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張展》孫惠芬/著，春風文藝出版社2017年2月版

東北文學版圖由一南一北兩位女作家構成并置雙峰，她們就是黑龍江的遲子建和遼寧的孫惠芬。比較而言，遲子建以“詩性”見長，孫惠芬以“知性”見長。同樣是女性，同樣寫東北大地，創作風格差別卻很大，說明主體的差異性決定創作的最終取向，比如孫惠芬的知性從何而來，值得研究。

我關注孫惠芬，是從長篇小說《歇馬山莊》開始。一見則喜，文字印象中，孫惠芬應該是一介樸素、敏感、悲傷的農婦，她寫得不多，但幾乎都擲地有聲。及至后來看到她的《上塘書》《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一種不曾經歷的生命經驗和生命體驗中巨大的悲傷裹挾并嚴重地影響了我。也許是深受俄羅斯十九世紀以來文學傳統影響的緣故，我一向對真正嚴肅的寫作和作家抱有好感。我認定的孫惠芬，是一個保有良知和道德堅持的知識分子，她的寫作是使命般的自覺寫作。問題意識、憂患意識、現實意識，是她的寫作動機。作為一個嚴肅的作家，孫惠芬所有的寫作都是重的，包括美學氣質，也包括文本分量。作為一個嚴肅的作家，她出手緩慢、認真、審慎，每一部都追求突破。這本《尋找張展》同樣如此，不僅爆破了孫惠芬自己，也對當下長篇寫作實現了爆破，她寫出了新青年，寫到了城市關系的本質。

自我爆破，顯然主要表現為創作題材和人物塑造的突破。就題材而言，《尋找張展》的生活空間是“城市”，話題和人物的人文背景是“教育”，因此也被稱為“成長小說”。長期以來，孫惠芬給大家的印象是主攻鄉土寫作并長于鄉土中國的觀察和描寫，寫于2014年的《生死十日談》對城鄉生活和人物雖有關涉，但還是以鄉村為主。《尋找張展》則完全不見“鄉村寫作”的痕跡，小說對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平民、中產階層的表現之熟稔、細致，迅速得到共鳴，為近年來所少見。由此可見，孫惠芬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具有不可限定性，對于作家，題材不等于“價值”，寫作的價值在于，面對大量的蕪雜的漂浮的信息，最后寫出了什么，寫到了什么程度。

在《尋找張展》里，孫惠芬寫出了什么？她挖出了一口深井，從容不迫地揭示了城市生活的一種本質。小說寫年輕一代，不是概念化和模式化的華衣鬢影、晝伏夜行——這是《小時代》的模式，也不是圖謀積慮、嘰嘰喳喳——這是《杜拉拉升職記》的模式，對于我們日夜生活的城市，這兩種模式即便代表一類或兩類生活，但也不過占千萬分之一，而余下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才是普遍的生活，普遍的生活包括沉沉浮浮、不沉不浮，包括認命和不認命，包括對抗與和解、誤會與溝通。如果關注這些生命軌跡，我們會從生活中獲得許多發現，比如孫惠芬，就由同樣大小的兒子的經歷發現了張展，這是生活給予一個敏感的作家的饋贈。青年張展與父母的緊張關系是看得見的表層，他內心對愛情和友情、親情的追求，他的孤獨、彷徨和自救，是“少年維特的煩惱”，也是“麥田守望者”。讀完《尋找張展》，張展這個在現行教育“摧殘”下完成自己的“蟬蛻”的青年深刻地觸動了我們，我們像作家孫惠芬一樣慚愧于對他的遮蔽。通過小說，我們發現張展、理解張展、信任張展、喜歡張展，同時，我們是不是更多地發現自己的狹隘、粗暴、異化和落后？我想，這或許才是孫惠芬的創作意圖。

作為母親同時也是作家的孫惠芬，從生活中發現和打撈出青年張展，不僅僅囿于一個母親的自覺，而且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型作家的現實關懷和高度敏感。小說從中學及高等教育這個話題出發，展開對于母子關系、父子關系、夫妻關系、戀人關系、朋友關系的探討，寫出了令人憂慮的教育現實。

小說從成長小說、教育題材出發，延展出一個現實變革中的中國社會。在市場化時代，因為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改變，整個社會關系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權力和資本對于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對于親情、友情和愛情進行篡改。舊有的倫理、農耕時代的規則，以及我們內生的一種對于文明生活的向往，能不能對抗這種篡改？作家能不能給出解答？這部20萬字的長篇小說在有限空間里深扎，結構清晰精致，細節生動令人感佩。這些問題，這種寫法，都需要我們結合各種經驗慢慢去體悟。因此，可以說，即便是對于不經常寫的城市題材，孫惠芬不僅超越了她的大多數同代作家，而且也從對社會揭示的本質性、內在性方面超越了絕大多數年輕的城市生活寫作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