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球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周圍的世界，它們也相互反映。世界就是一張相互緊密聯結成一體的網。 ——Ｍ.C.埃舍爾

埃舍爾的版畫作為一種觀念藝術的涵育，確實可以與對當代實驗詩歌的整體把握和解讀相聯系，它們共同呈示出實驗與啟示的特質。

埃舍爾的版畫形象地表現出事物彼此之間的無窮聯系和影響，傳達了完整和諧的整體結構所給予人的美的啟悟。從文化觀念層面而言，這種整體的神話一樣發人深省，具有它獨賦的魅力。個體乃是在整體的派定下顯示出它的角色意義，而整體則作為具有穩定性與確定意義的超越的所指，作為君臨個體之上的力量。這是一種秩序化的安全的理性神話，它是失去依附的個體精神的暫時棲息地，令人產生具有宗教意味的完滿感。

然而，每一個體從來都是某種變量，它渴望分離和掙脫，渴望肯定自身的個體性，作為超越所指的虛幻的藝術整體早已隱含了分解的可能。

神話既不是變形為荒誕故事的歷史，也不是作為歷史而接受的寓言。神話是一種具有確定性的心智形式，它存在著某種獨特的觀照方式和精神語義。神話作為語言的意義游戲，或許畢竟是一種精神幻想物，但是它本身卻常常擁有頑健的生命力。我們企圖消解這種神話的意義結構，然而，可能難以改變的是，我們無法逃出這道語言的神話魔圈，只能從一道魔圈轉入另一道魔圈。當我們走出詩歌的整體神話時，我們業已走近一個個人詩歌的神話。我們正是處在一種個體主體性剝露的時期。因此，人們常常得付出簡單概括的代價。

面對這樣的文化態勢，一位青年詩人的話：“我始終認為從道德評判以及審美禁忌的威壓中掙脫出來，喚起內心深處的自由意識和無限的潛能，以個體獨立的態度觀照萬物是必要的前提”，所表達的就不啻是個人的敏感性意愿。

我們深切地感受著近若干年的紛繁變化。各式各樣的詩歌實驗表現出藝術整體再也不好規約個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似乎藝術個體唯有實現獨立的自我選擇和價值判斷，而不盲從所謂整體的價值范式，才真正顯露出一代人自我意識的日漸成長。

我們驚訝地注視著這種現象，在動蕩不安的新時代，對于迅速成長的年輕人，社會諸多方面都還無法提供一套完善的新的藝術規范。也有理由認為，通過他們探索世界人生的熱情努力，或許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時代藝術的根本性轉換。

我們所面對的詩歌世界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和分化的狀況，現實如此錯綜復雜，經驗如此獨特繁茄，人們無法相互認同，并且確立共同的象征原則和表達方式。西方現代文化的引入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參照背景，然而，年輕一代對現實生存的強烈感受與穎悟更是不容忽視的。他們是觀念和現實雙重熔煉的現代產兒。他們試圖完善健全的自我意識，進而表現出以個人姿態參與社會實踐為形式特征的行動性與創造性。我們姑且將青年詩人的話——我想加入世界的角逐——理解為對個體命運形態的個人性回答，而顯出一種獨特的“參與”姿態。顯然，這代人更是十分注重個體相互間的差異，強調個體選擇生存參與方式的自由度和平等性，從而與前輩以“代”參與的整體觀念有所不同。因此，所謂作為當代文化主題氛圍的整體性觀念，已經轉化了其傳統意義上的蘊涵，而成為以集合意識和互補意識為根本的寬泛性范疇。同樣，這代人不再將這種傳統意義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而以自我選擇自我實現以獲得快樂體驗作為有效方式。這種創造性無不顯示出我們時代寬松自由的文化氛圍，帶給人們以個人藝術創作和實驗的自由而安全的形式與空間。

這代人在努力作出精神反叛和價值追尋的同時，當然也敏銳而痛楚地洞察到自身的境地：他們時常陷在傳統文化價值準則的困擾中掙扎，他們的逃離艱難無比，他們只是這一文化秩序中前衛性的力量，他們并非無所負累，甚至包括陳舊的觀念，因而有時難免自相糾纏，仿佛進入埃舍爾式的怪圈。他們期望不斷地進行藝術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以努力打破瑪格麗特·沃德關于“大多數人總是沿襲著從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的符咒。

個人神話的方興，深刻顯示了詩歌精神秩序的改變。我們越來越深切感受到源自于一部分詩人存在體驗的趨前敏感，也許這樣的話——在藝術的末日審判面前，我的生命暴露了卑微的有限性，唯一的道路只能是：自戀——自瀆——自滅——將再度顯示它的格言化魅力。個人神話反映的正是現代人所處的二元性自我分裂狀態帶來的某種悖論困局。它是一個曠日持久但終將逾越的時代精神迷津。

歷史將無情地蕩滌人們現代生存意識的偽飾與貧弱，即便是某種敏感的文化表達，也無法改變它不純熟的模擬性，以至潛隱著的傳統的文化脈息。然而，在晚近文學作品中，對愈益個人化的體驗的描述卻是一個確鑿無疑的明顯現象。這種個體經驗的絕對差異性甚至構成了理解與認同作品的閱讀障礙。詩的不定態的個人化體驗的意象與言語，小說自我掙扎沉迷的內心世界的心理語碼，以及對個人的神話型幻夢感覺的追尋等等，均構成了這種個人化寫作的表征。作為一種對整體神話的某種逃離形式，它們體現出了當代時代個人的角色狹隘限制的危機與困惑，造成了虛無感、反諷、嘲弄、瓦解生活事態本身的游戲姿態。而以語言碎片的拼貼游戲，隨意的轉折與中斷，感覺的變形夸張來形容不完整和斷裂零散的生存狀況，瓦解公眾化經驗，達到對個體自變的消解與寂滅，這究竟是單純敘事方式的變革，或者實驗文體的操作游戲，還是真實反映了逃避現實的價值虛無主義的無奈境遇？兩者之間究竟存在多大程度的相互錯位？我們當下難以評斷因果真偽，只有靠時間來裁定。個人神話的不規則和顛覆性似乎已推至相當極端的狀態，我們更無法想見這一文化情境的進一步變化。

正如讓·保爾·薩特所說的：“我們沒有上一代幸運，但是我們比他們更富有感應性。”沒有任何一代經歷過我們已經經歷的如此復雜的現實，只是我們無法向人們提供關于現實世界清晰明確的文化圖式，而僅僅嶄露出一個時代的審美觸角．那里傳達著一種顫動，一種喧囂，還有一份欣奮與憂慮交織的敏感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