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張營商代蛇紋鬲

平谷劉家河商代金耳環

元代景德窯青花“昭君出塞”罐

華芳墓出土的玻璃碗和銀鈴

大圣壽萬安寺白塔

十字寺石刻刻有敘利亞文

影青多穆壺

北朝的青銅駱駝水注

元代的陶駱駝

西晉墓出土陶俑

萬佛堂萬佛法會圖局部

明正德青花靈芝阿拉伯文罐

明代青玉胡人戲獅紋帶板

《愛烏罕四駿圖》之一

利瑪竇墓地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正在北京舉行。歷史上，北京作為中外交流的樞紐、舞臺和國際性大城市，與如今“一帶一路”的很多沿線國家都有著貿易、科技、文化、宗教上的往來。許多文物中都留下了歷史的烙印。

夏 商 時 期

4000年前，

就有代表匈奴文化元素出現的可能

昌平張營夏商遺址中出有一種陶鬲，鬲身上附有各種呈直線、波浪狀的細泥條堆紋，大多數彎曲，如爬行的蛇。這種紋飾稱之為“蛇紋”，飾有這種紋飾的陶鬲稱為“蛇紋鬲”。蛇紋鬲多見于今內蒙古中南部、東部和隴西地區，最遠波及到前蘇聯的外貝加爾地區。由于風格獨特，有研究者認為其代表了匈奴文化因素。張營遺址是目前所知蛇紋鬲出現的最南地點。

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的金耳環，扁口如喇叭狀，被一些研究者視為來自西亞大草原。

魏 晉 時 期

4世紀初的北京已與波斯文明對話，朝鮮移民進入中國

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后，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東西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放眼看世界的突破后，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由此全面展開。“翩翩之燕，遠集西羌”，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傳誦。首博收藏的元代景德窯青花罐，其腹部繪制了這幅場景。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國家在分裂與統一中游蕩，民族在遷徙與融合中輾轉。儒家的正統、玄學的興起、佛教的傳入、道教的勃興及外域文化的輸入使得文化的發展極具多元性。

1965年，北京西郊八寶山以西發掘了西晉王俊妻華芳墓。墓中出有薩珊玻璃碗，壁極薄，做工精湛。薩珊，是雄極一時的波斯帝國（今伊朗）的王朝。

鑲寶石的掐絲胡伎銀鈴制作精致，上有8個樂人正在全神貫注地吹笛、奏排簫、持喇叭、捶鼓。樂人之間系有嵌紅、藍寶石的小鈴。這件文物說明4世紀初的北京已與波斯文明對話。

西晉著名的《博物志》的作者張華是北京大興人。太康三年（282年），他被晉武帝任命治理幽州（今北京）。史載：“東夷馬韓（今朝鮮半島南部）、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余里，歷世未附者二十余國，并遣使朝獻……”

大興三合莊出土的一塊刻有銘文的墓磚，載“元象二年四月十七日樂浪郡朝鮮縣人韓顯度銘記”，證實了這一記載。銘文告訴人們，墓主人名叫韓顯度，祖籍樂浪郡朝鮮縣，葬于東魏魏孝靜帝元善見的第二個年號元象二年（539年）。

墓主人的祖籍大有來頭。樂浪郡是西漢漢武帝于公元前108年平定衛氏朝鮮后，在今朝鮮半島設置的四郡之一，郡治位于朝鮮城，朝鮮縣是其下轄縣之一。但是到了西晉，中原大亂，高句麗開始攻占樂浪郡。由于中原王朝實力的削弱，導致對邊疆控制能力大不如以前，因此，到了公元313年，樂浪郡地悉數被高句麗奪取。

但是，衛氏朝鮮的遺民為什么要千里迢迢埋葬在北京大興？據記載，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的進程中（439年統一北方），延和元年（432年）曾經有過“遷朝鮮民于肥如，復置朝鮮縣”，這一有組織、有計劃的人口遷徙運動。肥如位于今秦皇島市，縣境為當今昌黎、盧龍南部、西部、遷安縣地一帶。朝鮮縣為如今盧龍縣東部，距離北京很近。這些朝鮮移民進入中國后，還保留了自己的祖籍——樂浪郡的郡望。到了東魏，定都于鄴城（今河北臨漳縣），北京大興是復置的朝鮮縣居民南下前往首都鄴城的必經路線之一，因此，發現這座墓葬也就不難理解了。

北京發現有不少具有胡人形象的陶俑。房山小十三里的西晉墓中的陶俑，造型生動逼真，說明這個時期幽州與少數民族的交往頻繁，胡人成為當地人司空見慣的形象，從而造就了這種成熟的風格。

駝鈴悠揚。穿越“絲綢之路”豈能缺少沙漠之舟？目前北京出土文物中最早的駱駝形象是北朝的青銅駱駝水注，臥倒，神態安詳。水注是供注水于硯的盛水器。龍泉務遼代窯址中則出有瓷駱駝。海淀頤和園元代耶律鑄夫婦墓中的陶駱駝，蓄勢待發，頸曲，顯得十分靈動。

唐 代

絲綢之路迎來了鼎盛時期，胡人樂舞傳入中國

“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包容、融合達到極盛的唐代，絲綢之路迎來了開通之后的鼎盛時期，由此萬國來朝。唐代共有四個歸義王，分別為西突厥處羅可汗、東突厥頡利可汗、寧夷州突厥史思明和奚族酋長李詩。后兩者均葬于北京。

“安史之亂”中的安祿山是通六藩語的粟特人（今中亞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一帶），他允許胡商在幽州“歲輸珍貨數百萬”，貿易額十分可觀。許多胡商也就光明正大地以幽州為據點做起了轉口貿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蓬舞”。魏晉時期，西域一帶的歌舞已傳到多民族的幽州地區。唐代尤盛。安祿山就擅長跳胡旋舞，這種舞蹈要融合弦和鼓的節奏。唐高宗時的幽州人王麻媽，善吹西域少數民族傳入的樂器篳篥，“河北推為第一手”。篳篥是一種笳管，有九孔，五音。《通典》載，本名悲篥，出于胡地，是古龜茲國樂器。其聲悲，用竹管制成。

房山一座建于唐大歷十五年（770年）的萬佛堂內壁雕有一組伎樂天人，有的手持拍板、琵琶，有的手持排簫、箜篌、瑟等，均作彈奏狀，神態可異，栩栩如生。

元 代

阜成門白塔寺由尼泊爾工匠設計并主持建造

元大都是各國商品薈萃之地。李洧孫在《大都賦》中生動描述：“東隅浮巨海而貢筐，西旅越蔥嶺而獻贄，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歷沙漠而勤事……”許多國外商賈往來于大都與世界各大都會間，“蓋凡外國商販來其處貿易者，輒留所帶金銀寶石于其國，而攜歸其地所產調味香料、絲、綢、緞、金衣等物。”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就是隨同其叔父到大都經商，從而留下了傳世名作《馬可·波羅游記》。

阜成門內大街路北的大圣壽萬安寺，又名白塔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由尼泊爾工匠阿尼哥設計并主持建造。歷經700余年雄姿不減，成為今天中尼兩國人民友好的象征。

房山的景教十字寺遺址，出有帶十字架的石刻，其中一塊刻有敘利亞文“仰望他，寄希望于他”。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寺碑，記述了大都人景教長老拉班·騷馬在此靜修并向信徒講道的盛況。拉班·騷馬還曾帶著忽必烈的諭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經君士坦丁堡到羅馬、巴黎和倫敦。

1962年在龍潭湖以北的呂家窯發掘了鐵可父子墓。鐵可是中國籍的巴基斯坦人，17歲就入朝為官，是主管農業的要員。墓中出土的多穆壺，具有濃郁的蒙藏民族風格。

浴德堂位于故宮外朝西路，武英殿西北角。浴德之名，出自《禮記·儒行》的“浴德澡身”。這座浴室元明兩代沿用，四壁墻體厚達一米以上，采用穹隆頂。

在中東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下，元代工匠將中國漢唐時期就已掌握的建造墓葬的穹隆技術應用于地面建筑。元大都興建時，有史可查一些波斯家族曾參與其中，最著名的是波斯建筑師也黑迭兒丁。他的四代子孫皆供職于元朝工部。這座具有明顯土耳其風格的浴室可能就出自他的手筆。

明 清

教士帶來文化和科技，利瑪竇稱得上是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先行者

意大利人利瑪竇葬于西城車公莊市委黨校內，兩旁還有南懷仁（比利時傳教士）和湯若望（德國傳教士）的墓。利瑪竇于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來到北京，將天主教和西方科學文化傳入中國，同時將中國古老文化向歐洲介紹，稱得上是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先行者。宣武門的南堂（天主教堂）即是他創建的。

明永樂時期海外貿易興盛，與西亞地區的交流日漸增多，因而出現了一些帶有異域風情的瓷器。這件瓷瓶仿西亞阿拉伯地區金屬器造型及紋樣，腹部輪花紋是阿拉伯地區特有的紋飾。明正德年間，還出現了以阿拉伯文作為瓷器的裝飾紋樣。

海淀魏公村出土的明代青玉胡人戲獅紋帶板，勻凈無瑕，琢刻規整，浮雕人物戲獅圖案。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特別喜歡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東部的痕都斯坦玉，清內務府造辦處特設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專門活計，所仿器物被稱為“西番作”，成為中國古代玉器家族中的新成員。

康熙十二年（1673年），掌管欽天監的比利時人南懷仁主持建造了一套6種大型天文儀器，置于現在建國門橋西南的古觀象臺。從明代起，古觀象臺從事天文觀測近500年，是現存古觀象臺中連續觀測最悠久的，其天文儀器反映了西歐文藝復興時代以后的科技水平和成就。

愛烏罕（今阿富汗）送給了乾隆皇帝四匹神駒作為禮物。這些阿拉伯種馬是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賽馬，他們帶來了和平的信息。乾隆皇帝也邀請愛烏罕使者在宮中過年，同時命意大利畫家郎世寧記錄下了這些神駿。

諧奇趣、萬花陣、大水法、海晏堂等建筑組成的西洋樓景區游人如織，是圓明園最著名的景區，這是我國皇家宮苑內第一次大規模出現西洋式建筑和園林噴泉。雖然設計者是郎世寧、王致誠等西洋傳教士，但建造者是中國人，在建造過程中，還大量運用了中式道路、中式石雕花紋。因此，具有“中西合璧”的風格。

本版供圖/郭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