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坎尼米耶

莎士比亞說人生是一場戲劇，世界是一個大舞臺。舞臺上有不同的角色，但是相同的是多數人要經歷七幕人生——從嬰兒到學童、少年、情竇初開時、中年、暮年，再到垂垂老矣，回到如嬰兒般的階段。庫切的作品就總會讓人想起人生的不同階段，比如他的《耶穌的童年》《耶穌的小學時代》《男孩》《青春》《夏日》和《慢人》，單是名稱就會讓人聯想到人生的不同場景。庫切曾在《雙重視角》中說過：“從廣義上講，所有的寫作都是一種自傳：不論是文評還是小說，你寫的每一樣東西在被你書寫的同時也在書寫著你本人。”但是不能否認，與小說相比較，自傳可以給作者更大的空間來裝飾事實的真相。這時，第三方的傳記可能會更大程度地還原事實，填補真空。

庫切是一個特別注重自己私人空間的作家，他不喜歡談論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不愿意接受記者的采訪。南非的某位記者在庫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在報紙上寫了一篇報道講他的私事，而非他的文學成就，原因就是庫切拒絕接受他的采訪。庫切也不喜歡參加頒獎活動，他兩次獲得布克獎，都未親自去倫敦領獎，為此，人們一度猜測他可能也會拒絕出席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但是庫切對于真誠的庫切研究者，會坦誠對待，并盡力提供支持。筆者因為翻譯和研究他作品多年，一直與他保持密切聯系。2007年，筆者親赴澳大利亞，與他討論關于撰寫有關他評傳的體例并請他授權使用一些歷史圖片等。對此他都非常配合，特意從自己相冊中的老照片中選了不同時期的個人及主要家庭成員的照片，掃描以后發送給筆者，并明確說明其中大部分從未向世人公開過。出于對庫切的尊重，筆者在出版的傳記中，一直避免觸碰任何庫切的隱私問題，撰寫的首要原則是從他發表的文本出發。

2013年，庫切來中國參加為期一周的中澳作家論壇，向筆者提到過去在南非高校的同事J.C.坎尼米耶教授寫了一本700多頁的關于他的傳記。 浙江文藝出版社決定買入版權，并和庫切敲定由我來翻譯該書。拿到樣書后，我發現，該書的章節分布與我已經出版的評傳是一致的，不同之處是，我的庫切評傳以文本為出發點，落點是指涉庫切；而J.C.坎尼米耶的《J.M.庫切傳》以訪談和信件為基礎梳理庫切的生平，事件更加詳實可靠。閱讀該書，就像看一幅卷軸畫，從打開部分看到的景致已經令人流連忘返，然后又有更多的風景與人物，讓觀畫者不斷點頭稱是。J.C.坎尼米耶的這本庫切傳記里也有一些讀者和學者希望更多了解的內容，比如婚姻的破裂、兒子的英年早逝、對女兒婚姻的不滿等，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作者介紹這些內容的目的并非暴露小道消息求關注，而是希望通過背景的介紹，讓讀者了解庫切文學作品創作的一些情感起源。

說到庫切的七幕人生，也許有人會產生質疑，因為對于一位仍在世的作家而言，他人生的第七幕似乎還未落下。其實，這“第七幕”已經在他的小說《慢人》中有所體現。該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自行車騎行愛好者，因為車禍而被截肢，不得不依賴護工的照顧、應付不能自理的尷尬生活。換個角度看，庫切的自傳體小說《男孩》《青春》和《夏日》展現了亞里斯多德式的人生的三個階段。《男孩》描述的是10歲至13歲的少年在南非的生活。《青春》講的是二十幾歲、從南非跑到倫敦做計算機初級程序員的青年所感受著的青春彷徨； 在《夏日》里， 庫切開始回望人生，那個著名的作家庫切已死，一位年輕的英國作家為了給他寫傳記，像福爾摩斯一樣探究著他不為人知的中年。這三本書有相同的副標題—— 外省人生活場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這體現著庫切的一種嚴重的“外省人”情節。“外省人”作為一個文化概念，緣起于巴黎，最初指的是居住在巴黎市區之外的人。在庫切看來，與占有文化主導地位的西歐以及北美大都市相比，南非是外省，南非的文學是外省文學，他以此來界定和標記自己的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敏銳的作家，他擺脫了外省人的自卑，正如《J.M.庫切傳》中介紹的，他認識到“外省文學不一定就是渺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時代的俄羅斯文學就是外省的，但同樣是重要的。外省主義還有許多其他可以發揚的地方”。也正是如此，庫切在后期的作品中已經逐漸超脫了國家與民族的界限，著眼于普遍的、人類的生存狀態的本源思考。《耶穌的童年》與《耶穌的小學時代》就是非常有效的例證，它們啟發讀者思考人的出生與教育這兩大基本問題。在目前全球化的時代，“外省人”的問題普遍存在，對于北京這樣的大都市，無數的“外來人口”是“外省人”；對于美澳加等移民國家，無數的移民是“外省人”； 對于當下的歐洲，眾多的難民是“外省人”。“外省人”如何擺脫自卑與恥辱的烙印，他們需要自強自力，同時也需要“大都市”的接納。

與讀庫切的小說不同，讀《J.M.庫切傳》時，如同薄薄的面紗已經被撩開，讀者可以從詳實的資料中看他如何一步步從南非小城的市郊走出，在雙語小學求學、去文化宗主國英國尋根，到當時還敞開胸懷的美國尋找自由，游蕩于歐美各文化同源國進行精神的追索，最后來到他大學時代導師的母國澳大利亞，一個同南非一樣處于南半球的國家。此時的庫切已經不是那個南非鄉間的少年，而已經成為一位世界知識分子，用他的文字探究人生的真諦。作為自己人生的導演，他已經在《夏日》中讓自己的人生大幕落下，“死而后生”的每一天，都是借來的，他仍然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每日伴著黎明筆耕不輟，大家很好奇他是否會完成他的《耶穌三部曲》，第三本書的名字會是什么？對于這樣的問題，他仍舊保持一如既往的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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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J.M.庫切傳》出版

2017年8月，傳記作家約翰·坎尼米耶用南非荷蘭語所著的庫切傳記《庫切的寫作人生》（J.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有了中文版《J.M.庫切傳》。

該書作者坎尼米耶完成手稿后，在2011年12月突然辭世，沒能看到2012年該書的出版，令人唏噓不已。2013年赫恩斯翻譯的英文版面世。通過這本《J.M.庫切傳》，坎尼米耶替世界上許許多多庫切作品的愛好者、研究者完成了大量的人物采訪、手稿的辨認、現場的勘察的工作。

2010年11月，“庫切研究與后殖民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舉辦。會議當年距庫切2003年獲諾獎已有7個年頭，但庫切身世、內心思想情感及其寫作意圖仍然令研究者頗費思量。很多中國學者以庫切作為研究對象，而除了已經被翻譯出的庫切的作品外，中文版的研究資料十分缺乏，特別是中文版的庫切的傳記就成了閱讀和研究庫切所必需的資料。

該書譯者是我國最早翻譯庫切、研究庫切的學者之一，曾翻譯了庫切的后現代小說《福》（Foe）并出版專著《永遠的流散者：庫切評傳》。因為《J.M.庫切傳》原書是以南非荷蘭語——阿非利卡語寫成，英文版里常夾雜阿非利卡語的書名、事件、俗語等，要準確地翻譯出來，頗費一番功夫。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做了大量信息整合的工作，直接用漢語呈現出來，為中文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3月，另外一本庫切傳記，由庫切的學生、約克大學教授、批評家阿特維爾用英文撰寫的《用人生書寫的J.M.庫切：與時間面對面》（J. M. Coetzee and the Life of Writing: Face to Face with Time）也出版了簡體中文版。這些傳記為中國庫切研究者提供了詳實的資料和豐富的內容，能加深我國研究者對庫切和南非的理解，厘清庫切研究中的問題，促使我國的庫切研究再上新臺階。 （蔡圣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