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許亞軍，約在他的工作單位中國兒藝。見到他時，他剛好走進兒藝大院，穿著一身休閑運動裝，一臉的陽光，看上去就像是個來上班的青年演員。他熱情地和劇院里的工作人員打著招呼，還輕車熟路帶我上樓，七繞八繞來到小劇場旁邊的貴賓室。他從16歲就在中國兒藝工作，這么多年來人事關系始終都沒有變過，早就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家。

雖然早已不在兒藝演兒童劇，但許亞軍經常回劇院，有時帶著自己7歲的小兒子來看戲，有時帶著他資助的太陽村的孩子們來劇院看戲。劇院的各種活動，只要跟他說一聲，他都會積極參與。

今年中國兒藝舉辦第七屆中國兒童戲劇節，劇院領導對許亞軍說：“你能不能來做開幕式的主持人？”他說沒問題，一口就答應了。結果走臺的時候，他發現曾經以視力特別好而驕傲的自己，如今已經看不清串詞稿上的字了，于是他臨時借了一副老花鏡。正式上臺時，臺下的觀眾一看，竟然是熱播大劇《人民的名義》中扮演祁同偉的許亞軍主持，都特別激動，有人還直接喊他“祁同偉”，許亞軍對著熱情的觀眾，深深鞠了一躬。當他把前面已經背好的串詞說完，開始介紹來賓時，為了準確無誤，他掏出了老花鏡戴上，臺下不少觀眾發出了驚呼聲，在他們心目中，許亞軍離老花鏡遠著呢！許亞軍笑著對大家說：“我為中國兒藝工作了將近40年，所以請允許我戴上花鏡。”大家都樂了，許亞軍也覺得特別開心。如今他的心態正是這樣：從容不迫，享受人生，愿意把陽光和快樂帶給別人，也從中得到滿足和喜悅。

第一個角色是“蝦米”

許亞軍是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76級兒童劇演員班的學生，也是“文革”以后第一批中戲學生。當時中央戲劇學院和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共同辦班，招收了一批小學員，并且請來當時北京各個文藝院校的老師來培養他們。

許亞軍說自己能考進這個班，也是一種機緣巧合，“我當時在北京小學上學。北京小學是北京文藝重點學校，離中央電視臺也很近，中央電視臺銀河少年藝術團的前身叫做少兒演出隊。我、蔡國慶、現在的中國兒藝副院長閃增宏，還有蔡明，都是這個演出隊的。當時中央戲劇學院要招生，就找到我們這里，把我們招去了。”

“中戲以前沒招過我們這樣的孩子。我們這個班很特殊，26個孩子，53個老師，我們有生活老師、形體老師、臺詞老師、表演老師……這些老師有戲曲學院的、舞蹈學院的、戲劇學院的、青藝的、實驗話劇院的、中國兒藝的……“文革”十年，他們沒有機會好好教學，沒能發揮自己身上的能量，這個時候，憋足了一股勁兒！再加上帶的是我們這么一群可愛的小孩，所以都特別用心。也正是因為這個班辦得比較成功，后來才有了中戲和人藝辦的學員班。”

許亞軍1980年畢業，畢業大戲演的是兒童劇《東海人魚》，他在戲中扮演“蝦米”，這也是他在中國兒藝演的第一個角色。他的老同學蔡國慶當時在劇中演“螃蟹”，如今的兒藝副院長閃增宏當年演“龜丞相”。

去年，中國兒藝重排《東海人魚》，邀請許亞軍他們班一起回劇院看戲。許亞軍全家都來了，已經不看兒童劇的17歲大兒子也來了，許亞軍對倆兒子說：“這是我當年的畢業劇目，你們來看看你爸小時候演的戲！”他還邀請了小陶虹也帶孩子一起來看戲。結果演出時，許亞軍哭得一塌糊涂，讓小陶虹驚呼：“從來沒見過許亞軍哭成這樣”。

“我們班當時畢業大戲時演人魚公主的女演員，現在這一版中演奶奶了。看到老同學在舞臺上，聽到劇中熟悉的音樂，會情不自禁想起自己當年16歲時的經歷。這種心情和感受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看得我是熱淚盈眶，眼淚嘩嘩直流！我的老同學們也都在哭……”許亞軍至今說起來，還心潮澎湃，“我老說，沒有中國兒童藝術劇院，就沒有我們。”

30歲經歷人生第一次“完美的失敗”

許亞軍至今記得，剛工作時，他的工資只有37.5元。每個月錢都不夠花，但他從畢業的那一天開始，就不再跟家里要錢了。沒錢買吃的，就餓著，扛著，“剛畢業時，我和同學鐘浩一起去云南玩，坐的是硬座火車，睡覺時就躺在座位底下。等玩了一圈回來后，欠了100元的賬，需要在三個月之內還清。但我一個月才掙37.5元，怎么還呢？那時候我回家，不敢跟家里說欠錢了，只是從家里拿了7個燒餅，想著一個燒餅堅持一天，能堅持一個星期。我媽媽看出我的窘迫樣兒，給了我兩元錢。我就靠7個燒餅兩元錢堅持了一個星期。當時我住在單位宿舍，每天餓的眼睛都是綠的，但即使這種情況，我也一個星期只回家一次。就這樣熬了三個月，終于把錢還清了。”許亞軍說，后來他才知道，媽媽其實心里都有數，“我媽媽對我說：‘我就知道你們出去玩，花錢花超了，但我為什么只給你兩元錢？就是為了讓你記住，你已經開始獨立生活了，是個男人了，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任。’所以一直到今天，遇到再多艱難的事情，也會覺得自己一定能解決。”

從藝道路上，許亞軍應該是比較順利的，畢業后才幾年，就有機會主演了火遍大江南北的電視連續劇《尋找回來的世界》。他在劇中扮演“伯爵”，不僅榮獲了大眾電視金鷹獎最佳男配角獎，并且成為第一個登上《大眾電影》雜志封面的男演員。但電視劇熱播以后，他還是老老實實回到劇院，演了兩年兒童劇，后來才出去拍影視劇。

“當時有很多機會可以去拍影視，但劇院說必須參加劇院工作，心理上雖然會有些失落，但我屬于特別老實的孩子，就老老實實在劇院演出。但回過頭來看，那段時間對我人生長遠來講確實幫助特別大。”許亞軍說，“因為那時候我才20歲，鮮花榮譽來的時候，挺蒙的，如果當時繼續在外面拍影視，可能有很大的收獲，但人會變得浮躁。而回到劇院參加演出，用那兩年的時間，逐漸讓自己因為有些出名而狂熱的心冷靜下來，認清自己該去做什么，去沉靜下來充實自己的內心世界，重新琢磨一下人生道路應該怎么走，真的非常重要，比我立刻出去拍戲要好的多。”

沉淀了兩年之后，許亞軍再出去拍影視劇，心態從容沉穩了很多。然而中國影視制度的改革，卻讓當時整個社會都變得急功近利起來，單純追逐利益，而忽視作品質量，整體水平大面積滑坡的環境，讓許亞軍感到失望，因此他萌生了轉到幕后的想法，“曾經有一年的時間，我想過不再做演員。因為很多影視劇都是粗制濫造，總是讓你演一些沒意思的角色，觀眾也覺得沒有意思。而國外有很多優秀的影片在國內上映，我們和他們之間懸殊太大了！我想改變這個現狀，怎么辦？那么我來做幕后，我來操作劇本和投資，嚴格把控整個創作的流程，希望能夠給觀眾帶來喜歡看的好作品。”

于是，1994年剛滿30歲的許亞軍決定拍攝一部叫做《中國律師》的電視劇，他做制片人。題材和想法都很好，但整個投拍創作過程卻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劇本審查和修改方面，還有投資方面，都有一些問題，尤其是當時投資方和編劇在修改劇本上意見不統一，僵持不下，而我那時在人際關系溝通方面比較弱，不太會處理這種矛盾，當時也蒙了。最后弄得我很傷心，覺得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都非常非常難，最終我放棄了。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有了白頭發。”

但許亞軍后來卻認為這是一次“完美的失敗”，“這件事雖然沒有成功，但對我的人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真是應了那句老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我從小時候上學，到中國兒藝工作，再到后來拍戲，在別人眼中，都是一馬平川的，都是別人給安排好了的，不用自己操心太多。當突然遇到挫折的時候，都不知道該怎么去面對，也沒有人告訴我該怎么辦。而這一次挫折，有一種當頭棒喝的感覺，讓人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把人生看得過于簡單，如果想讓自己的人生過的更精彩，必須付出比常人多的努力。如果沒有那一年，我不知道我今天會是什么樣。”（王祥攝）

最滿意的作品是《一年又一年》

今年，許亞軍因為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熱播，再次受到大家關注，由于形象好，演技又好，贏得了很多年輕一代觀眾的喜愛。許亞軍將其歸功于作品的成功：“《人民的名義》是一個現象級的電視劇，它的題材緊貼當下，而且劇中有特別多好演員，各部門也合作得非常好，才會有這么一部受觀眾喜歡的作品。我扮演的祁同偉這個人物，劇本寫得很豐滿。現實當中確實有這樣的人物，觀眾們認為這個人物很立體。”

當年演完《尋找回來的世界》，就有無數觀眾用各種方法對許亞軍表達對他的喜愛，全國各地的情書多到都用麻袋裝了。如今年輕一代觀眾的表達方式更直接了，而許亞軍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年輕時被很多粉絲喜歡的時候，會提醒自己這些都是幻覺，不要被這些迷惑住。但現在有這么多觀眾喜歡我，我覺得特別開心，因為演員的工作就是把角色塑造好，如果有觀眾喜歡，說明自己的工作得到別人認可了，是特別值得高興的事兒。”

所以現在只要遇到觀眾想要和他合影，許亞軍都特別配合，還幫人家找拍攝角度，讓大家都滿意高興，除非特別累狀態特別不好或是正在弄孩子的情況，他會跟人家解釋一下，大家也都特別能理解。“這樣多好啊！我不喜歡那種當了演員就特別嘚瑟的感覺。老百姓喜歡你，是給你臉啊。我覺得這是演員的一份榮幸。”

讓許亞軍特別難忘的是《人民的名義》播出之后，有一次他坐飛機去外地，“在機場擺渡車上，一個小伙子看見我，沖我一樂，我也沖他樂樂，然后他把手里的手機沖我轉過來，原來他正在用手機看《人民的名義》呢，而且正好是我的戲！他沖我比畫了一下，又戴著耳機接著看了，那意思就是‘我不打擾你，你也別打擾我繼續看哈！’ 這真是特別高級的粉絲。我突然有一種幸福感，心里是一種特別享受的感覺，那一天我都開心極了！”

說到自己最喜歡最滿意的作品，許亞軍特別認真的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道：“《一年又一年》。”他說：“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戲，超過了《尋找回來的世界》。一直到今天，我自己內心最喜歡的劇本和人物就是這個戲。我在劇中扮演的是一個干干凈凈的角色，也是一個非常豐滿的人物。這是一個心靜如水的男人，對自己的愛情忠貞不渝，對自己的事業孜孜不倦地追求，對社會、對愛情都沒有絲毫的索取，愛一個人就全身心地支持對方，愛到為對方做什么都可以的境界。這個人物給我的感受太深太深了，我被這個人物所感動，觀眾也都特別喜歡這個人物。這也是我拍了這么多年戲，頭一次跟別人說：‘我拍了一個電視劇，叫《一年又一年》，可以看看。’”

許亞軍說：“《一年又一年》這個戲演完之后，就像咖啡的濾紙一樣，把我自己的內心世界都過濾干凈了。拍這個戲的過程中和拍完這個戲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生活在這個人物的狀態里，那種內心的平靜、淡定，對生活的不爭不怨，靜下心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對我影響特別大。包括后來我生活中遇到很多問題，可以說我都是用這個人物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來處理我自己的生活。這種方式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吃虧，是傻，但直到今天為止，我都覺得這種方式是正確的。”

對婚姻對生活更加珍惜

許亞軍再次走紅，也讓一些媒體又將其以前的感情生活和婚史翻了出來。但許亞軍說：“這些不會影響我的心情。因為我自己做的事情，從來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沒有什么陰暗的需要藏起來的，我都可以坦蕩面對所有人。”但他也不愿多談以往的情感，“許戈輝曾給我做過一期訪談節目，她問我婚姻上的事情，我說咱們盡量不聊吧，因為聊深了不是，聊淺了不是，我在節目里可以說一些話，但曾經和我有過婚姻的人，也許沒有一個可以發聲的平臺，如果我說了什么，對方感到不舒服，但又沒辦法表達她的態度，那就是欺負人家了。作為一個大男人，這樣做沒有意思。”

如今的許亞軍生活幸福，對婚姻更懂得珍惜：“我跟我太太在一起14年了，最近學會‘不管誰對誰錯，自己先承認錯誤’。我其實脾氣不是特別好，比較大男子主義，但突然有一天醒悟了，自己的老婆一定自己要心疼。夫妻之間相處，就應該更多站在對方立場上替對方著想。”許亞軍說自己前兩天遇到一對掐絲鑲嵌工藝的國寶級藝術大師夫婦，看到兩位從十幾歲當學徒時就認識的老人一生相伴、相濡以沫的恩愛狀態，尤其是老先生對老伴特別耐心、包容、體貼和欣賞的態度，讓許亞軍大受感動，心有所悟，“他們做這種工藝的人，心要特別靜。看到老先生特別淡定、特別從容的狀態，就會去想自己應該怎么做。雖然我已經五十多歲了，但還是要去領悟應該怎么對待家人，怎么去過自己的人生。”

正說著，許亞軍的手機鈴聲響起，他的妻子打來電話。許亞軍和妻子說起話來語氣溫柔，就像談戀愛一樣，但聊的都是“接送孩子、買牛奶水果”的家常話題。而他對妻子、對孩子的愛，也正自然流露在這一點一滴的生活當中。

許亞軍有兩個兒子，老大已經高二，臨近高考；小的才上二年級。只要他不拍戲，每天都會負責接送兒子們上下學。他說：“我跟兒子的關系就像哥兒們，我跟大兒子說：‘爸爸雖然大你30多歲，但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咱們在天上就是哥們兒，我只不過比你早到人間一個月，替你蹚蹚道兒，你下來晚了，只能當我兒子了。’ 這就是我和兒子之間的關系。大兒子17歲了，但仍愿意把我當朋友，健身、游泳，都愿意叫我一起去。我本來想在他高考以前就不接戲了，但也不能不工作天天在家待著，這樣反而會給孩子壓力。所以我現在比較挑戲，角色別太重，戲份別太多，離北京別太遠，最好就在北京，隨時能夠在兒子身邊給他出謀劃策。”

對待小兒子，許亞軍則更像個孩子一樣，常和兒子一起“瘋”：“每天早上我叫他起床，先找一段音樂放上，然后親他屁股，咬他屁股，把他弄醒，讓他穿衣服，洗漱；我和他媽就在他后面，一邊看他刷牙一邊跳舞，讓他每天從睜開眼睛醒來就覺得是充滿陽光特別開心的一天。他上校車之前，我會叮囑他：‘爸爸跟你說過，上學要注意兩個字是什么呀？’‘專注’‘那四個字是什么？’‘持之以恒。’成了，上車吧！”

長期資助太陽村兒童

如今已經年過五十的許亞軍，在屏幕上塑造了各種各樣的角色，生活中卻更加單純隨和，充滿陽光朝氣，尤其是笑起來的時候，臉上還有著孩子氣的率真。他說：“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應該充滿陽光，內心世界應該干干凈凈的。我老說，演員的內心一定要干凈的像一張白紙，才會在塑造每一個角色時，繪出各種不同的色彩。”

許亞軍不僅自己這樣生活，也愿意無私幫助別人。多年來，他一直資助無償代養代教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公益機構太陽村的孩子們，并且每年都會邀請太陽村的師生來中國兒藝看演出。今年，又請他們來看中國兒藝參加國家藝術院團演出季的重點劇目《小公主》。

“當年聽朋友說到太陽村，我就去看了，當時資助了幾個孩子，后來也經常去。校長跟我說，除了給孩子們經濟上的幫助，還希望能讓孩子們知道通過自己的能力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比如孩子們會繪畫，種果樹，養雞，我們把這些作品、水果、雞蛋買回去，孩子們會覺得他們可以自食其力，而不是靠別人施舍。我覺得這點特別好。所以我經常會去買他們的東西。中國兒藝辦戲劇節的時候，我也愿意組織孩子們來劇院看演出，讓他們也能和其他孩子一樣，接受藝術上的熏陶。”

許亞軍自己也經常會帶兩個兒子看演出、看電影。“一個人可以不從事藝術這一行，但心里有對藝術的感悟，內心就會很健康，人生也會變得特別美好。”（王潤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