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

該輪到他了。如果說在文學領域，頒獎是和創作同等重要的兩樁大事之一，那么以色列的三位一線作家，阿摩司·奧茲、大衛·格羅斯曼以及A.B.耶霍舒亞，該輪到一回國際級的獎項了。今年的布克國際獎的短名單里，奧茲和格羅斯曼在列，最終得獎的，是格羅斯曼。

寫作35年，出書15本，格羅斯曼的作品在當代以色列的語境里占有獨特的位置。他是一個“良心”式的人物，如果要在以色列推選一位“良心作家”，慣于對往事作“詩意回眸”的奧茲或者擅長寫普通家庭“內傷”的耶霍舒亞，一定會在格羅斯曼面前甘拜下風。然而，格羅斯曼也為他的作品的道德氣質所困，因為這個國家太特殊，太考驗一個人的判斷力、表述力，考驗他在對立二元之間周旋的能力。

無論什么時候，他都得同時長兩張嘴，向兩邊說話——他必須一邊批評國家，一邊表揚它所擁有的諸多美德；必須一邊駁斥右派的殘酷言論，一邊耐心指出左派的各種毛病；必須一邊揭示眼下的情形有多么險峻，人道主義是何等的危機四伏，一邊告訴聽眾和讀者不要放棄對未來的希望。自從1986年巴勒斯坦人發動第一次大暴動起，格羅斯曼就攬下了以這種方式表達的使命，他認為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公允周到，但他也明白，他會因此而失去人心——不是誰都能忍耐他那種端平一碗水的深度強迫癥的，到頭來，他難免要落得個兩頭挨罵的下場。以巴沖突一天沒有緩和，格羅斯曼因“良心”之名而來的重負，就一天不會減輕。

“抗議啊，游行啊，聯合國投票啊，歐洲所有的報紙上都會發社論，都會說，‘這個，等等吧，為什么我們必須要傷害癌癥？如果我們必須這么做，我們真的必須馬上把癌癥斬草除根？我們何不試試達成個妥協？何必操之過急呢？為什么不換位思考，從癌癥本身的角度理解一下它是怎么體驗疾病的？……難道，歷史什么都沒有教給我們嗎？’”

一匹馬走進咖啡館

熟悉格羅斯曼的讀者，會覺得這段憤世嫉俗的話不太像出自他的作品，但《一匹馬走進咖啡館》確實是他的新作，格羅斯曼正是憑此獲得了國際布克獎。整本書是一份長篇獨白，說話人是一個喜劇演員，離了婚，帶著幾個孩子，正處在一個最容易厭惡人類的年齡——五十來歲。他言語下流，腦袋里塞滿了骯臟的念頭，同時又身患前列腺癌，他說，假設某一天，一個以色列科學家發現了一種根治癌癥之法，那么國際社會一定會如此這般地反應：“先別忙！”“等等！”“要理解癌癥！”——在以色列輿論里生活過的人，立時明白這是在諷刺什么。

預計到自己恐不久于人世，這位名叫多瓦雷的演員并沒有茶飯不思，而是想在一個小酒吧里完成最后的瘋狂，徹底釋放自己的郁悶，尖嘴薄舌地挖苦他想挖苦的一切。他說自己的演出沒有什么海報宣傳，看看附近的電線桿子，尋狗啟事都比他的演出海報多：“畢加索（狗名），你個王八羔子，我要是你，我才不急哧呼啦地回家去呢！”接下來的幾句，就是以色列人怎么都聽不膩的牢騷話了：

“讓家離開我！你想在什么地方受歡迎，最好的辦法就是別待在那兒——你懂我的意思不？上帝搞出大屠殺這么一檔子事兒，最初的動機不就是這樣的嗎？死亡，這整個概念的背后不就是這個嗎？”

他滔滔不絕地自曝其短，說自己姥姥不親、舅舅不愛。他吐露他的倒霉、衰弱、怨恨、沮喪，用自我貶低的方式贏得觀眾的笑聲，但觀眾都聽得出來，他是在以自己為喻，影射以色列和猶太民族的荒謬命運：猶太人慘遭屠殺時，世界人民爭著慰問，但是劫后余生的猶太人想找片地方定居，世界人民就拉下臉來，要他們去往別處，越遠越好。阿摩司·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里也揭示了這種荒謬的處境：沒有以色列時，猶太人被別的民族喝令“滾開”，有了以色列時，猶太人又被喝令“滾去以色列”。

備受嫌棄的人會養成自我憎厭的性格，猶太民族心理的核心，就是這種深度的自我憎厭，不過，他們也是基于此培養出了自己的生存技能。格羅斯曼給多瓦雷設計了一個以學做小丑起家的童年，他養成習慣，以嬉皮笑臉來化解眼前的威脅，結果，周圍的同齡人反而更熱衷于欺負他。就像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那樣，五十多歲、已決心徹底棄絕人生的多瓦雷主動邀請觀眾上來對他動粗，幫他復原早年自己的境遇，讓他在重溫“唾面自干”的往事中再過一把自我憎厭的癮。

孩子的沉淪是國家的沉淪

格羅斯曼寫過一部小說《獅蜜》，其中改寫了舊約圣經里著名的士師參孫的故事，參孫背離了上帝，失去了神力，被非利士人俘虜，最后，他的人生結束在了個人最宏大的一場表演中：奮起全力扯斷了柱子，和狂歡的非利士人同歸于盡。格羅斯曼是從戲劇表演的角度來看參孫的，而多瓦雷的心境正是參孫式的，多瓦雷也認為，自己逐漸下行、跌落的人生的價值在于其可表演性，可以以戲劇的形式再現它，而在生命終結的時候，他希望摧毀掉人們對他的一生的所有敬意，也從而摧毀人們倚賴的一切道德感。

沒有人能夠一味地宣泄他對外界和對自己命運的不滿，而不給別人留下一點點線索，來尋覓自己如此狂躁的原因。這線索就是一個人所出身的家庭。多瓦雷的家族在大屠殺中亡故殆盡。他的母親被弄到精神失常，父親本來是個理發師，后來去做黑市生意（混亂年代歐洲猶太人的一大生存之道），賠得很慘。一家三口沒朋友，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日子，這種家庭格局，格羅斯曼在他的成名作小說《證之于：愛》中也深入描寫過：父母沉默、壓抑、避世，孩子性情陰郁，總在懷疑。

格羅斯曼喜歡寫孩子。孩子如鏡，能照出成人的虛偽，而孩子的沉淪則是國家的沉淪。在實施全民兵役制的以色列，每個孩子到了一定歲數都要入伍，國家強制性地以軍事生活來塑造公民的性格，訓練其忠誠、頑強的品格和集體主義觀念。格羅斯曼在200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到大地盡頭》中批評以色列軍隊無情蕩滌孩子的純真，將他們改造成貌似堅強、實則麻木不仁的成年人，而受這個過程打擊最大的則是孩子的母親，她們辛苦培養大一群孩子，只是為了把他們交給國家供其驅馳，因而，母親對孩子總有滿腔甩不掉的負疚感。

不過，這種童年-成年的對立往往被格羅斯曼處理得比較套路化，總是前者充滿溫情而后者冷酷、僵硬。而他的另一個歷來遭詬病的缺陷，則是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關系作簡單化的、有傾向性的處理。他出版的一部訪談巴勒斯坦人的作品給他招來了強烈的不滿，右派嘲笑他不顧大局，濫施同情，中間派和左派也紛紛抱怨說，這樣的書對于提升巴勒斯坦的處境毫無意義，因為人們不需要知道太多的慘事，也不想看到作家對一個兩族共榮的愿景抒發不切實際的鄉愁。

在《一匹馬走進咖啡館》中，這些痼疾消失了，或者說，被格羅斯曼避開了，顯示出他是一個善于自省和改變的小說家。他放棄了以往作品里經常流露的沉重的責任感和濃郁的感傷風格，從他熟悉的19世紀猶太文學大師朔勒姆·阿萊漢姆那里引來了另一種書寫現實的方法，讓主人公以戲劇性的自嘲、自貶，來觸碰國民心頭的痛處和癢處。這本小說比他之前出的所有小說都更幽默，語言更辛辣，處理嚴肅的主題時更為舉重若輕；長期在電臺做節目的格羅斯曼，本人其實早已具備這種言語才華，只是到了寫這本書時，他才將自己的才華移植到了多瓦雷身上。

以色列的文學鐵三角

不能不提一筆的，是同時入圍國際布克獎決選作品名單的另一部小說：阿摩司·奧茲的《猶大》。

奧茲生于建國前的1939年，而格羅斯曼比他小15歲，出生時，以色列已經成立了；因此，與格羅斯曼不同，奧茲的創作和政見更多反映的是“建國一代”的價值觀：他更愿意寫那些從巴勒斯坦墾殖起家的猶太人的故事，他們的勇敢、堅韌和內心的痛苦、困惑，在奧茲眼里構成了一座以色列的“失樂園”，得到他柔情百轉的緬懷。《猶大》的主角是一位圣經學者，名叫什穆埃勒·阿什，1959年，阿什在研究圣經里關于耶穌和猶大的記載時，因為某些機緣了解到1948年建國時期發生的爭論：猶太人雖然一致決定建國，卻并未在“我們到底要一個怎樣的國家”等等問題上達成共識，每個人都執守自己的一套。所以，在最后問世的那個國家的統一的意識形態之外，其實存在著其他不同的選項，就好比猶大、耶穌諸人都有多個版本，流傳下來的只是其中之一。阿什去探索這些被廢除了的選項，據此檢點這個國家可能走上的其他道路。

《猶大》同樣是一部精心之作，只是它沒有突破奧茲本人的格局：它的姿態是往后看的，而格羅斯曼的書卻主要面向現在。不過，無論哪一部書獲獎，都是奧茲、格羅斯曼以及A.B.耶霍舒亞這“以色列左派文學鐵三角”共同的榮譽，他們不曾耗竭的正義感、對弱者迫切的關懷，與一種取道小說來言說道德的責任心結合在一起，他們堅信并捍衛著這個國家最不可或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