大家將信將疑地說，那就試試吧。

進村的第一件事，是選擇拍攝主題。村民們提出了五花八門的想法：有人說，把女人爭水的場面拍出來；有人說，把我們唱歌跳舞的場面拍出來；也有人說，把我們的生活狀態拍出來……經過激烈的爭論后，村民們一致認為，拍攝吵架的畫面并不能幫助解決問題，還會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最后，大家決定拍攝佳碧村一年四季的生活。

從三四月的農耕播種，到七八月的撿松茸、放牧，再到秋冬農閑時節的婚慶、新房喬遷，此里卓瑪和魯茸吉稱整整拍攝了3年。每一次拍完，他們都把攝像機接到電視上，村民看了素材以后，一起討論內容的取舍。需要補拍的畫面在次年和第三年補充完善。

“比起拍攝本身，我覺得回看、討論這個過程更有意思。大家通過影像回觀自己，包括我們的傳統文化、生態環境、鄰里關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此里卓瑪說。

佳碧村是一個林業村，長期以來，村里靠砍伐櫟樹枝獲得可觀的集體經濟收入，用于村里集體活動費用開銷。然而，村民們對比了3年的影像素材發現，村子后山的林線在逐年后退。這不禁讓村民們對賴以生存的家園產生了擔憂。

村民們看了素材以后，就開始七嘴八舌地討論。有人提議，要不要做一些改變？他們覺得，砍櫟樹枝賣給別人，掙來的錢和生態安全相比，這是一筆不劃算的交易。后來，村里訂了一個村規民約，不再砍樹，自己燒柴也不砍新鮮的，撿干柴來燒。

這件事觸動了此里卓瑪。之前，她做過很多社區工作，深知讓社區居民聚焦到一件事情進行深層次討論并非易事。然而，借助影像這個媒介，村民們很容易就同一個話題展開討論，并且達成某些共識。“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拍攝的樂趣，發現了影像背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此里卓瑪說。

她逐漸對影像產生了興趣，之后又拍攝了《神山》《朝圣者》等紀錄片。

讓村民講述自己的故事

幾年后，此里卓瑪加入了德欽當地的民間文化組織——卡瓦格博文化社，成為專職的工作人員。她當時的夢想，就是換一臺好的攝像機，拍一部好的紀錄片。

當她向文化社社長斯郎倫布提出這個建議時，斯郎倫布很贊同她的想法，要買一個好的攝像機，但不是讓她去拍，而是交給村民們去拍。當時，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公益項目——村民影像計劃項目“鄉村之眼”剛好要在德欽開展活動，此里卓瑪與項目負責人呂賓一拍即合，馬上發起了“卡瓦格博鄉村之眼”培訓班，把攝像機發到村民手中，由他們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鄉村之眼’背后的理論支撐是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從影視人類學來說，使用影像來表達及剪輯的相關邏輯，都有其文化背景。我們接觸到的很多影像作品，是主流社會帶給我們的。社區的人怎樣用影像來講故事，他們想表達什么，‘鄉村之眼’從誕生之日起就試圖提供這樣一個平臺。”云南“鄉村之眼”項目原助理唐曉云說。

作為“卡瓦格博鄉村之眼”的負責人，此里卓瑪不但負責物色合適的學員來參加培訓，還要充當后勤、協調、翻譯及后期的素材整理等角色。“鄉村之眼”第一期學員有12人。云南藝術學院的李昕及鐘鍵、云南大學影視人類學實驗室的陳學禮、云南省社科院的章忠云等都為項目提供過教學和實踐指導。

學員拍什么、怎么拍，決定權都在村民手中。“鄉村之眼”項目團隊僅提供技術上的協助。項目運作多年，誕生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如《葡萄》《蟲草》等。

藏族村民李衛紅拍攝的《葡萄》，記錄了生態葡萄種植方式。100多年前，法國傳教士把葡萄種植技術帶到了瀾滄江河谷。如今，那里已成為重要的葡萄產業基地。集約化的種植少不了使用農藥和化肥，而農藥和化肥對其他生命的傷害，卻又和藏族的傳統信仰相背。糾結于此的李衛紅在香港社區伙伴和卡瓦格博文化社組織的生態農業的培訓下，開始嘗試種植有機葡萄。她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找到一個既不傷害眾生，又能保證葡萄產量的方法。拍攝的目的更簡單，就是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告訴其他的村民。這部影片后來成為德欽生態葡萄種植的“教學片”，很多社區都邀請她去講課。

斯南尼瑪拍攝的《蟲草》影片，在網絡上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影片之所以美，不僅在有盡之言，而尤在無窮之意。”

“因為村民們能力有限，他們很難在一小時的成片里把整個生活狀態講清楚，或剪出一個特別精彩的影片。但他們一年年累積起來的素材尤為珍貴，這些素材生動地記錄了他們當前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環境。”此里卓瑪說。

卡瓦格博文化社為這些影片組織了流動放映活動，受到村民們的熱烈歡迎。“這種放映活動和上世紀80年代的放映活動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們放映的不再是外面的影片，而是村民自己拍攝的影片，村民們變成了講故事的主角和故事里的主角。”唐曉云說。

從文化回歸到生活

在卡瓦格博文化社及來者文化公司工作多年，此里卓瑪實現了從拍攝者到行動者的轉變。

今年5月，此里卓瑪從文化社加盟的文化公司辭職，開始了自己的創業旅程。這個剛到昆明時連漢語日常交流都成問題、夏天都不敢穿短袖、不敢披著頭發的藏族姑娘，在挑戰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步伐。

11月17日，她在朋友圈秀出的祥云手工錢包，被朋友以100元的價格拍走。“這些年，我做了很多文化保護的事情，學習了很多高大上的理論，但歸根結底，這此傳統文化的精髓要回到生活中來，才有可能繼續傳承下去。我想將這些傳統理念拉回到具體的事情上，回到一件件具體的行為和物品里。”此里卓瑪說。

現在，此里卓瑪正在為“德欽縣格桑花婦女手工藝品及農副產品專業合作社”的成立而緊張地忙碌著。她要將當地的手工藝品、生態農副產品、葡萄酒、核桃油，通過網絡平臺銷售出去，與村民們共同致富。

從2010年政府在德欽推廣種植葡萄以來，葡萄日漸受到藏族百姓的歡迎。“以前我們種青稞，現在我們學著把葡萄種好。盡管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新的生產方式，但我們會把自己傳統的道德觀以及我們和大自然相處、打交道的方式，融入到現代生活里。”此里卓瑪說，“現在，有文化的農民越來越多。我們學了很多知識，更希望反哺到社區，用到各種生產生活之中。”

從影像中記錄的古老技藝，到現實中可觸可感的具體作品，此里卓瑪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從影像回歸到生活，把傳統文化的精髓延續下去，并讓它們迸發出新的生機。

目前，此里卓瑪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產品。得益于長期的社區影像拍攝工作，她不僅學會了如何與村里的婦女溝通，也明白了藏族文化的價值增長點在哪里。在實現人生換擋升級的同時，她也會繼續自己的影像記錄。

“影像記錄說到底是人的故事，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它總是在不斷推進、演變。影像記錄沒有終點，因為人的故事一直在綿延發展。”此里卓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