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畫家孫溫繪《紅樓夢》

香菱，是 《紅樓夢》 中最具詩人氣質的人物之一，香菱學詩，凸顯了大觀園詩社而外的詩意場景，而香菱可憐的平生遭際，又是小說刻畫眾多女性社會經歷的一個縮影。

一些學者在解讀 《紅樓夢》 的“香菱學詩”的時候，往往會贊美香菱的詩人氣質以及面對殘酷命運的詩性堅持。在他們看來，寫命運對香菱等女性的折磨，恰恰是為了寫出他們在殘酷命運中人的自由意志，一種詩意的抗爭。而香菱寫下的詠月詩尤其是較為成熟的第三首、連同她對自己香菱這一名字的詩意解讀，都體現出了香菱的情懷、香菱的詩與遠方。

這些論述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極可能忽視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

以我之見，寫香菱的詩性情懷，恰恰是為了說明這種個人情懷連同整個人生難逃悲慘的社會命運，從而把批判的鋒芒引向了詩的外部社會。解讀由此取向，才能真正理解 《紅樓夢》的價值所在。

例如，當人們在欣賞香菱寫詩的執著，并且為她夢中得來的第三首詠月詩叫好時，我們不能不驚訝地發現，當她卒章顯志般寫出“博得嫦娥應借問，緣何不使永團圓”時，她是在不自覺中，把自己的命運，與抒情主人公合二為一了，在她名分上的丈夫薛蟠遠走他鄉時，她下意識地 (小說寫的是夢境) 在抒情中，把他作為了思念的對象。而這一對象，恰恰是最無詩性最不懂詩意的呆霸王。薛寶釵說香菱寫詩像個呆子，但她是作為呆于寫詩者不得不依附一個呆于不懂詩的人，她是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格去重新選擇一個欣賞她詩才、真正愛她的別的男人來思念的。這種無可選擇的依附，這樣的“兩呆相遇”(二知道人語)，既是對香菱命運的殘酷嘲弄，也是對詩本身的一次嘲弄。而舒蕪在“幾次詩社”一文中，分析了詩社的幾次作用后，筆鋒突然一轉道：“第五次詩社后，風波迭起，死喪破敗相繼，再也沒有結社吟詩的雅興了。回顧第一次海棠社，正是寶玉挨了打，賈母下令不許賈政再叫寶玉，把寶玉保護在大觀園之后的事。五次詩意的青春的歡笑，只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暫時的間隙里，才有可能。作者并不是想他們做詩，就隨時可以把他們調到一起來熱鬧一陣。”類似的分析提醒了我們，對于 《紅樓夢》 來說，情節展開中所謂的“詩與遠方”，既是對情節或人物刻畫的必要補充，更是揭示了詩產生的秘密以及詩性被制約、被毀滅的社會性。

這種被毀的詩性，既是指詩體作品，也是指詩的意境，詩的氣質。周汝昌曾分析賈寶玉偷偷外出祭奠金釧的一段描寫具有詩的意境，這樣的意境當然是以內化的感情來墊底的。但殘酷的是，領會這種感情，品賞這種詩意的同時，卻不得不讓我們聯想到金釧冰冷的尸體，聯想到寶玉保護金釧的無力。如同他后來不能用柔弱的手來保護晴雯，而只能用同一只手來寫一篇充滿深情的誄文祭奠她一樣。所以，如果我們單獨摘引出那樣一段寶玉私祭金釧的文字來細細品賞其詩意，未免顯得有點輕飄飄。我們只有把這種詩化的祭祀描寫，與他之前與金釧戲言被王夫人呵斥后，一溜煙逃走的兩段情節聯起來看，才能讓我們恍然，在 《紅樓夢》 中，所謂詩性或者說詩意的產生，有時固然是人物對現實的一種超越和抗爭，是對心靈世界的一種固守和堅持，或者如有些學者所說，是“生命的微光、是暗夜的覺醒”；但更多的時候，則是人物力量衰弱之征兆，是一種無奈之下的自我安慰。所以究竟能否“照見生命、救贖自我”，或者說只是照見了一個脆弱的生命和被社會無情播弄的自我，實在是有待細究的。

我們同樣不應忘記的是，當香菱陶醉于向夏金桂描述有關水中香菱、荷葉、蓮蓬乃至葦葉、蘆根的詩意感受時，夏金桂毫不客氣地嗤之以鼻，立馬抹去了籠罩在菱角上那層淡香的詩意，責令香菱更名為秋菱，且讓香菱無可辯駁。而香菱遭遇奇妒的夏金桂受其折磨，又不僅僅是如同大家常常認為的，是人心和命運的問題。根本原因還在于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男性霸權等社會問題的存在，使得已婚女性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只能去殘害一個比自己更弱小的女子。夏金桂之于香菱、王熙鳳之于尤二姐，無不如此。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當 《紅樓夢》寫出了這種現實的殘酷、這種詩意的被毀時，如果我們像書中的一僧一道那樣，把一切歸因于命運，歸因于命運的無常，看似解釋了問題，其實是消解了問題。因為當作品中展現的不合理的社會問題、制度問題被神秘主義的命運無常觀包裹起來后，分析者也只能從外部世界退縮到心靈的自我，甚至從意志自由退縮為一種心靈的感覺，于是所謂的“詩和遠方”，就跟不敢正視人生的“瞞和騙的文藝”(魯迅語) 只有一步之遙了，而偉大的《紅樓夢》 那種深刻批判現實的力量，當然也就落在了他們分析的視野之外。

時下有許多雞湯文，都被“詩與遠方”這一短語來概括，但用以說明《紅樓夢》 的思想藝術特性，并以此價值取向來解讀 《紅樓夢》，卻容易得出許多貌合神離的結論，結果可能是，解讀者只是被小說詩意的表象和片段所激動，把自己和他人帶到了與《紅樓夢》 本質不太相關的遠方，一個只會讓人“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的遠方。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