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語作家君特·格拉斯

《四七社———當德國文學書寫歷史時》[德]赫爾穆特·伯蒂格著張晏馬劍譯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提起當代德語作家，中國讀者最熟悉的莫過于君特·格拉斯了。究其原因，除了他曾經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之外，他也是近二十多年來國內譯介最多的外國作家之一，而他的成名作《鐵皮鼓》一經胡其鼎先生譯出便在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與此同時，國內外國文學界對君特·格拉斯的研究也開展得如火如荼，參與者橫跨越老、中、青三代。2015年，這位德語文壇舉足輕重的作家謝世之后，人們對他的關注由純文學研究不斷擴展到對一個文化名人甚至文化現象的意義和影響的研究。只不過，縱觀國內對格拉斯的接受，所有的研究和介紹都多多少少忽略了格拉斯文學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而影響深遠的事實，那便是他與“四七社”之間長達十多年的密切而復雜的關系。

所謂“四七社”，指的是二戰結束后不久在德國西部的美、英、法占領區成立的一個結構松散的文學社團。1947年9月，戰后的德國還是一片廢墟，在左派作家漢斯·維爾納·里希特的召集下，十二位當時并不知名的作家幾經周折，來到德國巴伐利亞州南部巴恩瓦特湖畔一位女作家的家里聚會，他們朗讀自己的新作，討論大家關心的現實主義新文學問題。雖然條件艱苦，但聚會還是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人們決定同年11月在烏爾姆市郊區再聚會一次。此后，這種集會形式便被固定下來，起先是半年一次，后來改為一年一次。經過媒體的報道，這一聚會后來被冠以“四七社”之名得以傳播。由此可見，“四七社”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社團組織，而是一個“文學論壇”。它結構松散，既沒有綱領，也沒有固定的成員，更沒有組織建構意義上的領導。然而，讓所有參與者都沒有想到的是，恰恰是這樣一個既有詩人和作家、又有評論家和出版商參加的文學聚會卻開創了一種德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少有的文學與媒體以及市場之間的互動形式。從1947年成立到1967年解散，整整二十年間，德國國內有關它的爭議不斷，但其影響同時也在不斷擴大，一度幾乎成了包括聯邦德國、奧地利和瑞士在內的德語國家文學生活中的唯一大事。加上里希特從一開始就堅持邀請民主德國的作家，并爭取到來自萊比錫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漢斯·邁爾的加盟，使得“四七社”得以突破冷戰壁壘，實現了東、西兩德之間具有實質意義的文化交往活動。

君特·格拉斯本人1955年第一次出現在“四七社”的聚會上。最初的幾年，他參與討論，也朗誦過他的一些詩歌，雖然獲得好評，并像格拉斯自己日后回憶的那樣，幸運地獲得了出版商的青睞，但并沒有大的突破。由于形象邋遢，這位當時“像狗一樣窮的”(赫爾穆特·伯蒂格：《四七社———當德國文學書寫歷史時》，東方出版中心2017，第210頁。以下引用該書將僅給出頁碼) 年輕版畫家和詩人最初還差一點被主持人里希特從會場上趕出去。1958年，格拉斯在“四七社”聚會上的再次登臺亮相卻徹底改變了這種不溫不火的狀況，一下子成為了“四七社”的中心人物。而他這一次朗讀的，正是他的長篇小說《鐵皮鼓》中的幾個章節。里希特后來這樣回憶道：“然后君特·格拉斯就開始朗讀了。我并沒有期待什么特別的東西，只是希望聽到我已經了解的：一個有才華的人展現出的原始的語言天賦，他早就向文學批評界證明了這一點。在他朗讀之前我曾經問過他：‘你要讀什么？’我想知道是為了便于安排時間。他回答：‘讀一部長篇小說。’我很驚訝他居然在寫長篇小說。對我而言他就是一位詩人，要么就是一位劇作家。不過就在他讀完開頭的幾句話之后，整個大廳里的人就像遭了電擊。這正是后來的《鐵皮鼓》的第一章。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停止了做筆記，有幾個人張大著嘴巴在聽，約阿希姆·凱澤微笑著把腦袋輕輕地晃來晃去。”里希特預言：“我知道，這將是‘四七社’一個巨大成就的開始。”(第213頁)

日后的歲月證明，里希特關于格拉斯的這次朗讀“將是‘四七社’一個巨大成就的開始”的預言不僅得以實現，而且它在很多層面上開啟了德國文學的一個新的時代。小說《鐵皮鼓》中表現出的嬉笑怒罵、幽默活潑的語言風格以及不循常規的敘述方式如同一聲“驚雷”(第215頁)，打破了阿登納時代沉悶保守氣氛。小說中，幻想與現實交織在一起，更加凸現出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社會嚴酷的現狀，既動人心魄，也引人深思。按照《四七社———當德國文學書寫歷史時》 的作者伯蒂格的說法，格拉斯的“散文中充滿樂趣，不知節制的語言暴力，在豬頭肉皮凍、鰻魚和性器官里翻找，透露出一種狂熱的、肉欲的熱情———這在1958年起到了一種解放的作用。”(第215頁)這一切，讓格拉斯一夜之間成為“四七社”里最有權威的明星，同時也成為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德國文學象征性的人物之一。

1959年，德國書展上一下子展出了格拉斯的《鐵皮鼓》、海因里希·伯爾的 《九點半鐘的臺球》以及烏韋·約翰遜的《關于雅各布的種種揣測》。而這三部小說均是在“四七社”的聚會上被推出的。事實上，除格拉斯外，伯爾、約翰遜，還有之前就因詩歌《盤點》而影響巨大的德國戰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君特·艾希，光彩照人、一度成為媒體寵兒的奧地利女詩人英格博格·巴赫曼，以及至今仍活躍在德國文壇上的馬丁·瓦爾澤等二十世紀德國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無一不是從“四七社”出發的。就君特·格拉斯而言，如果說他所獲得的聲譽應該感謝為他提供了平臺的“四七社”的話，那么，反過來，格拉斯1958年轟動性的登臺使得“四七社”在其成立十年之后終于迎來它光輝燦爛的時光：雖然“四七社”的自我定位仍舊是一個作家們朗讀和討論自己作品的地方，但輿論與公眾儼然已經把它視為“社會生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第219頁)。“四七社文學獎”由此成了德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不僅想來參會的作家越來越多，而且出版商、文學批評家和學者也紛紛而至。應當說，人們幾乎無一不是帶著挖掘天才的心態來到“四七社”的聚會上，這讓此時的“四七社”儼然成為了一個文學集市。瓦爾特·哈森克萊瓦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與會者中僅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作家。”而另外的百分之八十，則是“出版商、編輯、評論家、解說員、大學教授以及文學愛好者”。(第220頁)由此可見，以《鐵皮鼓》為標志性事件的文學市場化趨勢此時已經勢不可擋。

與文學市場化趨勢平行出現的，是文學評論日漸重要的地位。“四七社”的精神領袖里希特從一開始就視文學批評為一種“關鍵性的力量”，認為它無論是對于民主教育，還是對于形成一種新的文學都具有“根本的社會意義”。(第265頁)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激烈的爭論和毫不留情面的批評受到鼓勵并逐漸成為“四七社”聚會的特點。這種情況下，一些重要的和即將成為重要的文學評論家紛紛登臺亮相：瓦爾特·延斯和瓦爾特·赫勒雷爾是最早加入“四七社”的評論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從1958年開始出席“四七社”的聚會，來自民主德國的漢斯·邁爾1959年到會。每當作家的作品朗讀結束時，里希特總有一句儀式性的主持語“好，我們開始評論吧!”隨之，“坐在第一排的這些主角們，這些重要的評論家，就會按照順序開始發言，點評那些最精彩的地方、致命的錯誤，發表他們的想法。”(第247頁)“四七社”正是以這樣一種形式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前所未有的作家和評論家之間的對話機制。與傳統的書面評論不同，“四七社”開啟的是以作家和評論家面對面進行口頭討論為先決條件的評論方式。而這一點，恰恰順應了廣播、電視等新媒體發展的特點，因此迅速得以推廣。不言而喻，由此產生的評論家的話語權和權威地位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加快一部作品的傳播，但同時也有可能會對新生代作家帶來致命打擊。“四七社”論壇機制造就的這種評論家與作者之間密切而又緊張的關系即使在“四七社”解散之后仍然長期存在。

君特·格拉斯和后來被稱為“文學教皇”的著名文學批評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之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恩恩怨怨，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如今兩位當事人雖均已作古，但令人驚訝地是，他們所代表的作家與評論家之間的關系迄今仍舊是一個常提常新的話題。

“四七社”1947年成立，五十年代末達到它最輝煌的時期，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彼得·漢德克為代表的年輕作家以一種反叛甚至挑釁的姿態登上“四七社”的講臺，而1967年在普爾弗繆勒舉行的會議更是受到學生的攻擊，甚至有一部分作家也加入了左翼激進分子的隊伍，這讓里希特深感震動甚至憤怒。在“文學已經死亡”的口號的沖擊下，“四七社”從此基本上停止活動。1977年，“四七社”在薩爾高舉行了成立三十周年慶典大會，在這次慶典上，里希特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宣布了“四七社”的解散，他說：“我們到達了終點，那又如何。我該說些什么呢？我想說謝謝。我說不出什么。好吧，結束了，我們結束了。”

由此可以說，“四七社”實質存在的時間不過二十年，這期間作家們來來往往，猶如流水的兵。到了后期，伯爾等早期出名的作家已經不再參加活動。可君特·格拉斯卻一直忠實地追隨著里希特。其間，他本人的文學創作也曾經歷過一個政治化的階段。尤其是六十年代初，在他全力為維利·勃蘭特的競選四處奔波、發表演說的時候，文學和政治之間已經界限模糊了。這一傾向給他這一時期的兩部小說，即《局部麻醉》和 《蝸牛日記》 打下了明顯的印記。直到1977年，格拉斯才重新與“現實政治”拉開了距離，轉而將目光投向人類社會的普遍性問題，投向歷史發展的深處：男性統治的腥風血雨，女性的受壓迫，核危機給人類帶來的威脅以及第三世界的饑荒等。在“四七社”最后一次聚會上，格拉斯朗讀了他已經發表的小說 《比目魚》 中的片段，另有三位評論家也朗讀了他們已經發表的有關《比目魚》的書評。這讓“四七社”在它即將謝幕的時候又一次光芒閃現，而格拉斯和伯爾聯合捐贈的最后一個“四七社文學獎”更是意義非凡。

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四七社”在它還沒有成為歷史之前就已經成了一個神話，而這個神話顯然與格拉斯密切相關。格拉斯傳記作者克絡迪婭·邁爾-伊萬斯蒂曾說：“‘四七社’對于格拉斯的成長的意義再怎么高估也不為過。”而格拉斯本人后來在各種場合也都講過他是自學成才。對于并非專業作家出身的他而言，“四七社”不僅是一個演練平臺，更是一所學校。而他一直嚴肅對待并奉其為自己文學創作重要原則的，則是“四七社”體現的工匠精神。除此之外，他在這里“結識了最好的朋友”，其中包括英格博格·巴赫曼、彼得·呂姆柯爾夫、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等，而他與里希特的忘年交在德語文學界更是為人們所津津樂道。1979年，在“四七社”解散兩年之后，格拉斯為了向里希特致敬，寫了一部以古喻今的小說 《相聚在特爾格特》 作為里希特七十歲的生日禮物。小說的歷史背景雖然被放在了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期間，情節也純屬虛構，但毫無疑問的是，作為“克隆原型”的“四七社”在此業已變成了文學。

伯蒂格認為：“四七社”留給后人的，是文學活動的“事件化”。從1947年到1967年，“四七社”的文學聚會是德國最受矚目的文學公眾活動，其它文學機構難以忘其項背。如果說當時全國上下對文學的關注往往集中在“四七社”聚會的那幾天的話，到如今，人們對文學的熱情則灑落到了每一天、每一處：在德國電視二臺的“文學四重奏”節目中，在“巴赫曼文學競賽”活動中，在科隆文學節熙熙攘攘的市場上，在埃爾朗根詩歌節上，在不計其數的作家朗讀會上，尤其也在格拉斯1983年設立的集朗讀和點評為一身的“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文學獎”評審會上，都隱隱閃爍著“四七社”的精神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