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僅有戰爭的殘酷更有命運的抗爭

■ 這是一部具有國際背景的抗戰小說

■ 這是一部將戰爭的殘酷與百姓的日子妥帖地融為一體的抗戰小說

■ 這是一部將人的命運緊緊嵌入了戰爭進程的小說

九月三日，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之時，伏于案前就一部抗戰題材的小說寫些讀書札記，一時竟有些不知從何落筆。

有人說：重大事件往往產生偉大或重要的作品，比如圍繞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前蘇聯就產生了鮑里斯·瓦西里耶夫 《這里的黎明靜悄悄》 和蕭洛霍夫的 《靜靜的頓河》 等，在美國則產生了諸如赫爾曼·沃克的 《戰爭風云》、威廉·夏伊勒的 《第三帝國的興亡》、約瑟夫·海勒的 《第二十二條軍規》 和斯蒂芬·安布羅斯的 《兄弟連》 等……

又有人說：在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組成部分的東方戰場，圍繞著抗日戰爭這一重大事件迄今則尚未產生偉大的作品。

關于前一種說法，我想大家都不會產生異議；而關于第二種則至少會存有分歧。而在我看來，與其空論，莫如實實在在地關注與研究一下有關這方面題材的作品更為實在，比如張翎的長篇小說新作 《勞燕》 就提供了一個值得評析的文本，姑且不論是否偉大，但這至少是一部特色鮮明的有關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新作。

以“勞燕”為題，腦子里率先浮現的自然就是出現在 《詩經》 中那“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的意境，但作品中那生死的分離和只剩靈魂再聚首的結局既非“典故”中的“勞燕”所能企及又不是鳥兒的自然屬性所導致，而導致這種結局的罪魁禍首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們發起的那場血腥的侵略戰爭。這里的“勞燕”要么是陰陽兩界的再聚首，要么是再聚首后的欲言還罷，終究還是個生死兩茫茫。不僅有戰爭的殘酷更有命運的抗爭，這也正是《勞燕》 成為一部具有鮮明特色的抗戰題材長篇小說新作的理由之所在。而這種特色再具體點說至少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這是一部具有國際背景的抗戰小說。以往我們讀到的抗戰小說，有的雖也有涉及國際化內容，但更多要么是就中國本土的抗戰寫抗戰，要么則是孤立地寫中國遠征軍的海外作戰，這樣一來，客觀上多少有些形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相分離的效果，而 《勞燕》 的處理則顯然別開生面。作品不僅具有鮮明的國際背景，也是我們迄今為止首部涉及美國海軍秘密援華使命的文學作品。用張翎自己的話說：“在一本由參與過秘密援華使命的美國退役海軍軍官書寫的回憶錄中，我偶然發現了玉壺的名字。我的心在那一瞬間停跳了幾秒鐘，我的震驚幾乎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完全沒想到那個離溫州市區只有一百三十公里、當年閉塞到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曾經和那場慘烈的抗戰有過如此密切的聯系———它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第八訓練營的所在地”。其實，又何止是張翎本人的震驚幾乎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也未必知道這段歷史。《勞燕》 就以這段塵封了多年的歷史為背景，不僅厚植了作品的土壤，四位主人公也就自然地一一登場亮相，姚歸燕、比利、伊恩·弗格森、劉兆虎，來自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身份，遭遇不同的命運，共同演繹出一場國際正義之士攜手抗戰的大戲。

這又是一部將戰爭的殘酷與百姓的日子妥帖地融為一體的抗戰小說。全書近30萬字，真正觸碰到戰爭的文字并不是很多，但無論是刀光劍影還是歲月艱辛，讀者感受到的都是入侵者的殘暴和受害者的抗爭。作品中惟一一次正面描寫敵我兩軍正面對抗的行動就是美國教官伊恩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第八訓練營的16名中國學員前去偷襲日軍軍需品倉庫，行動雖然取得了成功，但中方也付出了學員鼻涕蟲和軍犬幽靈的生命。而更為令人動容的則是鼻涕蟲那身首分離的遺體被運回后，姚歸燕“小心翼翼地捧起他那顆已經和身子分了家的頭顱，安放在自己的腿窩里”，“在漫長的猶豫和決絕之間，終于把那具支離破碎的尸身縫成了一個整體”的那段描寫以及名優筱艷秋對鼻涕蟲那獨特的送別方式。僅此一戰，有軍有民，一方是有勇有謀，另一方有情有義，讀來怦然心動。

這還是一部將人的命運緊緊嵌入了戰爭進程的小說。《勞燕》 的敘事一開始就直接呈現出作品中所有主人公已然死去的事實，三位男性比利、伊恩·弗格森和劉兆虎先后以亡靈的形式相聚于一個叫“月湖”的地方，踐行當年“生前別離，死后相聚”的約定，三人的話題幾乎都是圍繞著那個叫姚歸燕的女性主人公展開，在比利眼中，她是天空中的星星斯塔拉；在伊恩·弗格森那里，她是大自然中的風溫德；在劉兆虎那里，她是那個和自 己命運纏繞一生的貴人“阿燕”。這些個不同的視角共同還原和補綴出一段前塵往事，再現出逼仄苦難的戰爭環境下各自命運的起伏跌宕。作品特別設置了1941年和1946年兩個節點，而無論是哪個節點，四位人物的命運都因“二戰”而被反轉，牧師比利在戰火中救助了被日軍凌辱的中國女孩阿燕，由此陷入信仰與情義的心理鏖戰；伊恩·弗格森因愛國而加入“美國海軍中國事務團”，與少女溫德由相識、相戀到相忘。劉兆虎，機緣巧合地成為特訓營學員“635”，雖曾因流言與俗見背棄了與阿燕的婚約，但最終則與其相伴至死。姚歸燕，在戰亂中從一位被侮辱被傷害的鄉村少女蛻變為堅毅獨立的鄉村醫生。對此，張翎坦言自己“寫戰爭并不是只為了寫戰爭，我其實是想探索災難把人性逼到角落的時候，人性會迸發出來什么樣的東西，是在和平的時代里我們平時不曾見過的巨大的能量。”而能量這個抽象的玩意兒在文學作品中一個不錯的轉換辦法就是設置人物命運的波云反轉了。

一般來說，我們讀到過的能稱之為優秀的戰爭小說，大抵都會打上兩個鮮明的烙印：要么是形象真實地還原與再現戰爭全景圖，要么是鮮活靈動地展示與凸現人物命運在戰爭中的各種巨變。兩者當然各有其獨特的存在價值，但客觀地說，前者優秀的史書也差不多能達到同樣的效果，而后者的獨特功能則惟有優秀的文學作品方能抵達。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前者更多的是入腦，直接給人以知識，后者更多的則是入心，在感動中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我無意在兩者間進行孰高孰低的價值判斷，而只是想說在不同的形式間，的確有一個不盡相同的功能發揮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長篇小說的 《勞燕》 的確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與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