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八寶山殯儀館告別廳內，一名女士為高莽先生獻上花束。 實習記者 武亦彬攝

從70歲開始，翻譯家、作家、畫家高莽總會說，“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家人朋友沒想到，2017年真的變成了他的最后一年，享年91歲。昨天，高莽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親朋好友相聚，安靜地送他最后一程。

以電影《入殮師》主題曲為伴，大屏幕上，高莽正從俄羅斯白樺林里向大家走來，笑容親切。大屏幕下，高莽安臥在花叢中，就像是熟睡了一樣，面目安詳。“請別為他哭泣！”送別的人們達成了某種默契，因為他們深知高莽不喜歡大家落淚。

“老虎洞”里少了一只虎

高莽于10月6日晚22時30分離世，走得很平靜。但女兒宋曉嵐想起這一刻就會淚流滿面，“說起我爸，我就特別心疼。”

宋曉嵐透露，早在去年4月，高莽經過系統檢查，被診斷患有肝癌，但家人一直對他封鎖這個消息。對待自己的身體從來是粗心大意的高莽，即便身體難受，這幾個月消瘦了不少，也從未過問自己到底患了什么病。一個多月前，宋曉嵐就發現有些異樣，以前畫畫、翻譯、寫東西忙個不停的父親，突然提出要下樓，這是他多年來未有過的舉動。坐著輪椅下去，眼見著孩子們歡笑追逐，他一語不發，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要知道他平日是個特別好玩的老頭兒，對生活中的生動畫面從來是積極回應的。

一個月前，高莽住進了醫院，忙慣了的他突然停頓了下來，情緒變得煩躁。“我這樣活著，這是干什么？”他有些絕望。即便如此，他卻從不將怨氣傳遞給任何人。入院是為了接受腫瘤微創治療，檢查指標不合格，治療不得不放棄。好在經過輸血、輸球蛋白后，高莽的血液檢測指標有所上升，大夫于是決定嘗試做微創治療。聽說這個決定時，高莽的情緒一下子好了起來，眼睛里閃著希望之光。但這一關他沒能闖過去，他永遠倒下了。“我爸走得很平靜，他還沒到疼那個階段。”說到這里，宋曉嵐難過極了。

高莽走了，沒有留下未完成的譯稿、未完成的作品，他手頭上的事情都處理完了。家人說，今年9月20日，他在人世間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張墨寶，字是按照對方的要求寫的，“他寫得已經很吃力了，我們看著很心疼，他從來就沒有學會拒絕別人。”

高莽的家被他戲稱為“老虎洞”，因為他和夫人孫杰都屬虎，同為1926年生人。高莽的夫人已雙目失明、臥病在床十幾年，直到現在，她也不知道那只活潑可愛、給她點眼藥水的“老虎”已離她遠去。

臨終前還提到普希金

對于翻譯、對于文學、對于畫畫，高莽全身心地熱愛。家人透露，臨終前幾天，他還提到了阿赫瑪托娃、普希金。

高莽翻譯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曾是多么美多么鮮的一些玫瑰……》，那年他只有17歲，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譯文刊登在報上，他高興地跳了起來，手甚至觸到了低矮的天花板。不過，在他看來，真正開始翻譯是1948年譯的劇本《保爾·柯察金》。

高莽的翻譯生命期長達70年，非常罕見。2013年11月，他更憑借譯作阿赫瑪托娃的敘事詩《安魂曲》，榮獲“俄羅斯-新世紀”俄羅斯當代文學作品最佳中文翻譯獎。年近九旬時，又因為翻譯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鋅皮娃娃兵》一書而更為公眾所熟知。盡管聲名遠播，高莽卻曾經一度不敢翻譯了，他說，總覺得吃不透原文的精神。80歲以后搞翻譯，他的疑惑依舊不斷，他說翻譯詩中的用詞、聯想、比喻都很古怪，查遍了各種字典依然感到心虛。

盡管如此，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翻譯家劉文飛堅信自己的判斷， “偉大的翻譯家，這個稱呼用在他身上是貼切的。”劉文飛回憶了一個細節，高莽譯作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完成于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俄羅斯-新世紀’翻譯獎評選時，三位評委不約而同想到了高莽，于是和他聯系，希望他拿出一部作品來。”高莽拿出來的正是這部《安魂曲》，讓劉文飛沒想到的是，大翻譯家的譯稿竟然到處都是修改的痕跡。“對待自己的譯作，他其實每時每刻都在修訂中。”劉文飛透露。而84歲的翻譯家藍英年也說，高莽其實最愛翻譯詩作，盡管其難度更大。“俄羅斯詩歌同樣也有韻律，翻譯時要把俄文打碎了，還要保持格律，這很難。”他感嘆道，高莽先生翻得很好。

“他是個多才多藝的翻譯家，這一點實在太難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翻譯家林一安今年已是82歲高齡，他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自己曾主編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學叢書》，書中所有作家插圖都是請高莽畫的。因為當年很多拉美大作家還健在，所以高莽一般會畫兩張，一張送作家本人，一張請作家親筆簽名、題詞，隨后再帶回來。比如，阿根廷現代文學先驅薩瓦托見到高莽為他畫的肖像畫時發出了驚呼，“畫得太好了，太傳神了。”

笑瞇瞇地聽同事提意見

無論是在老同事、老朋友，還是在晚輩的印象中，高莽都是一個愛開玩笑、沒有任何架子的人。“他讓人感到溫暖和溫情。”劉文飛說。

劉文飛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他剛進社科院外文所念研究生，高莽已是《世界文學》編輯部的副主編。有一次，高莽把劉文飛叫到自己狹小的辦公室里，送給他一本《蘇聯當代詩選》，還在上面寫了一行字：“文飛兄指正”。“他當時50多歲，我20多歲，我嚇了一跳，特別激動。”劉文飛說，前兩年，自己去高莽家中探望，剛一進門，高莽依舊笑嘻嘻地迎上去說，“文飛兄來了”。劉文飛說，在自己眼里，高莽就像是大哥哥，特別親切。

張小軍1978年進入《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從此她結識了一位寬厚、善良、幽默、可愛的長輩。“高莽這一輩子都很拼命，他是回到家搞翻譯，一開會就畫畫，他給誰都畫。”張小軍說，當年她懷孕的時候，高莽還給她畫了張挺著大肚子的素描。讓張小軍特別感動的是，18年前，大翻譯家高莽還主動給她女兒當起了翻譯，跟隨一位俄羅斯鋼琴家學了整整一節課。“他不懂音樂，但他翻譯得真好，我女兒跟著他的翻譯做，老師特別滿意。”

林一安最難忘他給高莽挑錯的那些往事。上世紀80年代中期，高莽剛翻譯完成一部小說，刊登在《世界文學》上，小說涉及一些拉丁美洲的事情。當年《世界文學》有一出刊大家就一起討論的慣例，林一安當眾指出了高莽譯文中關于拉丁美洲人名、風土人情方面的錯誤。“我喜歡給別人提意見，得罪了很多人，但高莽特別了不起，他一直笑瞇瞇地聽著，一點兒都不生氣。”后來，這部小說出版成書時，林一安發現他指出來的錯誤全部改正。高莽后來還成為林一安的入黨介紹人，“他退休后，我從編輯一下子跳到了副主編，我猜是他提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