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琳·黛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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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電影資料館放映了一次比利·懷爾德執導的《控方證人》。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中，它平平無奇，在其著作改編的電影中卻是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部。

“劇終”字樣出現后，畫外音男聲鄭重其事地響起，“為了保證沒看過此片的朋友享受更多樂趣，影院管理人員建議，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證人》結局的秘密”。

在整整60年后，這樣的官方提示顯然已失去了原本的效力。再好的懸疑也經不起劇透。然而，好的角色和經由鮮活角色在銀幕上構筑的一方天地、透出的人生況味，卻經得起時間長久的洗刷。即使一代人來，一代人走，人性總是相通，歷史總會重現，所以好戲如鏡，見你我，見時代。

“一個不同凡響的女人。”在片中，查爾斯·勞頓飾演的辯護律師威爾弗里德爵士，先后兩次這樣評價瑪琳·黛德麗出演的克里斯汀·沃爾，分別在她的角色登場和退場時。同一個句子，其實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起初他以為這位夫人冷漠淡定；謎底揭曉，原來是為愛成狂。而這兩種特質，在這個女人身上沒有裂隙地融合在一起。

零零星星打短工、生活捉襟見肘的藍領工人沃爾偶然認識了寡居而富有的弗倫奇夫人，沃爾隱瞞已婚的身份與她來往，討她歡心，弗倫奇夫人不顧年齡懸殊愛上了他，考慮嫁給他，甚至修改了遺囑，留給他8萬英鎊遺產。沒想到，遺囑修改一周后，她就慘死家中。沃爾當天晚上拜訪過她，并且手上帶傷，而惟一可以為他作證的，只有他口中感情甚篤的妻子克里斯汀。

這樣一宗難打的官司，引起了爵士一點興趣，可他正處于大病初愈的休養期，還是將案子轉給了另一位律師。后者請他一起與沃爾的妻子會面，爵士立刻拒絕了，“我應付不來那些情緒激動、淚流滿面的夫人們”，他還叮囑說，“你得記住她是個外國人，所以準備好，她可能會失控甚至暈過去，最好準備嗅鹽、紙巾和白蘭地。”

如此先入之見，立刻被黛德麗的出場打破。他話音剛落，只聽一個低沉的女聲接話道，“我想那些都派不上用場，我從不會暈過去，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倒下的姿勢是不是優雅。”亦舒說，做人最要緊的是姿態好看。大抵是一個意思。

原來，克里斯汀已經不請自來，站到了他家的門廳里。這位金發女郎以冷淡的口氣不經意地透露給兩位律師，她并不愛丈夫，而且她真正的丈夫還在德國，只是感謝沃爾把她從被戰爭毀壞的德國帶到了安全的倫敦。她言語間對“丈夫”態度如此冷漠，證詞如此岌岌可危，激發了爵士的斗志，他重新將案子攬了回來。

結尾，克里斯汀幫沃爾脫罪后，發現他撇開她，和新歡擁吻在一起，他將收獲8萬元遺產而她即將因為偽證罪入獄。此時，克里斯汀如臨絕境，可她應驗了自己說過的話，沒有昏厥，而是拿起那把沃爾謊稱割傷自己而成為證物的刀，一刀刺死了他。現場有人說“她殺了他”。爵士反駁說，是“處決了他”。他決定放棄療養，留下為這個“不同凡響的女人”辯護。

有人不喜歡這個在法庭當場手刃負心人的情節，說是太過戲劇化。可是，這個結局對于異域“蛇蝎美人”（Femme Fatal）而言，是再本分不過的表現了。在大制片廠制度的全盛時期，好萊塢明星大多與制片廠簽訂長期合同，扮演身份、個性相似的角色，像標簽一樣，便于觀眾辨識和選擇。瑪琳·黛德麗到了好萊塢后，長年走內心狂熱、全情投入而世故冷傲、不屑表達的路線，認得出她“標簽”的觀眾，對《控方證人》的反轉早應有心理準備。懸疑其實不在她明里扮演“控方證人”，實為“辯方證人”，而在她如何設計整個騙局。

上世紀20年代，歐洲從一戰的創痛中恢復過來，驚覺本土市場面對美國商業片的進攻已成守勢，法德等國不得不以進口限令和配額制度對抗。與之相反的是，好萊塢大舉進攻，大制片廠開始制度化地搜羅外國電影人才，多位已成名的歐洲導演攜御用女明星同去好萊塢。1933年納粹執政后，這樣的影人大遷徙規模更甚，上世紀30年代，大約有800多位德國電影人流亡到好萊塢，當時還沒有成名成家，還是個小編劇的懷爾德也是其中一員。

回到20年代，德國導演劉別謙帶來了波蘭裔明星波拉·尼格麗，瑞典導演莫里斯·斯蒂勒帶來了葛麗泰·嘉寶，約瑟夫·馮·斯登堡帶來了瑪琳·黛德麗。其中，尼格麗和斯蒂勒在好萊塢水土不服，兩個黃金組合只得拆伙，而斯登堡和黛德麗則一口氣合作了6部有影響力的影片。這些異國女郎剛到好萊塢時，在電影里的形象總是神秘、世故、魅惑并且致命的，她們是“蛇蝎女人”，是“妖婦”（Vamp），是“瑪塔哈麗”（指的是一戰時有名的脫衣舞女兼雙面間諜，或者類似設定的角色）。遵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邏輯，她們迷人的肉身在傾注男性欲望的同時，也投射了他們對不可知威脅的恐懼。

《控方證人》的結局，可以說“非常瑪琳·黛德麗”，但是“不怎么比利·懷爾德”。片中弗蘭倫夫人設定是56歲，演員實際年齡59歲。而看上去人近中年、仍然風姿綽約的黛德麗，時年正是56歲。如果對她不了解，在黑白光影的曖昧掩飾下，只看片中的形象很難有人想到她已經如此高齡。從《日落大道》到《麗人劫》，懷爾德一貫對年長如斯的女人苛刻之至，她們總是扭曲而可怖的，更不要說表達某種敬佩之意了，從這一點看克里斯汀·沃爾的確是一個“不同凡響的女人”。

1901年，瑪琳·黛德麗出生在柏林，她的父親是一名皇家警察中尉。10歲時，她優裕快樂的童年因為父親的死而終結。20歲以后，她在柏林的酒館里從事歌舞表演，1923年開始參與默片拍攝，但一直籍籍無名，直到她在斯登堡的有聲片《藍天使》中出演勞拉·勞拉。這個因誘惑大學教授使之身敗名裂的歌女讓她一舉成名。

終其一生，卡巴萊（德國有歌舞表演的酒館）歌女都是黛德麗的招牌形象，從《藍天使》到《蒙特卡羅》，到近30年后的《控方證人》，再到她在銀幕上淡出后持續了約15年之久的舞臺巡回演出，她始終是那個將男裝穿得筆挺，煙抽得比男人帥氣，歌聲富于磁性，性別氣質模糊的歌者。而斯登堡在好萊塢最初拍的6部影片中，在她的角色中有意識地將勞拉·勞拉作為性捕食者的狂放不羈和有隔膜感的異國情調貫穿下來，同時賦予她勞拉·勞拉沒有的善與愛。這一套由外及內的程式，成了她的“標簽”。

與斯登堡合作的一系列電影中，最成功的是1932年的票房冠軍《上海快車》。黛德麗飾演的交際花“上海莉莉”“毀滅了無數男人才成就其名”，她在男人面前從不示弱，對于自己聲名狼藉也毫不忌諱，屢次被她拋棄的男人卻一次次折服于她的魅力而無條件地回到她身邊，在這些方面上海莉莉就是新版的勞拉·勞拉。而暗地里，她為了情人能獲得自由，先是為他徹夜祈禱，而后犧牲自己，佯稱自愿去做軍閥的情婦。

如此表里不一的設定，與《控方證人》如出一轍。如此，她吸血鬼一樣的魅惑和“水性楊花”的習性，只是表層的偽飾，實質上襯托了內里的美好情操。在不破壞基本類型的前提下，不可捉摸的妖婦轉化成了可以被理解和認同的善良女人，并且重新收獲了男主角的愛。

而在此片中與她同行的上海高級娼妓徐菲，對于華裔女演員黃柳霜來說也是個小小的突破——這是她極少數沒有在片尾慘死的電影角色。由于她殺了邪惡的中國軍閥，救了一干歐洲游客，一開始對她嗤之以鼻的紳士和太太們還對她有了一點尊重。而徐菲的幸存，應是得益于她繞開了低等種族涉及跨種族戀愛則必死的銀幕法則——她出現在一部浪漫言情片里，卻從始至終煢煢孑立，與所有白人男性保持距離。

華裔女性角色像上海莉莉一樣收獲男主角的愛情，要遲到1960年《蘇絲黃的世界》，而蘇絲黃還是一個妓女，只是進化成了一個允許被愛的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