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上海夏季音樂節由上海交響樂團在余隆的指揮下以一套古典音樂曲目——理查·施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肖斯塔科維奇《d小調第五交響曲》精彩落下帷幕。而上周一，上交還在“不務正業”地與搖滾樂隊在自己的家里——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在著名作曲家、指揮家譚盾的“奇思妙想”下玩兒著“交響對話搖滾”的“交響搖滾”音樂會，現場幾乎全部是年輕的觀眾，更以搖滾樂迷為主力，場面之嗨，不是古典音樂曲目所常見的。譚盾總是能夠眼光獨具深入淺出地以巧取勝，交響與搖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潛移默化地吸引了搖滾青年們對交響樂的注意力和好感。在這場音樂會開始前，北京晨報記者獨家采訪了譚盾。

“交響對話搖滾強調對比對話”

北京晨報：交響搖滾這個創意，它的落點在哪里？

譚盾：杭蓋是中國搖滾樂隊的先鋒，在當下的中國及當下的世界，特別注重精神和對話，我和杭蓋來了上海交響樂團，做交響搖滾。這次跟平常樂隊的伴奏是不一樣的，主要強調對比對話。對比對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融合得更好，如果融合得非常好，就是一個嶄新的藝術形式。這個形式世界上很多樂團，包括紐約愛樂，波士頓，費城交響樂團，柏林愛樂都在做，但最大的難點在于，交響和搖滾有自己的美學和傳統，技術上的平衡很難做好，音響上的平衡，音場上的層次很難。我們已經做了兩三年，這次做到上海已經比較成熟了，我們在技術上實現了非常大的突破，標志著新的藝術形式的產生。這是技術上的。

再一點是藝術上的。如果只是搖滾伴交響或者交響伴搖滾，這樣的形式不夠刺激，很多人就會選擇只聽搖滾或者交響。但是這種形式，音樂內容上是對比的，互動的，有時候你們會聽到搖滾和巴洛克的對話，搖滾和瓦格納的對話，搖滾和巴赫的對話，這次我們有一首特別的歌《上海半導體》，是懷舊和未來的對話。

北京晨報：為什么要做“交響搖滾”？

譚盾：因為搖滾永遠在和社會對話，永遠在叫板，說不，觸動了社會進步。交響樂常常是維護傳統，是一種有著兩三百年并且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傳統。但是交響樂隊常常忘了一點，每一個藝術家和交響樂團的合作都是搖滾的精神，比如貝多芬，他永遠在跟當代社會對話，在觸動當代社會進步。所以，交響樂隊在過去幾十年來都把自己關進了博物館的籠子，只是玩傳統和過去的經典，當代的聲音和我們沒有關系，這是錯誤的。我們需要貝多芬，管弦樂隊更需要貝多芬的搖滾精神，凝集年輕的創造力，凝聚社會參與感。所以通過這次交響搖滾的合作，我們可以把杭蓋的年輕人帶到音樂廳來，讓音樂廳里的觀眾喜歡杭蓋。通過這種對比，跨界，可以把音樂教育做得更好，可以拓寬古典音樂，增加當代社會的參與感、觸動感，這樣古典樂交響樂團就不會問“為什么我們的觀眾沒有年輕化、大眾化？”每一個作曲家都擁有搖滾的精神，我們這次在世界音樂界內樹立了一個榜樣，讓上交和杭蓋的合作產生貝多芬的效應，這種效用就是和社會密切的互動，和年輕人直接溝通。

“最難的是溝通搖滾樂和古典樂的技巧”

北京晨報：交響和搖滾在融合的兩年中，有哪些碰撞？如何解決？

譚盾：搖滾樂像昆曲和京劇，角怎么唱就要怎么跟。搖滾樂隊排練周期很長，可以排練一兩個月，交響樂團是看指揮，百來號人只有兩天排練，所以我們要綜合，有時候要聽角的，有時候要看指揮。畢竟古典音樂是所有音樂的基礎。我們這次的合作最大的創舉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可以看角也可以聽指揮，是一種新的形式。最難的是溝通搖滾樂和古典樂的技巧。衡量一個人的音樂才能是看耳朵和心靈，看耳朵和心靈兩點有沒有一線，而不是會鋼琴還是會小提琴。

北京晨報：您說古典音樂是所有音樂的基礎，那么古典音樂和任何一種音樂都可以結合嗎？

譚盾：應該是可以的，任何一個作曲家的出現都標志著新的時代，新的音樂形式。我現在特別想把家鄉的東西做成國際主流，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成的。文化和古典音樂的碰撞是一種化學反應，和我自己的知識、音樂才能都是有關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發明創造。今晚的音樂會，物理上還是交響樂團和杭蓋樂隊，但化學上，它是21世紀一個新的品種新的品牌的誕生。再過十幾年，也許這個平臺就很成熟了，我們有新的音樂創作人，他們不僅熟悉古典，還了解搖滾爵士。其實我們的社會早已是這樣了，我們的美學教育還跟不上而已。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覺得杭蓋是先鋒，當然了，我也是先鋒。其實還是技巧的問題，不是說你想跨就可以跨過去，需要很多實驗，需要學習。

“以后中國的交響樂團走訪國外，我們就有新的品種了”

北京晨報：以《上海半導體》為例，有什么變化？

譚盾：過去100年中國的現代文明大部分都是在上海產生的，從第一個縫紉機到第一輛自行車，從第一個半導體到中國第一架飛機，第一個萬噸巨輪，所有的東西都和上海制造有關。上海制造到了鄉村和草原，改變了我們的步伐，我們生活節奏，也改變了我們的夢想。從音樂美學上從音樂內容上，到底給我們什么啟示呢？于是我們新編曲了《上海半導體》。《上海半導體》我們已經編了6稿，現在這一稿是最后一稿。編來編去，我們一直在表面糾結，這個是節奏還是那個是節奏。突然有一天早上，我起早了，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睡不著覺，我突然在想，這不就是我們當代社會天天遇到的新與舊的反差嗎？它是一種時差，這種時差會帶來社會的進步。能反映這種時差的最強烈的音樂信號，又是上海，因為上海的三四十年代打開了東西文化的大門。于是我們想，為什么不把一個半導體的收音機擺在中間，一直放周旋的歌，通過周旋和交響樂隊及杭蓋的融合，像蘑菇菌一樣演化成為21世紀的草原、21世紀的杭蓋、21世紀的上海。今晚你聽《上海半導體》你會感動的，你感到的不將是一個半導體在六七十年代到了草原，它給世界的啟迪是，我們全世界都身處的狀態，我們所有的傳統都去了哪里？我突然感覺我們都已經不是傳統的人了，我們都面臨著世界的全線革新。《上海半導體》由杭蓋來詮釋這個作品，和巴赫、貝多芬一樣，是一種對社會深刻的闡述，告訴我們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處在一個時差中間，社會也就是這樣進步的。對你們來說，就是看兩個時代的對話，看到人類前進的步伐，人類成熟的步伐。

北京晨報：未來有沒有更新鮮的玩法？

譚盾：杭蓋是中國最國際化的樂團，他們帶著中國的聲音，帶著生態的熱情，走遍了全球。我們可以讓西方和東方合作，讓傳統繼續引領潮流，讓搖滾更藝術，讓藝術的古典樂充滿節奏。實際上可以帶來整個音樂事業在教育和精神層面的突飛猛進。

北京有32個交響樂團，交響樂團已經不是西方的了，它們都要有中國的聲音，要走出去。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國際邀請。過去我們交響樂團出國總是跟著別人跑，別人做什么我們也做什么。交響和搖滾的合作其實帶來了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新形式。這個形式無論是壓抑還是希望，無論是充滿了對比、叫板還是夢幻，它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事。以后中國的交響樂團走訪國外，我們就有新的品種了，我們可以用中國最當代的聲音，用極為完美的技術方式創作方式向全世界呈現。現在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廣闊前景，我們要拿出原創和別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