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鹵簿鐘遼寧省博物館藏

鹵簿鐘上的輅

鹵簿鐘上祥云蔚繚的宣德門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是宋代青綠山水之唯一，鹵簿鐘上如此氣勢的“千里江山圖”也是銅鐘紋飾之唯一，兩件不同材質的作品，卻有諸多偶然的關連——徽宗與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圖》隔水黃綾蔡京題識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與政和八年，相關的人物以及耐人尋味的時間節點，似可構成前后相銜的兩段歷史敘事而成為畫作與銅鐘共同的背景。

中秋節后往沈陽，在遼寧省博物館新館連續參觀四個半天。與舊館相比，展陳面積擴大了許多，新近揭幕的“古代遼寧”以五個展廳的規模亮出館藏，頗有以往未曾展示的文物。行至第四展廳之一偏，驀見置于矮臺子上一口碩大的銅鐘，展品說明上寫著：鹵簿鐘，北宋，遼寧省博物館藏。

銅鐘通高1.84米，八波曲的鐘腳，鐘身由五道弦紋分隔為六層。第一層是鑄有二龍搶珠鈕（蒲牢）的鐘頂，第二至第四層鑄作鹵簿圖，便是革車、指南車、相風烏輿和乘輿亦即輅的“三車一輿”以及各持儀物的百數十人的“旗仗”和“宮衛”，其下是如同長卷的一周山水圖，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與云朵上的四組仙人分別鑄在鐘腳的八個波曲。

帝王出行的儀物制度即所謂“鹵簿”是我留心的問題之一，這一口難得的鹵簿鐘自然早在關注范圍之內。且不說它的鑄造工藝精良，紋飾繁復而準確，因成考證儀衛制度的難得實證，遍布于不同裝飾帶的建筑、山水、四神、四仙，也都引人注目。雖然它的名氣似乎不夠大，但卻不乏注意到鹵簿鐘重要價值的學者。最是夷考精詳的論述，當推王明琦《鹵簿鐘的年代研究》一文（載《遼海文物考辨》，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以“年代研究”標題，即因關于鹵簿鐘的時代，有遼代說，金代說，宋代說，至于鐘身的“大清乾隆年造”系后刻，倒是很容易判定，而據此可知它曾入清宮內府。鹵簿鐘下緣朱雀開光的火焰珠左側近口沿處，由右向左斜刻一行“右街僧官（押）宛平縣仰山院（押）”，《鹵簿鐘的年代研究》在多方舉證考訂鐘為北宋物之后，認為這一行銘文是“金代檢驗青銅器物的官員驗記刻文”；“所以流入燕京的仰山院，大體上是和遼寧省博物館藏北宋徽宗時期鑄造的‘大晟南呂編鐘’流入金代上京一樣，在北宋靖康之變，金人破汴梁，掠運到燕京的”。又以“仰山院”之名，可推知驗記刻文的年代，約當金代實行銅器驗記制度的海陵王正隆二年至金世宗賜名仰山院為棲隱寺之大定二年的五年之間。傅熹年《宋趙佶〈瑞鶴圖〉和它所表現出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門宣德門》一文，更將鐘的制作年代時代鎖定在北宋末的政和八年——鑄于銅鐘第四層裝飾帶的一座城門，凹字形平面，城樓居中，下開五門，門樓兩側以廊廡與朵樓、兩闕相連。而依宋人記載，汴京皇宮的正門為宣德樓，北宋前中期皇宮正門為三個門道，至政和八年方以蔡京倡言，據唐長安大明宮丹鳳門之制擴建宣德門為五個門道，即整個北宋“僅僅在最后九年才在汴梁宮殿中建了一座五個門道的城門，其他時間地點均無可能，所以鐘上的門樓形象應是擴建后的宣德門”（《傅熹年書畫鑒定集》，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城樓名稱既得以確定，銅鐘擇要表現的大駕鹵簿且以環形而寓出與入之意，自可與祥云蔚繚的宣德門構成完整的敘事，那么其下有類于“千里江山”的一周山水圖，也就不是純然的風景。

鹵簿鐘此番在博物館里是裸展，雖然設了一個矮圍欄，但絲毫無礙探身細看，因此每個細節都歷歷在目，鑄在鐘上的“千里江山圖”也是如此。不過既有《鹵簿鐘的年代研究》在先，則仍以照引為宜：“鹵簿鐘身飾紋第四層，凸鑄一條橫繞鐘身一周的山水紋帶。這條飾紋帶，是由三段相同的畫面相連結，構成一幅氣勢磅礴，山勢連綿的山水圖卷。就其畫面內容，擇其一段，則可窺其全貌。畫面取景作橫卷式，以六座高山前后交錯布列，成為整個畫面的中心。六座高山分前后兩排，形成一條由右向左的狹長山谷，由于前排三山的遮擋，在畫面上形成了三個空間：第一個空間，右下角有一行者趕著毛驢，將從溪上小橋走過，沿著前方的夾谷山路而去。在其右邊的山谷里，一勞作者似荷鋤而歸。在其前上方的山腳下，有一茅屋隱約可見。第二個空間，是由左面相連的三山和左面一山相對，中間出現一條斜長的

山谷，溪水沿谷底而流。左上方，有一亭式建筑倚立于左三山的山坳之前。右山腳下的溪水邊，停泊著一小木舟，景象異常恬靜。第三個空間，則是第二個空間左三山向左的延續，在畫面最左面的山坳間，亦有兩座茅屋隱現。有的茅屋頂上挑著一面小旗，是為酒肆的標志。從整個畫面看，近景是峰巒迭嶂，遠景則是山勢連綿。樹木、溪流、小橋、木舟、茅屋、酒肆等點綴其間。”“就鹵簿鐘飾紋帶所表現的山水題材來說，也具有北宋繪畫中山水長卷的時代特征。”

中秋節前，曾兩番進“宮”近距離觀看 《千里江山圖》；不意在此又與北宋鹵簿鐘上的“千里江山圖”相遇，一先一后同為政和年間物，而俱與徽宗及蔡京相關，頭腦里映像的疊加幾乎不可避免。鹵簿鐘上的山水圖，大到重崗疊嶂聯絡映帶的整體布局，小到曲澗幽溪的景物點綴，諸如溪橋、泊舟、亭閣、茅舍、勞人，更有山勢及山峰肌理的表現手法，雖然一為繪制，一為鑄造，精粗有異，繁簡有別，但二者的相似，實在一目了然，甚或要說后者是前者的簡易版，乃至前者竟是粉本亦未可知。看展廳墻壁上鹵簿鐘的拓本照片，便更可會得山水長卷的意味，且以它的循環往復而頗有江山無盡的效果。銅鐘皇家制作的性質，是沒有疑義的。《鹵簿鐘的年代研究》中說道，“若按鹵簿鐘飾紋中所表現的中心，皇宮大內的宣德門，當是作為北宋王朝的象征。而宣德樓又在政和八年改建，因此可以設想鹵簿鐘是為了在改建后的宣德樓上懸掛，作為北宋王朝的朝鐘而鑄造的”。如果這一推論可以成立，那么它與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正可相互發明。王希孟 《千里江山圖》是宋代青綠山水之唯一，鹵簿鐘上如此氣勢的“千里江山圖”也是銅鐘紋飾之唯一，兩件不同材質的作品，卻有諸多偶然的關連———徽宗與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圖》 隔水黃綾蔡京題識起首即云“政和三年閏四月八日賜”)與政和八年，相關的人物以及耐人尋味的時間節點，似可構成前后相銜的兩段歷史敘事而成為畫作與銅鐘共同的背景，共同的政治寓意或也隱然在其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