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國政治家；1854年來到中國，1861年起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1908年休假離職回國，1911年死于英國白金漢郡，清廷追授其為太子太保；赫德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著有《中國論集》等。

《中國歲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紅顏知己》 作者：（英）瑪麗·蒂芬 版本：廣西師大出版社 2017年2月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作者母親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經僑居中國，成為大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摯友。雙方的書信交往描述了彼時中英兩國的面貌，如內外交困的晚清政權、國際糾紛以及時代風云際會之下的個體營生。

■ 延伸閱讀 《赫德的情人》 作者：趙柏田 版本：世紀文景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 本書借由鉤沉一個多世紀的書信、電報、日記、奏稿和宮廷秘檔，為影響大清命運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羅伯特·赫德重寫今生。

十年前，我開始與赫德相遇。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寧波，一百五十年前有一個外國人居住區，狹長的河灣邊，一字兒排著碼頭、英領館和教堂（這座著名的天主教堂在2014年夏天的一場大火中被燒成了一個空架子）。1854年，19歲的北愛爾蘭人赫德就是在這里開始他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生活。此前，在關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東部口岸城市的外來者時，我已注意到了這個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青年在中國的傳奇經歷。在現代性降臨前夜的中國政壇，時時出沒著這個人的身影：光光的腦門，穿著雙排扣大衣，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就像在上海外灘曾經豎立過又被搗毀的那個銅像一樣。

欲望的閥門

情欲退潮，權力欲噴涌

存在另一個赫德——與公眾所知的那個老成持重的不同。當年，這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的優等生剛到中國時，是何等青澀，又野心勃勃。最初這個家境貧寒的英國小鎮青年是抱著去東方傳播上帝福音的念頭來到中國的，但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會踏入神秘、詭異的清廷仕途，并一步步登上了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高位，且執掌海關權柄長達四十五年，為此，他不得不關閉了另一個方向上欲望的閥門。

這個人到死也是一個充滿欲望的人，情欲，權力欲，此起彼伏。他整個的青年時代都是在與情欲做著斗爭。開始時，情欲的暗潮總要把他淹沒（“色欲是對我最大的誘惑”），到后來，激情似乎已經耗盡，他遠離了那些女性，而權力成了他的春藥。

2005年前后，我一直在試圖走近這個人——找來他的兩大卷日記、他與忠誠的下屬兼朋友金登干的函電錄《中國海關密檔》、曾在海關供職的美國人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史》，還有1866年春天與他一起踏上訪英旅程的帝國下層官員斌椿、張德彝等人在《乘槎筆記》、《航海述奇》里對他獵奇式的描寫。這個人一生的輪廓清晰了起來：一個孤獨者；長于內省的工作狂；忠誠的丈夫與狠心的父親。

他與船家女子Ayaou阿瑤的共同生活，就是起自于領事館小灣旁（當時英國人都這樣稱呼那片河灣）的那排平屋。起初，她只是情欲的一個容器，共同生活中，她身上東方女子特有的柔順品性也吸引了他。她陪了他七年，從寧波，到廣州，再到上海，并為他生下了三個孩子，大女兒安娜，兩個兒子赫伯特和阿瑟。這個殖民地情愛故事終歸要結束，當他在1866年——當時他已登上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要位——率領近代中國第一個海外觀光使團（即史家習稱的“斌椿使團”）前往歐洲時，他把這三個孩子送到英國一個監護人家里，而自己則迎娶了一個門當戶對的英國小鎮醫生的女兒赫絲特，并在短暫的度假后帶到北京充任他的總司夫人。

隨后出現在公眾眼里的赫德，已是一個謹慎圓通、沒有道德瑕疵的帝國高級官員形象。他按照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要求、也按照中國官場的私德要求重新塑造了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地獻給了海關，把海關建設成了正日益走向衰敗的帝國的最具現代化的一個部門。至于私生活方面，在北京的社交圈里，除了偶爾紳士地向女性獻獻殷勤，他已成了公認的沒有緋聞的人。但他還是會抑制不住地流露對阿瑤這個女人的思念。

盡管出于愛惜羽毛，他刪改了早年的日記，對自認為荒誕不經的經歷多有涂飾，但順著沒有清除干凈的蛛絲馬跡，還是能發現他對那個被他拋棄的中國女子的愛和悔意，延續了他半個多世紀對中國的復雜情感。或許可以這么說，因為這個女子，他愛上了中國，中國給了他權力，他改變了中國。

就像《中國歲月》這本書里所披露的那樣，與阿瑤所生的三個私生子讓赫德在以后的日子里陷入了尷尬境地，一方面，盡管他竭力瞞著妻子，但紙包不住火；另一方面，他刻意不與私生子見面，按照自己的愿望設計他們今后的生活道路，但孩子們長大后他已無力掩飾真相。他們曾不止一次流露出要到中國來尋找生身之母的想法。

灰暗中的光

“紅顏知己”彌合人生深淵

《中國歲月》的作者瑪麗·蒂芬，曾經是一個研究農業問題的社會經濟學者，當她退休后反觀自己家族，發現自己竟然幸運地降生在一個有故事的家族里。她的外祖父曾經服務于赫德領導下的中國海關，她母親出生在山東煙臺。當她找到母親卡拉爾家族三代女性在數十年的時間跨度里與赫德千絲萬縷的交情故事時，她進入了一個家族史與社會史交叉的獨特書寫空間。

作為卡拉爾家族第四代到過中國的女性，一個訓練有素的歷史學者（她是在劍橋大學讀的歷史本科），她利用家族文件、檔案材料、日記和書信，完整還原了卡拉爾家族那些氣質非凡的女性與大清海關稅務司赫德的私人交往故事，使原本復雜的赫德形象更顯豐富、更有人情味，也在一個更加廣闊的維度上呈現出了維多利亞時代（包括海外殖民地）的各種男女關系。

被稱作赫德“紅顏知己”的卡拉爾家族的第一代女性是瑪麗·蒂芬的曾祖母艾瑪·桑普森，一個來自德文郡的女子，她和第三任丈夫桑普森（一個領事治安官，也是一個植物學家,中文名譚順）結婚后于1854年來到中國，三年后，因“亞羅號”事件導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城，一個軍方三人委員會掌管了廣州城，從寧波調來出任委員會秘書一職的赫德，就此開始了與她一家長達半世紀的交往。赫德在中國官場日漸位高權重，對她一家多有照顧。

第二代的艾瑪·卡拉爾，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暫住赫德北京的家里，當時赫德正是內外交困的時候，赫德騎墻難下，他的妻子赫絲特不時給他添堵，三個私生子女讓他不堪負擔，他和赫絲特婚生的三個子女艾薇、布魯斯、諾麗也都不省心。卡拉爾小姐這個青春女子的到來（另外還有一位是稅務司吉羅福的夫人），成了這個四十歲的男子抑郁生活中難得的一縷亮色。他贊美她們的裙子漂亮，有時還會做“怪夢”，夢見與她們親吻，盡管傾慕不時有所流露，但那段時間赫德的日記中絲毫看不到對她們的勾引，而只是引以為朋友后親密的內心表白，還有在一個老男人心里激起的周而復始的情感與責任感的搏斗，他最后終歸明白，“喜愛并不等于情愛”。

艾瑪·桑普森的兒子吉姆·卡拉爾（中文名賈雅格）在赫德關照下也進入中國海關，先在廣州海關包臘處任職，后又擔任赫德秘書。賈雅格的妻子弗朗西斯定期給赫德寫信，視之如父。他們的女兒凱瑟琳·凱特——瑪麗·蒂芬的姨媽——從一個小女生開始就與赫德保持著通信往來，她稱他“教父”。赫德寫給這些年輕女孩的信中，談天氣、談郊游、談學校生活，有時也談他的工作苦惱，語氣輕松自如，偶作調侃，完全不同于他給同時代人留下的刻板印象。

賈雅格死后，卡拉爾一家回了英國，這一家的女人們繼續與赫德保持著通信。生活的拮據，與母國的疏離感，使她們愈加懷念在東方的生活。赫德的復信是她們的最大安慰，直到1911年，回國后的赫德在白金漢郡的一處鄉間別墅去世，曲終人散。

赫德在海關總稅務司任上的四十五年，有人讀作晚清中國的一部官場指南。他的野心，時或糾結，卻又總是踩在時代正確的節點上，又被人讀作一部成功的職場寶典。而其人對于中國的真正意義，乃在于他是中國現代性轉型的重要推動者，一個影響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外來者。他就像一個走鋼絲者游走在東西方兩個大國間，兩邊都是深淵，一腳踏空就會萬劫不復，是以他的人生成了一種“騎墻”式的人生，不斷地去調和、去彌合、去裝裱，而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他也一直是一個裱糊匠。

當他的心靈被孤獨的荒草淹沒，當他因早年的情欲放任獨飲生活這杯苦酒，對這個位高權重者來說，惟有兩樣“鴉片”差堪安慰，那就是工作和女性。工作猶有竟時，而他所遭遇的那些平凡而優雅的女性，正是他灰暗人生中的永恒明亮，這也是他與卡拉爾家族的女性保持長達三代友誼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