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于43歲的電影導演常征來說，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因為由他編劇和執導，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等主演的推理片《引爆者》在全國公映。

對于狂熱喜歡詩電影，視前蘇聯電影大師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為精神偶像的常征來說，《引爆者》這部電影有著重要的意義，2001年他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后，雖然也拍攝了像《馬文的戰爭》這樣評價不錯的家庭倫理片，但更多的時候，常征被窘迫和困頓的生活擠壓著，他渴望能夠拍攝像塔爾科夫斯基執導的《鏡子》這樣的詩電影，但這個時代并沒有給他施展才華的機會。在漫長的等待和蟄伏中，他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向，就是關注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電影《引爆者》是他“命運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這部影片在媒體場提前放映時，頗受媒體記者們的喜歡。

在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常征很坦誠地說，在《引爆者》的主人公趙旭東的身上，有著自己的生活影子。

命運問題構成我的三部曲

記者：您以前拍過家庭倫理片《馬文的戰爭》，感覺風格跟現在的《引爆者》有很大的不同，您能講講創作風格上是如何轉變的？

常征：其實這中間有思考，也有傳承。年輕導演剛畢業不久，肯定是從家庭劇入手，因為成本低，但其實在《馬文的戰爭》中也體現著我對電影的認識。隨著一個導演的成熟，他對于電影應該會有更加深入的認識。我覺得，作為一個作者，電影一定是從自己心里流淌出來的東西。

《馬文的戰爭》中有一條內在的線，就是人的命運。從電影學院畢業這么多年，也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機會，但我一直在思考，我對電影有什么樣的認識？如果有一個機會的話，我到底想表達什么？我在后來漫長的等待歲月中，找到了自己創作的母題：就是在變動的社會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命運以及他的抗爭。當我找到了這個主題后，“命運三部曲”就慢慢地成型，《引爆者》就是第一部。

每一個演員都是第一人選

記者：是什么啟發了你想拍“命運三部曲”的想法，這跟你自己的生命體悟有什么關系？

常征：“命運三部曲”是一個逐漸融合的過程，它有感性的認識，也有理性的思考。感性的認識就是你對這個時代，包括對自身的那份觸痛的感知，這種觸痛其實也來自于你自己的切身感受。

在這個紛繁的時代，一個剛畢業的學生，一定是得不到什么資源，會有無力感，你會想，作為一個導演，你到底是想干嗎？或者說你到底能干嗎？其實你自己跟你筆下的這些人物都是有關聯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引爆者》中段奕宏飾演的炮工趙旭東說出的“我的命運我自己說了算”，這句話其實就是我自己內心的表露，是我自己想借這個角色說出來的話。

我在念書的時候，我是“詩電影”的擁躉，甚至我覺得，我只承認詩電影才是電影。我的精神之父是前蘇聯電影大師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結果發現，一畢業，要想在銀幕上寫詩，現實中是沒有飯吃的，會很痛苦，于是就有很漫長的精神危機歲月。直到兩三年前，我都覺得，我可能自己這輩子都完了，沒有機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人該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看到這里，我的心一震，想起另一句話，“所有的哲學問題到最后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道路問題。”所有的道路問題到最后都是命運問題，所以就構成了我的“命運三部曲”的由來。

記者：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山西大同，你們還專門去山西采風，還把晉劇的曲子放到電影中，您能談談這中間是如何逐漸形成電影的最終風格的？

常征：其實在采風前，我坐在書桌前，就清楚地明白，趙旭東這個人物最后一定要面對惡勢力抗爭，并且取得勝利。我希望讓人看到正向的東西。

我們到了煤都山西大同。大同也是古代王昭君出塞的地方，這里有中國北方的蕭瑟和凜冽以及背后的那種看似絕望，又孕育著希望的氣象。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千百年來之所以歷經苦難而生生不息，這種生命力就來自于人天然的生存欲望以及活下去的堅韌。我要把這種堅韌放到電影中。采風過程中發現晉劇非常貼合影片的風格，它有高亢的旋律，很符合趙旭東跌宕起伏的心情，于是就嘗試把它用來當背景音樂，很貼合。

記者：這部電影的演員如段奕宏、余男、王景春、成泰等，都是實力派演員，尤其是段奕宏，剛剛贏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您是如何說服他們來參加演出的？

常征：在選演員上面，我們真的非常幸運。基本上每個演員都是首選。我們的制片人問我，趙旭東你想找誰來演，我說，第一人選是老段。女的呢？我說，余男。結果兩個都嗑著了！我跟老段不熟悉，最早有印象是他在話劇《戀愛的犀牛》中的表演，他是一個天才演員。后來看電影《白鹿原》，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好。一開始找余男還有些忐忑，因為她的角色并不是“大女主”，她是一個被動的角色。余男不管是體態還是韻味，都有東方女人很少有的那種風范，她有很神秘和性感的一面。她的神采和氣質是能夠壓住片中飾演的蕭紅這個角色的。

非常感謝王景春，他以往演警察很多，他在本片中飾演的徐峰是一個配角，所以他一開始一再地拒絕了我們，但是我們的制片人鍥而不舍地邀請他出演，可以說是“再三懇求”，最后感動了景春。

我跟成泰燊合作過，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的表演尺度有多大。他在生活中是一個修行者。我覺得在表演上，他是在大善和大惡之間轉換做得最好的演員。他自己是中戲導演系畢業的，素養很高。我們在審美上非常接近，都深深喜歡塔爾科夫斯基的《鏡子》，聊起這部電影，我們都是滔滔不絕。我很清楚他表演的邊界在哪里！

還有余皚磊。我覺得他是中國電影界演反派的天才演員，也是一個被低估的演員。

記者：既然你把自己看作是電影作者，那你想通過《引爆者》這樣的電影，建立什么樣的電影美學風格？

常征：《引爆者》之后，我要探討的就是想建立自己的電影美學。我想把“詩意現實主義”跟“中國類型電影”做個融合。如果從文本而言，我覺得“詩電影”才是電影的最佳方式。但現在我也慢慢意識到一點，就是電影并沒有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之分。電影其實就存在一種方式，就是敘事的可能性。如何把故事講得更加精彩，是很重要的，這個精彩程度可以是詩化的，也可以是小說化的。我們知道詩歌其實是意象的連接，這跟電影的蒙太奇剪輯很像。而戲劇則是在敘事上不斷地升級，關鍵是你用什么樣的方式來講述故事。總有一天，我們這些導演要跟自己心目中的動作片偶像如吳宇森、杜琪峰等正面對抗。你可以在聲望上差一些，但是在電影的美學和格調上，不能輸。

我是敢于說自己是藝術家的人

記者：你是如何看待“電影奇觀”這個詞，拍攝過程中的難度在哪里？

常征：電影中的“奇觀”分兩種，一種是視覺奇觀，一種是故事奇觀。我自己認為，《引爆者》在劇作上達到了好萊塢同類題材中等偏上的水平。就是因為我們在“三幕劇”的掌控上還做得比較圓滿。我覺得在國內，這部電影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拍攝上，難度當然很大，但我最后都扛下來了。有些難度來自于技術，但這些技術問題，隨著你掌控的資源變大，就變得不是問題了。拍電影最關鍵還是你的創意，電影永遠都是創意的問題。技術永遠都是服務于你的電影美學的。

這其實涉及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導演的使命是什么？導演其實是一個提供方向的人，他在電影美學和觀點上應該是自覺的。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很羞澀，很難說出“我其實是一個導演，是一個藝術家”這樣的話，但我是極少數敢于說“我是一個藝術家”的人。或者說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藝術家”的人。前兩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塔爾科夫斯基的電影《雕刻時光》，我依然熱淚盈眶。塔爾科夫斯基說，創作的才能是天賦的，我們每個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們都希望在藝術中找到自己的信仰。

我覺得，當我看到這句話還能熱淚盈眶的時候，我就還是當年的那個電影少年！

記者：對于有追求的電影導演來說，長期的蟄伏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也是這樣嗎？

常征：一路走來有太多坎坷！有太多委屈，當然金錢上的窘迫也是非常煎熬的。我基本上是在這幫同學中最窮的，10月12日凌晨，青年導演胡遷自殺，我唏噓不已，他是我的師弟，我們在年少的時候，生活困窘，這是最大的坎兒。李安當年在家里做了6年的飯，我幾乎是做了16年的飯。

記者：拍攝《引爆者》這樣的商業動作片，是你對藝術的一個妥協嗎？如果影片票房成功了，你會如何？失敗了，你又會如何？

常征：我在兩三年前就覺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成為不了像塔爾科夫斯基這樣的電影藝術大師，這個時代也不允許。所以就認清自己的命運，就是當瀝青，做一個中國商業電影的鋪路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個也談不上是妥協。

我希望自己這個階段的創作，能夠在電影工業中贖買未來的創作自由。當有一天我能夠拿到華誼優質的資源，我也許就能拍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電影。這個只能隨緣。

我記得以前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過一句話，“如果真的一輩子沒有機會，那我就做一個認真的關注者，在底層，肩負起所有的沉重和堅定不移；如果有機會，就好好去拍電影，一步步實現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