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畫，會讓人銘記終身；有些畫，會讓人心潮澎湃；有些畫，會讓人思緒萬千。閉上眼睛在腦海里搜索，總有些畫面會率先浮出。每個人記憶里的畫面或許不同，但一定有一些共同的畫面，凝聚著一代代人共同的回憶，每每想起、看到，總讓人怦然心動。那是時代的記憶，是現實的淬煉，是藝術的高峰。

近百年，在中華民族覺醒、抗爭、革命、建設、改革、復興的偉大進程中，涌現許多膾炙人口的現實題材美術作品，起到喚醒民眾、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抒發情懷的積極作用。這些作品之所以能夠成為傳世精品，可以用幾個“點”來概括，即時代亮點、精神高點、情感熱點、細節支點和形式特點。這些“點”，就像沙里的金子，需要仔細淘、精心煉，直至這些構成要素，使優秀現實題材美術作品熠熠發光。

美術史上不乏例證。1978年，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委派陳逸飛、魏景山，承擔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委托的油畫《蔣家王朝的覆滅（占領總統府）》的創作任務。接到任務后，陳逸飛、魏景山不僅開始收集歷史資料、聽取軍事博物館專家介紹、訪問渡江老戰士，還多次到部隊深入生活、去南京實地考察，力求從歷史現場尋找靈感。他們畫了仰視、平視、俯視三組草圖——仰視表現解放軍撲面而來的英雄氣概；平視表現解放軍攻入總統府的場景；俯視表現“人間正道是滄桑”的歷史規律。經過討論，大家都贊成俯視方案。當時沒有進行現場俯視考察的條件，陳逸飛、魏景山便做了總統府的模型和人物小雕塑，以便可以像鳥兒一樣從各個角度觀察構思、調整畫面。構圖上，陳逸飛、魏景山采用三個疊加的暗“三角形”結構。這是經典的歐洲浪漫主義程式。第一個“三角形”，由六名解放軍戰士在畫面前部形成一個“金字塔”，具有紀念碑式的莊嚴，象征著人民必勝；第二個“三角形”，由涌向中心的解放軍組成，簇擁保衛升起紅旗的那組戰士，象征著人民軍隊的強大；第三個“三角形”，是遠處街景和被俘的蔣家部隊，象征著在歷史洪流中“蔣家王朝”黯然退場。陳逸飛、魏景山對每一個人物的動作、表情反復推敲，服裝道具也力求真實。兩位畫家的寫實功力令人贊嘆，以至于人們傳說畫面上的水壺，似乎都敲得出聲音。

美術作品的畫面是虛構的，但是陳逸飛、魏景山把握住時代亮點、精神高點，使這個虛構建立在歷史真實和情感真實之上，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所以最后呈現的結果，是藝術創作的真實和觀眾高度的精神認同。

1981年，《連環畫報》發表尤勁東73幅連環畫《人到中年》。那年我16歲，學畫畫已有幾年。我翻著《人到中年》，幾次落淚。至今仍記得那些畫面——畫面中，陸文婷大夫在手術間隙吃燒餅，她佝僂著，左手托在拿餅的右手下面，接住掉下的渣屑，眼睛空洞地望著前方；畫面中，陸文婷的丈夫在炒菜、織毛衣、洗衣服、帶孩子；還有一個畫面，是連環畫的末尾，出院的陸文婷坐在自行車后座被丈夫推回家。這分明就是我的“爸爸和媽媽”。我看到他們的辛苦和無奈，看到他們的堅守與奉獻。這些細節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告訴我“人要學會堅持、人要知道感恩”。

《人到中年》準確呈現出情感熱點、細節支點，與觀眾達成高度共鳴。這就是“藝術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美術家只有將日常生活里的故事和細節升華到精神層面，成為人類共同情感的表達，成為價值觀的體現，才能夠創造超越時間永存的經典。

老一輩美術家在中國美術現代轉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同樣值得回望、深思。2005年，我到上海美術館工作后經常與方增先先生聊天，向他請教。說起他的名作《粒粒皆辛苦》《說紅書》，老人家頗不以為然。他說：“那個時代沒有人這么畫，我畫了，就出名了。我進浙江美院時是學油畫的，后來學院要改造中國畫，我就去畫中國畫了，所以我的許多底子是西洋畫的。潘天壽先生對筆墨線條的要求非常高，當時我們都達不到。我當時的畫其實就是蘇聯的現實主義方法，加上西洋素描，加上中國筆墨，就成新的藝術品種了。要說有開創性，就是把許多好東西混在一起用。”說起改革開放以后他創作的《母親》《帳篷里的笑聲》《家鄉板凳龍》等作品，方先生則顯出一絲興奮。他說：“中國畫是畫出來的，不是描出來的。說得更準確一點，中國畫是寫出來的。中國畫就是要充分發揮筆墨、線條的作用，將筆墨、線條與造型緊緊地捆在一起。我用積墨法畫西藏牧民的臉，如何做到幾筆上去又黑、又亮、又透、又準？很難啊，要不斷地練。”

方增先的創作一直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他通過“形式的特點”畫出了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的現實題材作品。這是他善于融會貫通的表現，也是他敢于創新、不斷求索、燃燒生命的藝術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不乏生動的故事，關鍵要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中國不乏史詩般的實踐，關鍵要有創作史詩的雄心。”現實題材美術創作給了廣大文藝工作者認識時代、謳歌時代的機會，如何珍惜機遇、創作精品是擺在當代美術家面前的重大課題。創作時代“新史詩”需要我們做人民的美術家，始終將自己與人民群眾的生活與情感聯系在一起，用各種方法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創作時代“新史詩”需要我們做時代的美術家，不斷提高政治站位，從大局出發，歷史地觀察和表現這個時代發生的生動故事；創作時代“新史詩”需要我們做有創造力的美術家，吸收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成果，將其融會到創作實踐中。

歸根結底，我們要做有情有義的美術家，描繪有情有義的中國故事，唯有如此，作品才能感人，才能傳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