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岡仁波齊》以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很多觀眾以為它是一部紀錄片。

  11月19日、20日，為期兩天的“藏文化與影視人類學論壇”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舉行。此次論壇由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辦，來自視覺人類學、藏學領域的專家和博物館、高校等相關領域的工作者，就當代藏學與藏文化研究背景下，如何以影視人類學的拍攝手段為載體，講好藏文化故事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備受關注的藏族題材影視生產

  自人類發明照相機和攝像機以來，文化底蘊深厚的藏族文化一直是影視拍攝、創作的重要對象。根據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朱靖江的研究，早在1924年，英國電影導演約翰·諾爾就攝制了紀錄電影《珠峰史詩》，記錄了英國登山隊第三次攀登珠峰的全過程。這是世界上現存首部展現西藏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象的電影作品。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鄧啟耀介紹，中國影視人類學先驅、被蔡元培譽為“帶攝影機的徐霞客”的孫明經，拍攝了8部《西康》系列作品，生動地再現了1939年四川甘孜、阿壩藏族的風土人情和民眾生活。這些定格于藏彝走廊上多民族社會、聚焦于本土民族工業的影像民族志，至今仍是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研究當時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珍貴視覺文獻。

  “全球化語境下藏族題材電影的文化生產，是一個跨越國界多重力量對話、博弈的文化場域。除了電影生產本身會受到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資本等方面的規約外，國內外藏族題材電影都過多地負載著所謂‘西藏問題’帶來的政治效應。”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濤說。

  青海民族大學青年學者康逸介紹，在西方導演的涉藏題材電影中，充滿了西方白人對西藏的某種東方主義的、好奇又不甚了解的敘事想象支配下呈現的西藏。“他們的目的在于表達某種政治訴求，同時滿足西方普通觀眾對奇風異俗的好奇。”

  為打破西方影視作品中塑造的“西藏神話”形象，近年來，國內出現了很多涉藏的歷史和現實題材作品，如《紅河谷》《孔繁森》《可可西里》《喜馬拉雅王子》等，為藏文化的傳播起到了“祛魅”的作用。

  紀錄片為藏文化傳播打開一扇窗

  由于劇情電影難以避免想象與建構的成分，近年來，紀錄片成為客觀、公正地傳播藏文化，直觀、真實地展示藏族生活的重要手段。

  2008年，旅英學者書云根據在江孜一年生活的體驗拍攝制作的紀錄片《西藏一年》在英國廣播公司播出后，取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先后被美國、加拿大等40多個國家訂購與播放。

  今年風靡一時的影片《岡仁波齊》本是劇情片，但在拍攝形式上與紀錄片相似，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可信度，很多人都以為它是一個紀錄片。

  近年來，隨著影視人類學在國內的興起，民族志紀錄片逐漸得到社會的關注。著名人類學學者莊孔韶曾以拍攝紀錄片《虎日》聞名，在他之后，很多人類學學者將拍攝紀錄片電影和撰寫論文作為研究的兩種不同手段，電影面向大眾，論文面向學者。

  在藏文化傳播上，民族志紀錄片擁有了越來越廣闊的前景。據中國民族博物館館員于游介紹，該館剛剛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有51部作品入圍，其中有8部是藏地影片，2部藏地影片《冬蟲夏草》《卡瓦格博》分別摘得“金收藏獎”和“銅收藏獎”。

  “講好中國故事、講好民族故事，影視人類學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觀眾們樂于接受。在藏文化傳播領域，我們要進一步努力，用影視手段展現和弘揚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蘇發祥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鮑江建議，影視和文本研究是人類學研究的兩條不同路徑，應當完全分離。“文本研究走思辨之路，要提煉出概念，上升到理論層面；影像要走具象之路，拍攝出更多具有生活質感的影片。”鮑江說。

  主位與客位之辯

  1954年，美國語言學家肯尼斯·派克提出了“主位/客位”的描寫理論，認為“主位”描寫是文化承擔者本身的認知，代表著族內人的世界觀，是唯一有權利對該文化的事物提出判斷和命名的人。“客位”描寫則是一種“他者”視野。

  2005年，藏族導演萬瑪才旦采用藏語對白拍攝的影片《靜靜的瑪尼石》問世，開創了“藏語電影”的先河。有人認為，這種電影形式的誕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改變了藏文化原來“被表述”的歷史。

  “在人類學家看來，不論是西方導演，還是國內漢族導演的涉藏題材電影，都是站在‘文化他者立場’，遵循自身文化邏輯對西藏進行敘事想象。西藏本身的聲音被湮沒在強大的外界認知之中，沒有闡說的機會。”康逸說，“藏族導演的電影，是站在文化持有者的立場，對西藏和西藏文化進行捍衛和建構。”

  西藏大學青年學者切吉卓瑪認為，“主位”視角的作品其出發點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對藏族收視群體而言，更期待真正深入藏文化核心，能夠反映復雜現實、表達普通人的困惑與訴求的影視作品。

  在這次論壇上，與會學者也對萬瑪才旦等提出了批評和擔憂。“萬瑪才旦影像表現出明顯的單邊敘事特征，即只對本族群文化單向度的弘揚。如果過度強化這種以自我族群為中心的文化認同方式，會發展為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阻礙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張濤說。

  在影視人類學界，源于“分享人類學”的參與式影像記錄方式，逐步打破“主位”與“客位”的界限。以“鄉村之眼”項目為代表的“村民影像”活動，讓村民來拍攝自己的生活，產生了一系列兼具學術性、地方性知識和社區教育功能的紀錄片。

  “把攝像機交給作為文化持有者的族人內‘村民’，就是希望獲得民族學紀錄片的‘主位描寫’。”四川大學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博士朱晶進說。

  但朱晶進也提醒，對于這種創作方式不能過于迷信。“在地居民擁有絕對的自由完成民族志電影的制作，和那些純粹由外人制作的民族志電影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即單聲道表述的方式，只是其中表述觀點的主體由外來者變成了在地居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