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漢娜·阿倫特與海德格爾之間的師生情，被討論了半個多世紀。研究者也早已從簡單的不倫師生戀，上升到對兩人情感的哲學闡釋。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主體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家塔吉娜·奈奧米·特梅爾（Tatjana Noemi T?mmel）的《意志與激情》（Wille und Passion）就把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放在古典時期奧古斯丁的思想里討論，他們倆都是奧古斯丁的追隨者。

日前，德國記者菲利普·蓋斯勒（Philipp Gessler）對塔吉娜·奈奧米·特梅爾做了一次訪談，比較了這三位哲學家對愛的理解，尤其討論了奧古斯丁的思想如何把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連接到了一起。

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

對上帝之愛與對人之愛的明顯差異

菲利普·蓋斯勒：二十世紀的兩位偉大知識分子的愛情一直都吸引著人們：一位是反猶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一位是海德格爾早前的學生——后來至少與他齊名的偉大女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他們倆都被四、五世紀之交的生于北非的主教奧古斯丁吸引，幾乎沒有人可以像奧古斯丁一樣對西方思想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海德格爾曾講授過關于奧古斯丁的課程，而阿倫特寫過一篇關于奧古斯丁愛觀的博士論文，將近八十年之后塔吉娜·奈奧米·特美爾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分析了阿倫特和海德格爾的愛觀和他們與奧古斯丁的關系。奧古斯丁最著名的一句話：“愛是——做你想做的事。”難道這不是一句很冒險的話嗎？

塔吉娜·奈奧米·特梅爾：如果人們把這句話當作一種特許狀（Freibrief）去理解，是的，這自然非常冒險。要是我們這么看的話，就是說無所謂我愛什么，無所謂我愛誰，只要是我想做的事，都允許我去做。但是奧古斯丁卻并不是這個意思，這里的愛指的是圣愛（對上帝的愛），即一種慣常的道德立場，一種與上帝的關聯，這種關聯可以將我從律法之中解放出來。奧古斯丁這里針對的是圣徒保羅及保羅書信，而保羅書信中或多或少都有上述的觀點。

蓋斯勒：當人們去比較信息給出者和信息本身的時候，就總會有些冒險的意味，對于奧古斯丁也是如此。我們縱觀奧古斯丁的生平會發現，他有過一個持續了一年半的情人，關于其人我們還不曾確切了解她的姓名。而奧古斯丁還想為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離開她，但他必須再等兩年才能娶這個女孩。后來這個所謂的情人驚駭地離開了奧古斯丁，因為奧古斯丁要求她在他等待將那個女孩明媒正娶的兩年里仍應與他保持性關系。您聽了這些，又能否仍舊完全嚴肅地看待奧古斯丁的風流韻事呢？

特梅爾：奧古斯丁的愛觀既現實可感又在理論上充滿煩難（problematisch）。他非常清楚地區分了對上帝之愛和對人之愛，并且對人之愛貶低了對上帝之愛，在奧古斯丁眼中人不能夠既愛上帝又愛世界，人必須在他的愛里作出對上帝與世界的抉擇。我們當然可以說，盡管在理論上將世俗貶低之后把作家與其作品置于等同位置不夠恰當，如果我們這么想的話，我們也還是可以以自己的行事方式解決那些亂七八糟的事。

蓋斯勒：您對奧古斯丁非常熟悉，以致于您的博士論文也是關于漢娜·阿倫特和馬丁·海德格爾以及這兩個人的愛觀的。并且由于漢娜·阿倫特自己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奧古斯丁和愛的觀念的，也讓您有了研究奧古斯丁的想法，那您的初始的主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不是因為阿倫特和馬丁海德格爾本身就是情侶呢？

特梅爾：我寫這些的想法當然與我所讀到的書信往來有關，如果他們不是一對的話，這些書信也不會存在。但我的想法首先是針對這種平常的傳記性研究加入一些哲學的東西，已經有一系列的對于愛情充分考證過的傳記或雙傳記了。實際上我們知之甚少，而我感興趣的是，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愛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且此前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最重要的并不是這兩個人的對話。

蓋斯勒：我們可以這么看嗎：漢娜·阿倫特沉浸于奧古斯丁的愛觀——海德格爾的愛觀，他也同樣讀過奧古斯丁，這樣一來您就會在某些層面從他們的戀情出發對海德格爾從根本上做出哲學性的鑒定和加工？

特梅爾：這是一種我們經常讀到的理論，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在一個年輕女士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她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寫進去，這是很典型的，殊不知她只須在自己的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但這樣，就會是不能獨立思考，也就是沒有個人核心的女性。

他們總是在寫給對方的信中引用奧古斯丁的話并且也通過奧古斯丁談及他們的愛以及他們對愛的理解。而就這一點來說，阿倫特的博士論文不僅對奧古斯丁艱深的愛觀作出了闡釋，也恰恰對海德格爾的愛觀進行了解釋。由于二人早期的書信往來只有海德格爾的得以保存，一部分海德格爾和阿倫特的對話不免缺失，所以我們并不知道阿倫特是如何答復海德格爾的。我們只能從他的回信中尋找答案，為了不被他的妻子發現，海德格爾將阿倫特的信毀掉了。

奧古斯丁

對世界（俗世）的輕視深刻影響了奧古斯丁的愛觀

蓋斯勒：現在說說奧古斯丁，您已經提過，在奧古斯丁的理解里，對上帝的愛比對世界的愛有更高的價值，阿倫特對這一點在某些方面進行過批判。您已經介紹過塵世之愛了，也就是對世界的愛。對您而言哪一個更近于此呢：是奧古斯丁所說隨波逐流地出世，還是阿倫特入世的智慧？

特梅爾：對我來說無論如何都是阿倫特更加接近。我可以從心理上對純粹的厭世感同身受，因為這個世界并不總是讓人好受。但奧古斯丁已經把它提升到了輕視世界的層面，我覺得這是有很大的問題的。事實上阿倫特已經顛覆了奧古斯丁的塵世之愛（Amor Mundi）的概念,她以相反的角度對待這一概念并從中看到了很積極的一面。奧古斯丁說，當你們愛著這個世界的時候，你們便不能愛上帝，于是你們便從根本上失去了永恒的救恩，而阿倫特竟令人難以置信地從中找出了一些非常有效力的東西，我認為這也是對批評奧古斯丁作品無須再讀等等的論調的一個有力還擊。

蓋斯勒：奧古斯丁還有一句非常美的話：“我對你的愛愈是加深，你的美便愈是增長，因為愛是靈魂本身的美。”奧古斯丁這么說的，并且我相信，這其實是一句詩，人們應該詩意地去解讀奧古斯丁的作品嗎？

特梅爾：是的，我同意您的觀點，這是一個很美的句子，很美的之一，而且奧古斯丁無疑不只是一位非常偉大的神學家和教會導師，還是一位不可思議的作家，在原作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那些絕美的拉丁語句子的韻律。我認為人們可以毫無問題地去把奧古斯丁的著作直接當作文學作品閱讀，就像圣經里的許多章節一樣,他作為世界文學第一位傳記作家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蓋斯勒：我最近了解到，奧古斯丁的著作一直很受人們的喜愛，人們很熱衷于讀奧古斯丁的著作，每年都有20部關于他的學術性作品出版。也就是說，一個去世了一千七百年或者說接近一千七百年的人還在一直讓這個世界為其思考，您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

特梅爾：這一現象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正如您剛剛所說的一樣，他當然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一位偉大的作家，然后在某種程度上他才是第一位真正的偉大的心理學家。我們幾乎可以說他是第一個現代人，盡管如此——我們當然不能去夸張這一點，不管怎么樣奧古斯丁當然是古典時期的人，但是他在《懺悔錄》中恰到好處地用深度和敏銳度拆解了人性里最微小的沖動，還有他對于孩童般單純的人的觀察，這些都讓人們印象深刻，但是在那個時代人們通常就不會有這樣的態度。也許這種吸引力的一部分就在于一個離我們很久遠的人物所擁有的一種既隸屬于古典同時又讓人感到非常現代的結合。

蓋斯勒：現在說說漢娜·阿倫特，這也是您的專業領域，我們可以說漢娜是一位猶太知識分子，我不知道漢娜是否給自己貼過這樣的標簽，但是我們可以這么去理解她。同時她也沉浸于研究教會導師，偉大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那是不是可以說這兩個來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無論如何都會走到一起呢？

特梅爾：是的，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阿倫特也研究過新教的神學，不只是哲學和希臘語，還有神學，而且至少在這一早期階段，她的基督教神學肯定是比猶太教神學要好的，在這一時期之后她才闡釋了德國猶太教的復雜，由此她才產生了興趣。阿倫特說過：“在二十年代，猶太文化更多是美學上的東西。”而阿倫特吸引我的地方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樣，她真的可以對每一個人都做出論證式的分析，就像對奧古斯丁，與此同時他又被認為是她的摯友與守護者。我們去讀阿倫特博士論文的時候不會想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會覺得她完全拒絕他說的一切，但他的思想一直伴隨到她最后的作品，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他關于意志的思想還通過愛觀滲透著意志的分裂與愈合（Heilung）。

《意志與激情》（Wille und Passion）

愛總是一個令人愉悅的美學對象

蓋斯勒：我可以向您提一個有些私人的問題嗎：您現在研究奧古斯丁、漢娜·阿倫特、馬丁·海德格爾的愛觀，您對愛的理解是否有所提升？您的愛觀又是否有所改變呢？

特梅爾：如果沒有改變的話，會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那這么多年不管怎么說都顯得毫無意義。人們可以將私人生活與哲學緊密聯系，這也是哲學之美的所在。比如說我最喜歡的奧古斯丁的一句話：“我的愛是我的重心或者說焦點，不管我被招往何處，都被她所牽引。”這就是說，構成我自身的核心是我的所愛或者我愛的種種事物。我認為這句有著一千六百年歷史的話時至今日仍可以被很好地使用，比如說如果我們想知道怎么變得幸福的話，就得審視自己內心所想，我認為這也是我們可以從奧古斯丁學到的東西，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就必須得接受他對世界的輕視。

蓋斯勒：雖然您現在非常專注于從哲學角度去研究愛，但是愛對您來說仍是十分私人的，那么不管怎么看愛都是一個謎嗎？

特梅爾：一個謎？有人問過我，我在理論上對愛研究了這么多，是否還能墜入愛河。而我相信事實正好相反：人在思想上對某個東西投入得越多，情感也就越深。就這一點來說我對“迷”這個表述并不怎么感到高興，但這也不是說，不管怎樣我都要把一切講個明白或者什么都要去揭發，因為這樣一來就毫無樂趣可言了。它是一個對象，一個人們可以一直思考，研究，使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感到愉悅的美學對象，人們對其心懷感念，而這一對象并不能被簡單地解釋，這樣才不會讓其變得無趣。

（原文刊登于Deutschlandfunk Kultur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