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阿赫瑪托娃詩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2017.4

1889年6月11日（新歷23日），我出生于敖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在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6歲。

我最初的記憶——都是與皇村有關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輝煌，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形形色色的小馬蹦來跳去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后都被收錄進了《皇村頌》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的人馬座海灣岸邊度過的，也正是在那里，我與大海結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涅斯，我們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通過列夫·托爾斯泰編的識字課本學習閱讀的。五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開始學習法語。

寫下第一首詩時，我才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并非來自于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杰爾查文（《皇室少年生日之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通紅的鼻子》）。這些作品我的媽媽都能夠背誦下來。

我曾就讀于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后來變得好多了，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愿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在葉甫帕托里亞生活了整整一年。我在家中自學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時常懷念皇村，并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后一年級的課程我是于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女子高等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特別是要學拉丁文，我曾經對此比較滿意；但是，當只純粹地講授法律時，我便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致。

1910年（舊歷4月25日）我嫁給了尼·斯·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愛迪生的朋友維爾納，在“TavernedePanteon”（先賢祠咖啡館）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里聚集的都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這邊是布爾什維克，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花樣翻新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裙褲（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窄褲（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繪畫吞噬了法國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

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后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英諾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后，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克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里，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游歷了意大利北部（熱納亞、比薩、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筑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總共只印了300冊。評論界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

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續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下來，人們紛紛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別離竟成為永訣。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們從19世紀一下子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覺得，作為初寫者一本愛情的詩歌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時間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它距別熱茨克市有15俄里。這里并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干涸的沼澤，“小門小戶”，除了莊稼，還是莊稼……《念珠》和《白色的鳥群》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白色的鳥群》于1917年9月出版。

對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允的。不知為什么大家都認為，它較之于《念珠》的反響要小些。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于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詩集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銷售一空。雜志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于《念珠》，《白色的鳥群》一書少了轟動的媒體效應。日漸增多的是饑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人

們卻沒有顧及到這些狀況。

十月革命以后，我在農業學院的圖書館工作。

1921年，我的詩集《車前草》出版，1922年出版了《AnnoDomini》（耶穌紀元）。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筑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個：論《金雞》、論本杰明·貢斯當的《阿道爾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

與《亞歷山德林娜》、《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出版，而舊作——停止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9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前線相關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么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于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6月，我返回了列寧格勒。

這個可怕的幽靈令我驚懼異常，它偽裝成我的城市的樣子，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后者與我在捷里奧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最初的嘗試得到了大家的贊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并不信以為真。我求教于左琴科。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并且說，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后來，我的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冬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意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并結識了些新朋友，又一次訪問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于我來說，就是我與時代、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系。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旋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的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并且目睹了那些無與倫比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