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景頗族民俗活動——景頗目瑙縱歌。資料圖片

5月23日，西班牙馬德里中國文化中心，“大美青海”西班牙文化周開幕式在這里舉行。青海省互助金盤繡土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哈承清，在眾人的圍觀下熟練地繡著土族盤繡。

“太讓人震驚了，真是不可思議！”現場的西班牙觀眾豎起大拇指連連贊嘆。

哈承清微笑著向西班牙觀眾介紹土族盤繡的各種繡法。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帶著盤繡出國展示了。此前，在意大利米蘭世界博覽會上、在“大美青海”韓國文化周上，她都曾向外國友人展示過。

2006年，土族盤繡被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這項土族婦女世代傳承的民族刺繡藝術，已經被越來越多人所熟知并購買。

“從第一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申報成功至今不過十幾年時間，但在整個輿論界、在老百姓的心目當中、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感中，非遺的地位提升得很高，這在整個文化生活中也是很少見的。”5月28日，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舉辦的少數民族非遺傳承保護研討會上，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魁立感慨地說。

在這次研討會上，國家民委文化宣傳司副司長鐘廷雄對中國少數民族非遺保護狀況作了介紹，并表示少數民族非遺保護是民族文化工作的重要內容，將在未來進一步深入推進。

會上，文化部非遺司原巡視員馬盛德也表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非遺保護工作“進入深水區”。他認為，當前非遺保護的工作目標，要從建章立制的基礎性工作，全面轉入提高保護傳承水平和能力建設的縱深發展階段。

被非遺改變命運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縣長湖鎮宜政村村民王玉芳，自2007年被命名為國家級非遺項目“阿詩瑪”代表性傳承人后，她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

今年76歲的王玉芳，自小和父輩們學唱“阿詩瑪”，是當地有名的“金嗓子”。“過去，我想要教孩子們唱阿詩瑪，沒人愿意學。現在，我帶了十幾名徒弟，我兒媳婦、孫女都會唱了。”王玉芳說。

為了幫助王玉芳做好阿詩瑪的傳承、保護工作，石林縣民宗局撥專款為她建立了一個阿詩瑪傳習館。文化部門每年會給她發放傳承人補助，金額從最初的8000元增加到現在的2萬元。除了教徒弟學之外，晚上有空，王玉芳也會教村里人學，“唱歌需要氛圍，越多人會唱，就越容易傳承下去”。

在我國1986名國家級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中，像王玉芳這樣的少數民族傳承人有463位，占23%。

“國家制定政策時，一開始就明確，少數民族的項目是優先的，保證每個民族起碼有一個最重要的非遺項目申報到國家非遺名錄。”中國民俗學會榮譽會長、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烏丙安說。

截至目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我國成功申報了39項，其中少數民族項目有13項，占1/3；4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名錄共1372項，其中少數民族非遺項目613項，所占比重達45%；2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中，位于民族地區的實驗區達到11個，占52%。這3個比例都遠高于少數民族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比例。

國家政策的大力傾斜、扶持，不僅讓少數民族非遺重放璀璨光芒，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少數民族非遺傳承人的命運，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08年，文化部批準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建立第三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熱貢文化實驗區。經過近10年的保護、傳承，如今這里已經成為一片民族文化的熱土。

黃南州的民間藏戲團由9年前的6家，增加到現在的16家，全州民間藏戲團編創、演出的劇目達37個；熱貢六月會舉辦的村莊，由以前的8個恢復到現在的24個，參與傳承演出的群眾由9年前的1000余人次，增加到現在的上萬人次。每年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了300多萬名游客前來觀看和參與，帶動了當地旅游業的快速發展。

“特別是在熱貢藝術的核心村落，生產性保護的成果更是喜人。”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講師王丹說。

同仁縣吾屯村被文化部確定為“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村里從事熱貢藝術的戶數占全村總戶數的98%，村民人均年收入從5年前的5000元，增長到目前的3萬元。同仁縣年都乎村，從事熱貢藝術的戶數占全村總戶數的70%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從5年前的3000余元，增長到目前的1.5萬元。如今，這兩個村已經形成了“家家作畫、人人從藝”的繁忙景象，成為了青海省名聞遐邇的文化脫貧、文化致富村。

在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的非遺保護理念

在火熱的保護實踐中，非遺這一概念經歷了一個快速中國化的過程。在中央民族大學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推動下，非遺保護理念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活態保護正在成為非遺保護的核心思想。

從“物”的保護到“人”的保護，是“非遺”這個概念引入中國后，對傳統文化保護所產生的第一個震撼。

“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最大的差異，就在于非物質文化是以人為載體。所有的非物質文化，一定是在人的身上、人的頭腦里、人的手上。而這正是傳承人認定和保護制度最重要的依據。”劉魁立說。

汶川地震后對羌族文化的保護，就經歷了從物的搶救到人的保護的轉變過程。從全面收集羌族地區受損的非遺文獻、音頻、視頻等資料及相關實物，到保護羌族非遺傳承人，再到批準設立“國家級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保護理念。

非遺保護第二個理念轉變，就是從“原汁原味”轉變為“活態傳承、合理利用、適度開發”。

“我們在保護工作之初，提到‘原汁原味’保存，僅限于民俗學領域及人類學領域早已經被批判、也早已經被否定的一個理解，就是把我們的文化傳統當成遺留物來看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安德明說，“我們應該結合文化再創造、文化不斷變異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思路，來理解我們的文化傳統。”

對文化的特質重新認識，也讓文化部對非遺保護進入新的階段——“生產性保護”。非遺在與現代生活相融合、對接的過程中，獲得新的活力，實現可持續傳承。

“在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中，那些生產性保護的項目最容易引起民眾、政府和企業家的重視。像羌繡、古羌茶藝、草編制作技藝等項目，都受到了人們追捧。”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林繼富說，四川阿壩成立了婦女羌繡就業幫扶中心、藏族編織挑花刺繡協會，以“企業+合作社+農戶”的方式，帶動3000多名受災失地的婦女居家靈活就業、增收致富。

隨著非遺保護的不斷深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社區”這一概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強調。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要求，非遺從認定、清單編制、保護措施的規劃和實施，以及申請進入各類名錄的整個過程，都強調“社區最大限度地參與”，主張發揮“相關社區、群體和個人在保護其所持有的非遺過程中應發揮主要作用”。

“最近十年來，中國非遺工作理念，經歷了從‘搶救瀕危遺產’到‘融入社區發展’的轉變。”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張士閃說，“只有融入鄉村社區發展的‘物歸原主’式的非遺保護，才是使非遺獲得‘整體性保護’的真正路徑。”

對于“社區”這一概念，《公約》中沒有明確規定。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楊利慧認為，社區所指的并非地理空間，而是指向非遺的實踐者，不僅包括非遺的直接實踐者，也包括間接施行和傳承非遺的人。

“非遺是動態的、活態的，是可變化的，是不斷地被再創造的，非遺不是文物。非遺不在博物館、不在圖書館、不在數據庫，非遺活在人們鮮活的生活里、社區里、族群里。”馬盛德在總結“活態傳承是非遺保護的核心思想” 這一觀點時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