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典籍浩如煙海，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寶庫。目前，納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少數民族古籍就達1000余冊。在國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少數民族典籍，有多少走出了國門，為異域讀者所知曉呢？

在日前召開的第17次全國民族語文翻譯學術研討會上，西南民族大學教授、中國少數民族文庫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魏清光帶來的一場專題報告，向人們呈現了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之惑。

現狀：“走出去”的數量少，內容存在諸多問題

據魏清光統計，從清末至今，我國只有11部少數民族典籍被翻譯至國外，包括少數民族的三大史詩。其中，被譯介最多的是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它曾被翻譯成5種語言，在8個國家出版，出版時間前后跨度長達100多年。

其余的幾部少數民族典籍，大都只在一兩個國家出版發行。如《薩迦格言》《蒙古秘史》《福樂智慧》等都只譯成了英語；《阿詩瑪》只譯成了日語。從總體上看，少數民族典籍只用7個語種輸出到15個國家。

相對于數量龐大的少數民族典籍來說，目前“走出去”的典籍顯然只是冰山一角。數量少、語種少還只是一方面，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這些典籍的譯者全部為外國人。也就是說，這些典籍是外國譯者選擇的結果，它們“走出去”帶有“被動色彩”。

由于譯者為外國人，翻譯后的這些典籍難免在內容上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譯者做了大量刪改，不能保證典籍的完整性。如Arthur Waley翻譯的《蒙古秘史》刪掉了98節，幾乎占到了近35%的比例。

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問題，譯者和出版方根據出版國的價值觀對典籍內容進行了選擇。學者李正栓曾指出，塔爾庫1997年推出《薩迦格言》英譯本的政治傾向明朗，“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大于文學目的”。

顯而易見，這樣的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并不利于我國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

政策：中層規劃未與頂層設計對接，“走出去”得不到資助

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中央都有對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頂層設計，而在《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性文件中，曾提出“做好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等古典民族史詩的整理出版和優秀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工作”“擴大少數民族文化對外交流與合作，打造一批少數民族文化對外交流精品”等內容。

在去年底印發的《“十三五”促進民族地區和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深入實施‘絲路書香’工程，扶持外向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優秀出版物面向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翻譯出版，每年資助翻譯出版150種左右圖書。”

遺憾的是，在我國目前的對外出版工程中，并未將少數民族典籍納入，中層規劃與頂層設計出現了脫節。資料顯示，始于2004年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截至2015年已資助輸出中國圖書3749種，“絲路書香”工程重點翻譯項目僅2015至2016年間就資助了985種圖書。而這些國家資助的國際出版工程中，卻沒有一部少數民族典籍。

不僅如此，《大中華文庫》出版有漢族典籍翻譯作品百余部，也沒有涵蓋少數民族典籍。顯然，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的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另外，少數民族典籍對外傳播的途徑單一。除“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對外翻譯工程”允許個人申報之外，其他國際出版工程只允許出版社申報。這就限制了社會參與和民間力量投入到對外文化交流中，不利于構建多層次的中華文化傳播格局。

對策：做好基礎性工作，制定好“走出去”的路徑規劃

既然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是勢在必行的，那么該如何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呢？魏清光認為，除了國家有關方面要重視這一問題，并將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納入國際出版工程享受國家資助外，還要做好以下兩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做好少數民族典籍的基礎性工作。一是加強少數民族典籍的搜集、整理、編纂和出版。雖然我國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遺產，可諸如門巴族尚無一部完整的典籍問世，布朗族也僅有一部典籍出版，這主要是由于相關基礎性工作缺失所致。二是重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培養更多民語翻譯人才。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的一大困擾是翻譯工作。由于能把少數民族語言直接翻譯為外語的人鳳毛麟角，目前能做的多是民譯漢，然后是漢譯外。但是，就民譯漢這個環節來說，時常能發現翻譯的錯訛。因此，打好少數民族典籍民譯漢的基礎就顯得非常重要。三是做好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選題工作，要選擇那些體現公平正義、捍衛真理、伸張正義、兼愛非攻、立己達人、親仁善鄰等體現普世價值的作品。

其次，要做好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路徑規劃。一方面，順應我國經濟交往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將“走出去”的目標鎖定在我國對外投資較大的國家，如美國、澳大利亞、盧森堡、新加坡、英國、德國等。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關注持續升溫。據統計，僅今年5月，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這3家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就多達586篇。另一方面，則要瞄準周邊國家，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哈薩克斯坦等。因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化與周邊國家具有“人緣相親、文緣相通”的共通性，讓少數民族文化走向周邊國家，可以增強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向心力。

在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國可以借鑒韓國的經驗。韓國政府在1998年提出“文化立國”戰略之前，韓國圖書翻譯成漢語在中國出版的很少。而在2001至2007年，韓國就有53種韓文圖書被譯為漢語，在我國出版發行。我國有不少朝鮮語翻譯人才，應該說將漢語翻譯成韓文推向韓國，是大有潛力的。

民族典籍是民族的根與魂，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歷史底蘊。少數民族典籍“走出去”，應當引起更多重視。通過翻譯，對少數民族典籍進行文化闡釋，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入挖掘其精神、理念的當代價值，再通過國家扶持推動其“走出去”，才能向世界展示一個豐富飽滿的中國形象，有利于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