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學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20世紀80年代敘事學從西方傳入中國學術界，經歷了短暫時間的“火熱”很快便被文化主義浪潮所湮沒，但依舊有一批學者成為其忠實的堅定者，王彬便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做敘事研究不能忽視本土文化觀念，一方面要繼承本土根脈，同時也要融通西學，站在中西學術的節點上創建本土話語體系。因此，“中國敘事學”應該立足本土、放眼域外、貫通古今，在此基礎上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敘事話語體系。他的敘事學研究便踐行了這一觀念，在1998年出版的《紅樓夢敘事》中發現我國獨特的敘事法則后，今年出版的《從文本到敘事》一書中，他立足于我國名著《紅樓夢》的敘事法則，結合外國文學、古今文學作品來闡述中國文學作品的“講故事的奧秘”。

一、文學文本基礎上的理論建構

學界對“敘事學”這一理論定義眾說紛紜，但都有一共同點：將敘事學看作對敘事文本內在形式的科學研究。這即表明，敘事學是研究敘事性文本的科學，是與文本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敘事學理論的建構必然要以文本為基礎。

從本書書名《從文本到敘事》即可看出，王彬的敘事學研究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礎上。他每一步研究都不曾脫離對已有的文學文本的分析，在引大量的經典作品為例的基礎上，論證了小說敘事的各類成分，以及成分間的關聯，提出了諸如：“敘述集團”、“第二敘述者”、“動力元”、“清晰或模糊的場”、“漫溢話語”等新的理論觀點。

本書總共十章，每一章中作者都援引大量的文本為例進行論證，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現當代文學作品，到外國經典小說，都成為其理論支柱。 在這眾多文本例子中，又以中國古典文學文本為主，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幾乎每一章中作者都在《紅樓夢》的敘事結構中找到了該章理論的體現，以下簡舉兩例：（一）在第一章敘述者中，作者提出《紅樓夢》與《喧嘩與騷動》的敘述者皆分解為“敘述集團”，但二者又存在些許不同，并對這一不同進行了詳細解析，在中外文本敘事策略的對比分析當中，提出了“敘述者解構為敘述集團”這一新理論，對以往敘事理論進行了補充，填補了理論空白。（二） “聚焦”一詞是熱奈特在討論“perspective”（透視）時刻意摒棄“視角”一詞而獨造的“focalization”（聚焦），敘述與聚焦是小說的組成部分，二者一個是“講”一個是“看”。第三章中作者分析《紅樓》劉姥姥進榮國府時以劉姥姥聚焦形式出現，但實質仍是敘述者在講述，提出敘事作品總是講的人永遠落后于看的人，聚焦在先，敘述在后，將其稱為“滯后敘述”。

通過剖析中國名著，透視中國小說敘事經驗，總結敘事模式與技巧，對中外小說敘事技巧的不同進行探討，建構起了一套在文學文本剖析基礎上的理論系統，這對推進敘事學的本土化進程具有重大意義。

二、敘事理論的本土化轉化

中國敘事文學的發展遠遠早于西方，而中國在敘事理論的建構上卻晚與西方，甚至是撿別人嚼過的甘蔗，是對西方敘事學的學習和模仿。中國學者也意識到，中國的敘事學研究應有自己的特色，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不能將自己的文學視為“他者”應建立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本土敘事學，在探索普遍的敘事規律時，就不能像西方學者那樣只盯著西方的敘事作品，而應更注重自己的本土資源。作者在該書序言中就明確指出，一方面要繼承本土根脈，同時也要融通西學，既要梳理傳統，也要梳理當下敘事經驗，從而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國本土話語的體系。

理論自覺意識與中西比較意識是敘事學本土化的動力，理論自覺意識是本土化的內在動力因素。作為敘事學理論的后學者，中國敘事學的本土化必然是建立在西方敘事理論的擴充與填補上。王彬在該書中，從對本土文學文本的分析出發，豐富了已有理論體系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構造。該書沿襲了敘事學研究的基本語法，主要從敘述者、動力元、時空、話語四個方面對已有理論自覺地進行了擴展，在敘述者研究中提出了第二敘述者；動力元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敘述者動力元、人物動力元、語句動力元；在時空中提出了“時間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場”等新概念；話語方面提出了新的“漫溢話語”理論；使敘事學在中國的發展中更加充實，更貼近中國文學文本的敘事策略。

中西比較意識是敘事學本土化的外在動力因素，是驅動其漸進的深刻動力。王彬在該書中立足于本土文學作品的剖析，在強烈本土意識與歷史意識上、與西方同類敘事文本的對比中發現新的敘事結構、敘事策略，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敘事理論，站在中西學術的節點上，創建了本土的敘事話語體系。

經濟的全球化讓世界各國距離縮短，同時也讓各國文學有了更近距離接觸。中國文學的發展曾出現過“全盤西化”的錯誤觀念。而今，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意識到，向域外學習優秀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是必要的；同樣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本土文化，也應學習自己的傳統文化。王彬認為這就需要梳理出中國自己的敘事經驗，早在《紅樓夢敘事》一書中他就將西方敘事學與中國傳統考訂方法結合，突破以往傳統研究的局限為我們提供一個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范本。而在本書中，他更是立足于中國本土，分析中國小說的敘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對西方小說的對比分析，在建構中國自己的敘事理論的道路上進行了探索，也為后來者提供了可借鑒的思路與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