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拉·斯利瑪尼

阿萊克西·布洛卡（以下簡稱“布洛卡”）：和您的上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一樣，《溫柔之歌》這部作品有一半也是留給讀者去想象和填補的：對行為的描繪占了大部分篇幅，同時您給出了許多具有象征意義的細節——如保姆給保羅夫妻留下的干干凈凈的雞骨頭，這些細節給讀者留下豐富的闡釋空間，這是有意為之的嗎？

蕾拉·斯利瑪尼（以下簡稱“斯利瑪尼”）：我很欣賞讀者應當介入閱讀的觀點。我不喜歡人們把文學當作純粹的消遣，那樣讀者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當然，這類書是有必要的，但我在寫作時會嘗試寫出其他東西，能夠打動讀者、讓讀者走出舒適區的東西，強迫他們看到那些不太愿意看的內容。在這樣一個隨處販賣舒適感的世界里，我主張的是一種文學上的不適感。

布洛卡：您的作品里經常有童話世界的影子。比如《食人魔花園》這個書名就是一個黑色童話，在《溫柔之歌》中，小米拉會說“我的保姆是仙女”。童話呈現的是一個理想化的、神奇的世界，但里面隱藏著許多能夠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的內容……

斯利瑪尼：童話是一種隱喻。在童話世界里，每人都有一個既定角色——父親、母親、孩子們、仙女和女巫，最終，人物的面貌會隨著故事發展而改變。我也欣賞童話能夠帶著某種距離感甚至漫不經心去挖掘最原始的恐怖。我的作品是扎根于社會的、現實主義的故事，但同時也建立在更普遍、更古老的基礎之上。阿黛爾（注：蕾拉·斯利瑪尼第一部小說《食人魔花園》的主角，一名女性癮者），這位21世紀的女性，也是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小紅帽的女兒——在童話里，人物無法逃脫命運的掌控，無法逃離等待在前方的那只狼。

社會階層

布洛卡：您的小說清楚地展現了這個家里雇主和雇員關系的轉變。19世紀時，傭人不是“家庭的一員”，而更多是“家具的一部分”。保羅和米莉亞姆給予了路易絲很多善意的關注，他們在不知不覺間促成了路易絲的瘋狂舉動。

斯利瑪尼：保羅和米莉亞姆不屬于大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雇傭傭人是正常現象，而他們是布波族（注：即“布爾喬亞-波西米亞族”，該詞因美國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天堂里的布波族》而廣為人知，指的是在信息時代進入社會中上層階級的新知識分子，他們追求資產階級式的生活享受，又兼具波西米亞人的自由不羈，崇尚獨立精神和創新意識）。雇保姆對他們來說是經濟上的犧牲，是一種奢侈的選擇。然而，很快，他們意識到此舉使他們進入了新的社會階層，一個他們不希望進入的階層。由于他們不想與路易絲產生等級關系，因此他們嘗試用親切和友善來消弭等級，而他們的行為往往會傷害路易絲。他們想把事情做好……但怎樣才算做得好？

布洛卡：您幾乎是用一種科學的手法來使用這些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細節。通過人物所屬的社會符號來將其分類，這是您寫作時關注的重點嗎？

斯利瑪尼：人們以這種方法給他人分類，他人也希望以此被分類——有些人想顯得比實際的自己更富有，或者更無辜，或者更低調。我對此很有感觸。我確實對細節十分敏感。我認為一個人的吃穿、談吐或走路的形象往往比長段的語言或者心理描寫更有說服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屬于契訶夫一派，他說：“如果文中寫到了槍，就要讓槍派上用場。”要給予你呈現的普通細節以生命。這對小說而言是一個美好的挑戰。

布洛卡：從前，人們的名字、出生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如今一切都混亂了。所以這些符號是否顯得更為重要了？

斯利瑪尼：確實，現在的一切都比從前更混亂，或許可以說沖突更劇烈，總之社會的融合度在下降。要說工人階層的敵意和資產階級故步自封于其規則和思維方式的程度，我感覺法國比摩洛哥更為嚴重。我認為這是我們面臨文明困境的原因之一。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在一起困難重重，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愿意共同生活。在巴黎第十八區，政府打算把兩所高中合并在一起，其中一所是布波族孩子的學校，另一所都是家庭條件較差的學生。這些布波族不愿自己的孩子與黑人或阿拉伯小孩成為同學，然而他們其實很友善，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會送舊套頭衫給難民穿。我也試著描述這個階層的人內心的矛盾狀態，他們沒有人們想的那樣夸張和諷刺。

母親身份與個人發展

布洛卡：您在《食人魔花園》中探討的另一個主題是母親的身份。她承受著一種矛盾的折磨：如果她去工作，人們就指責她忽視了對孩子的照顧；如果她照顧孩子，人們就諷刺她的家庭主婦身份……

斯利瑪尼：母性的問題在文學中得到的挖掘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多，由女性來挖掘的則少之又少。許多女作家不想成為母親，認為這與她們的寫作前途背道而馳。這并非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如果你需要照顧小孩，這就與你坐在辦公室里和寫作的意愿相矛盾。如果你有孩子，而你花在寫作上的時間比照顧小孩的時間多，人們就認為你是個不稱職的母親。這不同于你為了養活他們而出去工作。此外，做母親的幸福感也是一個問題：這往往都出自男性之口！女作家如何看待“成為母親的幸福”？我想要講述圍繞母性與“母親的本能”建立起來的神話和謊言，我一直在做這件事。在現在的社會，人們告訴母親，工作、母親的職責和生活娛樂三者可以兼顧。但與此同時，人們又一點一點向母親灌輸罪惡感，這種罪惡感日漸沉重。在《溫柔之歌》中，米莉亞姆看著她的孩子，心想：“人們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時候才是幸福的。在我們自由的時候。”這種由照看孩子產生的暈頭轉向的感覺，以及意識到他們是多么需要你的感覺，是不容易擺脫或者成功適應的。在文學層面上，這種眩暈感有引人入勝的效果。

布洛卡：確實是這樣。當我們思考文學中的母性時，我們會想到阿爾貝·科恩《我母親的書》、羅曼·加里《黎明的承諾》等。

斯利瑪尼：是的，這是一個小男孩對母親的認知。“我最愛的人，我完美的媽媽，如果沒有她，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作家，是她對我寄予了厚望。”他寫到過他母親那些絕望的、或許對他感到厭煩、想把他扔到窗戶外的時刻嗎？沒有！他想象不出這些。我想講述的就是與這種美好的粉飾相反的東西。

布洛卡：人們認為母性代表著一種絕對的人生完整性，您是否被要求相信它，重新戴上一個“完整”女性的面具呢？

斯利瑪尼：當你推著童車里剛滿月的可愛小嬰兒走在路上，別人對你說：“你一定開心極了吧”，你肯定不會說：“其實我并不幸福，如果可以話，我倒想把搖籃給你。”這是禁忌。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也把這種代表了人生完整性的母性形象當作是對孩子的保護。需要告訴母親她們是幸福的，否則她們會拋棄自己的孩子。正是出于這一考慮，那些有名的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都維護著這個謊言。《溫柔之歌》從根本上說是一部黑色小說。它以一樁殺害兒童的事件開始，回溯過去，人們看到了一個女人如何一步步變成殺人兇手，人們找到了證據。

關于寫作

布洛卡：您的語言十分簡潔，從來不為敘事制造障礙，不追求文體學上的雕飾以顯示自我的與眾不同。這是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手段嗎？

斯利瑪尼：我給讀者設置了其他障礙，因此在修辭風格上要讓讀者感覺簡潔明了。由于人物和話語往往曖昧不明，在寫作風格上，我就盡力做到明白曉暢。另外，我感覺簡潔的法語是優美的法語。當我們囿于復雜風格時，就無法表達簡單的東西，最終會給人留下偏離主題的印象。

布洛卡：您也曾為報紙撰寫文章，積極介入社會，對社會事件發表看法。您的小說中也展現了一種政治維度，但并沒有同樣的憤怒情緒。在您看來，應當區分二者的界限嗎？

斯利瑪尼：坐在桌前寫小說的那個我，是擺脫了憤怒、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社群歸屬的我。我關心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人，而非一個生于80年代的馬格里布女性，我可以講述怎樣的故事？我也喜歡寫介入社會的文章，把我的觀點展示在世人面前。但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也許它們在未來會有交集。寫作會受到所處時期、靈感和外界支持的限制。我正在構思的下一部小說將觸及更為政治化、更有爭議的主題。 （編譯 劉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