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詩人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詩歌和戲劇批評方面都頗有建樹。他發表的小說批評不多,但其意義不可小覷,最有名的一篇當屬1750年3月31日發表于《漫游者》第4期的《新現實小說》。因有感于《藍登傳》和《湯姆·瓊斯》出版后大受歡迎,約翰遜寫下了這篇文章。這是一篇了解約翰遜對小說的看法的關鍵文獻。

“新小說”貼近現實

在這篇文章中,約翰遜首先提出上述作品的出版表明已經出現了新的小說類型。早先的小說是可以稱之為羅曼司喜劇的小說。這一類小說的“職能就在于無需費盡奇巧而能引出真實的事態,無需借助奇跡而能永葆讀者的興趣”。但是羅曼司喜劇小說也有缺陷,約翰遜引用其他學者的話將其展示了出來,“若是將隱士與樹林、打斗與海難從他們的書中清理出去,幾乎所有的內容都會消失盡凈”。

“小說所展現的是生活的真實樣貌;它的形色多寡,無非取決于每日上演于人世間的事端。”這里,約翰遜強調的是“真實”。他曾說,“小說的合理要求就是傳播真理”。通過《藍登傳》和《湯姆·瓊斯》這兩本小說,他發現現代的小說家不再像以前那樣寫作了,他們寫的是一種新小說。這種小說要求小說家“從廣結知交、人事往來中獲取人生的閱歷,學會精細入微地觀察世事”。這兩本小說都集中于描寫主人公的人生閱歷。《湯姆·瓊斯》自湯姆·瓊斯的童年講起,令讀者的心一直懸到了矛盾的解決。“湯姆·瓊斯容貌出眾,生氣勃勃,我們每個人都喜歡認識這樣一個熱情的朋友”,英國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這番評論更能讓我們相信《湯姆·瓊斯》這部小說的寫實性,從而更能理解約翰遜的“真實”。《蘭登傳》的主人公則過著一種粗獷而兇險的海上生活,在其中,他歷練世事人生,最終抱得美人歸。

約翰遜所說的“真實”已經超越了“逼真性”也就是作品與現實之間的一致性。他的這種“真實”幾乎等同于“真理”,所以,關注小說的道德功能就是必然的結果了。約翰遜認為新小說起著指導行為和引導人生的作用。新小說因為接近生活,所描寫的人物有些就是“等同于世上的人”,他們“遭受與世人相同的命運”,是讀者可以模仿的。

作為西方古典文藝理論流派的繼承者,約翰遜相信藝術的本質是對自然的模仿。這種模仿理論源起于柏拉圖,在浪漫主義興起之前,一直是西方文藝理論的主流。約翰遜是模仿論的信奉者。他在評論莎士比亞的時候就說,莎士比亞勝過所有其他作家之處,至少勝過所有現代作家之處,在于他是表現自然的詩人,他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塊忠實地映現社會風俗和人生景象的鏡子。在評論小說的時候,他依然遵循古典主義關于藝術模仿自然的原則,認為小說模仿的是現實人生,而現實人生也可以模仿小說。新小說中的人物不再像羅曼司喜劇小說中的人物那樣都是遠離現實生活的傳奇,是讀者難以模仿的人物。這種新小說,簡直就可以稱之為“貼近日常生活的個人歷史”,它的作用和效果要超過道德宣傳和日常生活中的講道理。而喜歡閱讀新小說的年輕讀者社會閱歷淺,難免會心儀模仿書中的人物。小說人物對讀者的影響大,所以,讀者所受的益處與害處就完全取決于小說中的人物的塑造。

小說應“寓教于樂,寓樂于教”

約翰遜認為小說家如享有選擇人物范例的自由,也應該“展示其中最佳的”。具體地說,小說的目的首先可以是教誨讀者免于以身犯險,其次可以教會讀者躲避現實生活中小人設計的陷阱,從而讓讀者既能夠自保又不違反道德規范。根據道德標準,約翰遜認為小說中刻畫人物時要格外注意,有些人物根本不值得出現在小說中。這樣的話實在是明察世事的智者之語,不禁讓我們想到目前流行于坊間的一些描寫強者、巧者的小說,小說中的人物人情練達,玲瓏八面,一心追求所謂成功,其實道德感十分薄弱。

當然,模仿自然的創作也不是沒有漏洞。有一些作家為了表現自己遵循自然,就會創造善惡兩種品質融合的人物。刻畫這類人物本身并沒有錯,但是小說家往往對善惡的比例缺乏把握。有時其筆下的人物竟然會讓讀者善惡難辨。此外還有的小說家刻畫人物時賦予人物高絕的才情,這一小點才情常常會使讀者忘記人物的罪行,而欣賞起人物來。當然最需要駁斥的還是第一、二兩種情況。對普通讀者來說,這兩類人物是最具有迷惑性的,因此也是危害最大的。在《新現實小說》一文的結尾,約翰遜說小說家要把“美德以最理想的形式展現在世人眼前”,要灌輸給讀者一種信念,美德是知性最高的證明,是偉大人格唯一堅實的基筑;而邪惡則是思想狹隘的自然結果,它以錯知錯覺開端,以名聲狼藉收場。

文學批評采納道德標準在西方由來已久,柏拉圖即從這個角度批評文學。不過當時的文學體裁主要是詩,所以柏拉圖論述文學的著眼點也是詩。約翰遜的文章開頭就引用了古羅馬文學批評家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詩藝》里的一句詩“寓教于樂,寓樂于教”。這句話很好地點明了約翰遜《新現實小說》的主旨。

約翰遜的意思是文學創作需要關注問題,并且這種關注要含有教育意義,故事的寓意要先于故事而存在,作家要以具體的情節來說教,把寓意說出來。最好的情節設計大概就是在故事結束時惡人得到懲罰,好人得到報償。這是一種理想的正義,隨著文學觀念的變化,這種理念就顯得落伍了。甚至還有其他英國文學評論家認為一部小說的道德是與它的藝術成為一體、不可分離的,像約翰遜那樣強調說教其實是一種偏差,是不可取的。

當然,就后來作家、批評家們對道德在小說創作中的地位問題的討論發展來看,約翰遜的觀點還不是很精細。因為雖然他認為小說寫作要考慮道德問題,但對具體應該怎樣做,他的論述顯得比較粗放,只是很概略地討論了小說家寫作時要給讀者人生指導,而塑造小說人物要有幾個方面的考慮。至于具體該怎樣寫才會對讀者產生最大的道德教誨,則是19世紀的后來者,如愛德華·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等人的事情了。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