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北京，懷特黑德在2017文景藝文季活動現場。楊明攝

科爾森·懷特黑德生于紐約，畢業于哈佛大學，獲得過麥克阿瑟天才獎、古根海姆獎、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共寫過六部小說、兩部非虛構作品，包括《直覺主義者》《約翰·亨利日》《紐約巨像》《地下鐵道》等。

王府井步行街的盡頭，與燈市口大街交會的那個路口，交替閃爍的紅綠燈旁，老槐樹的蔭庇下，懷特黑德點燃了他在北京的第一支煙。

這位新晉美國當紅作家在京的行程太緊張。上午剛乘高鐵從上海一路北上，下午一到酒店就被安排接受采訪。難得中場閑暇，他只身到樓外，趁著一支煙的工夫，將眼前的街景好好一番打量。

橫豎都是四車道的寬馬路，周圍一圈十層上下的小高樓。“為什么北京的街道這么寬？”第二天活動現場，在被問及對北京的印象時，懷特黑德半認真半玩笑地說出了自己的疑問，“完全還可以再擠下幾座樓，而且好多樓都只有四五層高，應該再加個二十幾層也不成問題。”臺下一片笑聲。

一直待在二環里的懷特黑德，顯然對我們熟知的北京還是有些生疏。被工作塞得滿滿的行程，大概還容不得他去西邊的老城區鉆小胡同，到東邊的CBD看大高樓。他到底還是一個地道的紐約人。不忘鱗次櫛比的高樓連綴而成的天際線，才是紐約應有的樣貌。

紐約人：“紐約是我的家，是我覺得安全的地方”

懷特黑德是個戀家的人，不怎么愛出門，也不喜歡人多的地方。他幾乎一生都住在紐約。童年時經常搬家，所以紐約很多街區對他而言都有家的印記。“那些街道好像日歷一樣，告訴我們曾經是誰，將來又會成為誰。”

城市目睹了一切過往，包括所有孤獨和彷徨，“我從沒有機會去和一些老房子說再見。有些是我住過的，另外那些我以為它們一直會在那里。它們也從沒找到機會和我說再見。我想它們是樂意這么做的，我不相信它們的冷漠。”

這是2003年出版的《紐約巨像》中，懷特黑德為城市里那些倏然逝去的建筑寫下的獨白。在那兩年前，在布魯克林的家中，他親眼目睹世貿雙子塔轟然倒下。這記重創無論對于他自己，還是對于紐約來說，都難以想象，且猝不及防。

紐約是他的家，是他心中最安全的地方，可那些曾經巋然屹立的大廈，卻仍在頃刻之間毀滅崩塌。如何面對過去，又如何在未來繼續？《紐約巨像》中，懷特黑德用一篇篇短文，記下他對這座城市細微真切的感受，寫下那些未來得及說出口的告別，完成一場對自我的療愈和紓解。

“當我們意識到紐約即便沒有我們也會繼續下去的那天，或許我們就變成真正的紐約人。”

懷特黑德已經習慣了紐約的一切，包括它的缺憾和不足。“即使生活在紐約這樣大都市的人也可能視野非常局限，就好像生活在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一樣。”大都市的生活并不必然造就寬泛的視野，就好像光鮮的外表背后不一定對應著順遂的人生。

紐約出生，曼哈頓長大，哈佛畢業，普林斯頓任教，寫出人生第二部小說后就被約翰·厄普代克稱贊為“天才作家”……這樣的履歷很難不讓人把他視作人生贏家，但懷特黑德卻絲毫不避諱公開袒露自己那些尷尬的過往：經歷過中年危機，離過婚，第一份書稿就收到25封拒信，最后連經紀人也把他甩了。懷特黑德親自帶領我們打碎預先為他設定的“精英”肖像，“今天一天我聽到了很多次人們用‘精英’這個詞來描述我，實際上我聽到了四次，這比我一生其他時間聽到的都要多。”

因為覺得安全，才不需要偽裝。紐約給足了懷特黑德安全感，才讓他在其中肆意揮霍想象。

小說家：“小說是我的名片，是我回應世界的方式”

即便過去幾年里，他也到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但對他而言，教書不過是謀生的手段，寫作才是最終的指向。他說自己做不到一邊教書，一邊寫作。所以通常是一段時間的教課換來足夠充裕的生活費，讓他可以擁有更長專心寫作的時間。

懷特黑德不是那種一氣呵成的寫作者。他對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一次寫上一兩頁就好。“通常起身先寫一頁，打個盹兒；再寫一頁，再打個盹兒。”寫著寫著就困了的他，已經把打盹兒當成了日常嗜好，大白天的就要瞇上四五覺。

這樣的工作模式，讓他只能把家當作辦公室。12歲的女兒直到現在還很疑惑，老爸成天待在家里到底有沒有工作，“她經常放學回家看到我房間燈是滅著的，我一個人躺在那里盯著天花板，她問我，你在干什么，我說，我在工作呢。”

從小就懷有當作家的夢想，懷特黑德1991年從哈佛畢業后，就沒再離開過寫作這個圈。先是在著名老牌雜志《村聲》當記者，寫專欄；之后基本保持每兩年一本的速度不斷有作品問世，1999年處女座《直覺主義者》，2001年長篇《約翰·亨利日》，2003年散文集《紐約巨像》，再后來速度放緩了些，最新兩本小說《第一區》（2011年）和《地下鐵道》（2016年）前后相隔了整整5年。

碰上合適主題的非虛構作品，懷特黑德也會感興趣，“我也是讀諾曼·梅勒、湯姆·沃森這些人70年代的非虛構作品長大的”。只是他更愿意享受“無中生有”的滿足感，“小說是我的名片，是我回應世界的方式”。

小說家的工作就是想象。將那些閃爍的靈感片段用巧妙的方式交織起來，天馬行空，恣意昂揚。無聊單調的外部環境對懷特黑德來說并不是問題，他腦里自帶一個光怪陸離的奇妙世界。他寫作的很多靈感，都是打盹或做夢的時候突然產生的，經常半夜醒來，還能把突然冒出的想法記在紙上。

《地下鐵道》最初也是源于一個打盹的工夫，那時他剛完成《約翰·亨利日》，正好也是一本關于美國鐵路的小說。“如果‘地下鐵道’是條真實的鐵路會怎樣？”懷特黑德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第一次聽說“地下鐵道”，就想當然地以為會有一個真實的鐵路場景，隧道、鐵軌、蒸汽機車，為了讓自己兒時信以為真的想象在書中徹底實現，懷特黑德花了16年。

黑人視角：“占據敘事核心的總是那些白人”

歷史小說《地下鐵道》對懷特黑德而言，“小說”比“歷史”重要。“我并不覺得我要處理美國歷史或種族主義這么龐大的主題，我只是有了這個奇怪的想法，然后做了很多研究，之后人物、場景就自然進入了。”

查閱歷史資料，閱讀奴隸口述，為了有直觀的感受，懷特黑德還去了趟路易斯安那州的種植園做實地考察。不過他實在沒想到，旅游大巴上的導游會拿著話筒講出如此“體貼”又令人瞠目結舌的話，“大家知道過去當奴隸主也是很辛苦的，也要做很多工作，要好好記賬，還需要去監督工人們干活。”

一車渴望重溫白人光輝歲月的老頭老太，讓懷特黑德猛然意識到，時間并沒有帶領人們向前。直到今天，同一段歷史，在不同的敘事中，仍能呈現如此截然的分裂。

這種分裂不僅存在于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黑奴和白人廢奴主義者之間也有顯現。歷史學家埃里克·方納在《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中也提到，“內戰剛一結束，廢奴主義者就發表了一批回憶錄，旨在為廢奴派的成就樹碑立傳……這些回憶錄中雖然也夾雜了不少關于黑奴們力爭自由的故事，但占據敘事核心的總是那些廢奴派白人。”

一直以來都是“白人的聲音才是聲音”，才導致今日的美國仍會大聲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臺的采訪時，懷特黑德提到他在高中時的一段經歷，“有一次我在一家雜貨店，一個警察過來跟我說，‘把手放到后面’。我就被帶到外面的警車上，是一個白人女人在幾個街區外被搶了，我是那附近警察能找到的唯一一個黑人男孩。她指認不是我，然后他們就放我走了。”

這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紐約。“當時有很多案件，都是年輕黑人男子因為在布魯克林陌生街區誤闖或是游蕩，就被打或者被殺。我爸爸一直告訴我，只要我離開家，我就成為目標。”那次被銬住問話，讓懷特黑德第一次對這種分別和恐懼有了切身的感受，也終于理解為什么每次當他離開家，他的爸爸都會害怕。

懷特黑德似乎一直刻意避免為科拉的故事做小說創作之外的解讀。“我不在那些人物里，科拉和我也沒有共通之處。只是那些東西一直在折磨著我，比如，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還有優生學。”對有色人種廣泛進行的醫學實驗，優生學和科學種族主義的傳說，一直困擾著他的內心。作為一個寫作者，“一定要問問自己你在當下內心真正想寫的是什么，以及寫什么樣的主題可以真正地填補你內心的某種缺失。”懷特黑德不僅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

他還是不想過多地把自己的生活和筆下的人物做聯結，“一個是我的書，一個是我的生活，它們是兩碼事”。他在乎的不過是盡可能給他創造的人物一個好的歸宿，像他最后對科拉做到的那樣，“我覺得我做到了，我把她帶到了她可以到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