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并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新理論，中國藝術（或文藝）的發展實際上從黨的十八大召開（或自2013年）時起就已經置身于這個“新時代”了。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同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的發展狀況相比，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樣，誠然自有其特殊規律或不平衡方面，但從根本上說，在總體上還是與中國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狀況相一致或相互共振的。有什么樣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總體上就應當有什么樣的藝術與之相適應或大體適應（誠然其中的不平衡或偶然因素也應重視）。由此，準確理解和把握這個新時代五年來中國藝術發展的特點并展望其未來趨勢，對于繼續推進新時代中國藝術創作、理論、批評和人才培養等環節的工作，就十分重要了。

理解業已置身于新時代之中的中國藝術（以下一律簡稱為新時代中國藝術），首先需要就概念問題略加梳理。新時代中國藝術，與中國藝術新時代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同。中國藝術新時代是指中國藝術本身已經進入一個足夠新的發展時段，其突出的表現在于藝術媒介、藝術體裁、藝術形式、藝術形象、藝術思想、藝術情感等幾乎各方面都呈現出足夠新或全新的要素，以致有時可以從中拈出某些要素來簡明扼要地指稱一個藝術時代的特征，例如人們習慣于用唐詩、宋詞和元曲分別指代唐代文學、宋代文學和元代文學所具有的時代特征。而新時代中國藝術，則不過是指新的社會發展狀態對藝術發展發出新要求，也就是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狀態時要求藝術做出能動的反響。梁啟超發動“三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以來的中國藝術史，往往突出地表現為時代的演變、巨變或轉型導致藝術發展出現巨大轉折。現代中國藝術史的特定歷程告訴我們，往往首先是社會發展對藝術發展發出需要或召喚，迫使藝術內部做出變革，從而使得藝術成為社會進入新時代時的藝術反響。至于藝術新時代本身的完整呈現則要緩慢得多：往往首先是社會的時代精神作用于藝術并迫使其發生變革，進而才緩慢地誘使其藝術媒介、體裁、形式、形象及體制等要素逐漸發生這樣那樣的深層次變革。盡管如此，相信新時代中國藝術終將迎來中國藝術新時代，或成為通向它的有力臺階。不過，就眼下來說，當務之急還是首先嘗試理解新時代中國藝術的新趨勢及其新特征。因此，這里主要是在社會發展進入新時代而對藝術發展提出新要求的意義上，使用新時代中國藝術這一概念，并且盡力簡賅地描述這個新時代所賦予藝術的一些主要特征。

首先應看到，中國藝術獲得了新的時代角色。新時代中國藝術的特征，突出地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當前中國藝術發展做出新規范或賦予當前中國藝術發展以特定的時代角色：當前中國藝術應牢牢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沃土之中，并且成為它的充滿審美魅力的象征性形式。這個新時代的突出特點之一在于，與“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相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中國夢”成為國家發展目標及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并相應成為中國藝術家的藝術表達的核心主題。與此同時，“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文藝高峰”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當前中國藝術家的自覺追求。倘若脫離這個新時代的高標準和新要求，就必然無法準確地和完整地把握當前中國藝術狀況的根本點及其新的發展趨向。由這種社會發展上的新時代視野回看近五年來中國藝術發展，可以看到，《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北平無戰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電視劇，《戰狼2》《湄公河行動》《智取威虎山》等電影，都已經成為傳播這個新時代之時代精神的激動人心的號角。特別是今年上映的影片《建軍大業》，并沒有簡單地就事論事地只講述南昌起義事件本身，而是以大歷史視野在上下前后左右一連串歷史事件鏈中去處理該核心事件，例如大幅度增強毛澤東在這一特殊歷史事件中的歷史性地位和作用，凸顯其“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黨指揮槍”等思想對后來中國革命歷史的深遠的歷史性作用。試想，假如沒有毛澤東毅然獨自返回湖南領導農民起義的獨特道路選擇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就不可能有與朱德部隊的井岡山根據地會師一事，也就不可能有南昌起義后來所發生的深遠的“第一槍”的歷史性意義。而這種顯著的美學調整策略，恰恰出于當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講述現代革命史故事的新要求。

還應看到，傳統根基得以樹立。進一步考察新時代中國藝術的特征可見，過去長時期受到忽視的中國文化傳統元素已成為當前中國藝術的倍加重視的鮮明特質了。五年來中國藝術界的又一顯著變化在于，首次明確地以“文化自信”的姿態去吸吮本土文化傳統的源頭活水以及“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不妨重溫這些論述：“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這意味著重新激活和回溯幾千年來中國古典藝術與美學傳統，并讓其成為新時代中國藝術的導引。相應的，“中國精神”“中國文化基因”“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等與中國文化自信及中國傳統緊密相連的思想，成為藝術家和觀眾所同時秉持的自覺意識。這只要約略提及近年來《中國詩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民歌大會》等節目在中國傳統領域的深入人心的傳承效果就行了。

再有就是確立“深扎”原則。理解新時代中國藝術，還應看到，過去長期堅持的藝術的生活源泉這一基本原則已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確立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這一藝術創作的指導思想。藝術家們認識到，只有深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熱潮去體驗，也就是緊貼億萬人民群眾的新的生活“活劇”去創造，才能真正尋到中國藝術的深厚源泉及其根本的人民性特質，從而才有可能創作出名副其實地以人民為中心的藝術精品。《父母愛情》《老農民》《馬向陽下鄉記》《溫州一家人》等電視劇，《中國合伙人》《親愛的》《百鳥朝鳳》《搬家》等影片，都是發自當代中華大地普通人生活的新的審美創造。

藝術精品的“三精統一”標準也引人注目。說到藝術精品，這個新時代中國藝術終于明確了“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這一以“三精統一”為標志的藝術精品標準。“三精統一”命題與過去引發質疑的“三性統一”（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統一）相比，從藝術美學上捋順了藝術精品的內在邏輯標準：思想精深成為藝術精品的精神統領指標，藝術精湛則是藝術精品的感召之源指標，制作精良屬于藝術精品的品質保障指標。這樣的新闡述，為藝術家、藝術企業家及藝術管理者等做好藝術精品保障工作，為觀眾欣賞藝術精品提供了有力的可操作的理論依據。同時，為了實現這種“三精統一”標準，就必須堅持藝術創新與藝術原創這兩個基本方向。只有藝術創新，才能滿足觀眾的日益增長的新的審美與藝術需要；只有藝術原創，才能在藝術史鏈條中打造出新的鏈環而非僅僅滿足于重復前人。再有就是“扛鼎之作、傳世之作、不朽之作”這一“三作”標桿的提出，及時回答了藝術界有關何為藝術精品的普遍性高度關切：“扛鼎之作”應是那種及時回答當今時代社會重大或敏感問題的不可多得的超級力作；“傳世之作”則成就更高一些：它應當是那種既成為當今時代標志而又可傳諸后世的具有跨時代意義的非凡力作；“不朽之作”無疑屬于最高級：它應當是那種可以流傳久遠乃至流芳百世的稀世杰作。這種“三作”標桿無疑十分高遠，但正是它的提出讓當代中國藝術界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

長期困擾中國藝術界的藝術的精神性與商業性的關系問題，得到明確回答。這個新時代中國藝術的另一特征在于，首度準確回答了藝術的精神品位與商業性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當代中國藝術發展需要市場，需要遵循經濟規律和市場行情，從而藝術品難免體現出商品屬性，與資本、金融等因素發生這樣那樣的必然聯系。而這正是這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所無法避免的和必須借重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去考察，當代中國藝術無疑更需具有必備的精神屬性或品質，特別是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的導向或制約作用。這就明確要求藝術家自覺地以堅決不做市場的奴隸的姿態去抵制流俗、庸俗和媚俗，自覺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從而在客觀的社會效果上成功實現藝術創作和藝術生產的社會風氣的一次大扭轉。

要理解這個新時代中國藝術的特征，還需要看到，“德藝雙馨”這一藝術家隊伍建設標準以及藝術理論批評的不可或缺作用等方面受到高度重視。但僅僅從這些不完全概括的方面就足可見出，2013年以來至今新時代中國藝術同過去相比，確實一舉而實現了精神振奮、風氣扭轉、氣象一新、生機再現。當然，上面所說主要就新時代中國藝術的主流來看，但實際上的新時代中國藝術中既有主流也有支流，既存在中心也存在邊緣，應當有其多樣化、豐富性和復雜性狀況，需要更全面而深入的具體分析。

總結新時代中國藝術的特征固然必要，但相對而言更加要緊的，畢竟還是如何面向未來，即如何把握新時代中國藝術的未來。而新時代中國藝術的未來又是同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未來這一整體緊密相連的：既是它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整體過程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對這個整體過程本身的富有審美魅力的象征性形式。

由此，新時代中國藝術正在面臨一系列新挑戰或新課題：首先，需要以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去象征新時代中國人的身體與精神狀況。既然新的社會發展時代已經明確了其總任務，那么中國藝術就需要深入這種新生活中去體驗和表現人民的建設熱忱和發展愿景。其次，具體地說，其中一個重要而又迫切的新任務是深入理解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業已轉變的社會主要矛盾在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按我的初步體會，這個有待于深入理解的新矛盾的核心點在于，一方面是人們的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愿望越來越旺盛，這固然是來自人們與自己的往昔生活水平相比，更來自于與同一世界的先進國家生活水平相比，從而體現出開放時代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愈益高漲的高標準；另一方面則是物質生產水平和精神生產水平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群體差異、個體差異及國際差異等的繼續存在或加劇，也就是社會發展中的種種差異依然存在。確實，帶著美好生活的中國夢去放眼日常生活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勢必會激發起種種精神或心理層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體驗，進而會推演出無數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人生“活劇”，從而為藝術家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假如這種新矛盾必然貫穿于13億人民的日常生活過程之始終，那就勢必成為藝術家創作藝術精品和人民群眾欣賞這些藝術精品的不竭的精神原動力。再次，創造出足以成為這個新時代的象征形式的藝術精品或藝術杰作，增強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未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文藝高峰”，必然需要和期待有真正的“扛鼎之作、傳世之作、不朽之作”問世，成為這個激動人心的新時代的標志。最后，特別要緊的一點在于，讓中國藝術真正走出去、立得住和叫得響，產生真正能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等地位和聲譽相匹配的一流藝術精品及其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品牌效應。特別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文藝高峰”雖然要由我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去做自我評價，但假如能夠在國際藝術界一定范圍內獲得普遍性公認，那必然更有公信度和說服力。這樣的“文藝高峰”不僅僅是屬于中國的，而且還應當同時也是屬于世界的。而在這方面，中國藝術還有開闊的發展與影響空間有待于開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謂任重道遠，必須加倍努力。

說到這里，作為藝術學界從事藝術理論評論及其人才培養工作之一員，我意識到自己更有必要立足于藝術學理論學科專業這個崗位去思考為新時代中國藝術做點什么。如何運用藝術理論、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管理、藝術產業、藝術教育、藝術傳媒或藝術遺產等領域的知識和智慧，去傾力捕捉和反思新時代中國藝術狀況及發展趨勢，并悉心探索它通向中國藝術新時代的美學征兆或可能性，為此而在其中做出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藝術學建樹，恰是應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