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雕塑·局部）

中國畫壇一代宗師潘天壽先生，歷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歷史階段，在社會動蕩、政權更迭、戰爭頻發、文化沖突中度過一生。風起云涌的外部環境，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既孕育了他鐵骨錚錚而又溫厚敦實的品格，也造就了他格局宏大、氣象深穆、雅儒雄闊的藝術。

適逾而立之年，潘天壽便對“書畫同源”古訓有著不同以往的理解并踐行于創作中，形成極富個性張力的藝術風格。熊秉明先生將此風格稱為“基于楷書的靜態造型美學”。楷書可謂最具儒家氣質的文化符號，其中剛毅之道德意味和執著之生命情態恰與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構。元代以降，主流繪畫的審美品格一直屬于道、禪一路，而潘天壽意在表達“道力蒼茫”的美學特質，正應和了晚清以來中國畫重拾儒家美學的文脈走向。儒家知識分子的自強、弘毅、歷史感和使命擔當，則成為他“強其骨”的精神支撐。

縱觀潘天壽的藝術思想和實踐，其儒家風骨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首先，潘天壽從不認為繪畫是閑暇的遣興之舉，而將其視為可比肩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業。在潘天壽看來，中國畫能夠保存民族精神、體現愛國情緒、彰顯國家實力，甚至發揮“救贖”功能。其次，潘天壽始終抱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自省意識。在上下求索的藝術征程中，潘天壽理性地審視著自己的探尋方向和方式，以對圖式的極端性鉆研考究，日益純化繪畫語言，使畫面秩序絲絲入扣，圖式與思想漸臻統一，在深刻的省思和勇猛的實驗過程中形成獨具一格的矜重超邁。最后，潘天壽筆下的花鳥草蟲作為人格之投射，遠遠超出普通玩賞范疇的審美意蘊。在文人士大夫和歷代畫工的藝術世界里，花鳥草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品玩對象。而潘天壽獨辟蹊徑，運用如椽之筆開啟巨幅花鳥畫創作的先河。可以想見，當畫家面對擎天立地的畫幅，屏息斂神，揮斥方遒，將不起眼的花鳥草蟲放大到令人驚駭的地步，若非有雄視千古的大格局、海納百川的大胸襟、俯仰天地的大觀照、澄懷味象的大體悟、悲憫眾生的大境界，絕不能為之也！

他創造性地融合“奇美”與“壯美”兩個審美范疇，既拓展了中國傳統“陽剛之美”的內涵，也確立了中國審美文化史上的新視覺形式。潘天壽作品中的“奇美”，雖源于八大山人、石濤等前賢大師，卻沒有他們的悲情憤懣，而是充滿了“思接曠古而入于恒久”的高華古意和“至大、至剛、至中、至正”的浩然之氣。古意，是對時間的縱深度與秩序性的表現，或言對宇宙感和歷史感的傳達。浩然之氣，則是由創作主體存、養、充、擴而直通于天地之間的凜然生命力。兩者涵映生輝，與“壯美”共同玉成了人格符號的價值取向。

倘若用潘天壽自己提出的概念來形容“奇美”與“壯美”相融后的視覺特征，即“霸悍”。所謂“霸”，首先可以理解為一種“頤指氣使，無不如意”的畫面主宰力或控制力。潘天壽曾說“要霸住一幅畫不容易”，便是指對包括詩書畫印在內的整體掌控能力。他不斷重復同一題材進行實驗，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的斟酌推敲，無疑也是為了把對作品的主宰和控制程度推到極致。“霸”還應該理解為一種由主宰力和控制力折射出來的自信，換言之即超越歷史偏見的眼光和胸襟。潘天壽能夠拋開近三百年的南北“官司”，堅定信念，固執己見，始終在最充沛的情感中注入獨特的審美風神，讓作品透現出沉郁的詩境、生命的性靈和古雅的意趣，正是依怙此充滿自信的“霸”氣。所謂“悍”，總體而言是指強勁和勇氣。從南齊謝赫提出“骨法用筆”開始，線條就是中國畫存在的重要基石。而線條所具有的力量感和道德意蘊，自此也如影隨形般成為歷代畫學的共識。潘天壽深悉繪畫應作為道德人格之載體。他通過線條的強悍、強韌、強勁，通過章法的開合、虛實、疏密，通過造型的淳厚、方正意象，通過點苔的沉雄、凝定、篤實，通過頂天立地的構筑，創造出雄健、渾茫、遒勁的藝術世界，以此實現了道德人格的審美轉換。除了特殊的視覺形式之外，“悍”還體現為超逸于視覺形式之上，既立足文脈規律又不拘常規的勇氣。潘天壽從不輕易否定畫學主流的標準，而是反復申述諸如“中鋒”“圓筆”“靜氣”等規范的重要性。但在培養繪畫風格的過程中，他卻不趨時俗，深入傳統，鉤玄抉微，尋求創新。如突出方筆、側鋒、少水與貧墨，恰是潘天壽對主流標準的大膽突破。然而，這種突破又能合乎文脈，成為一種對傳統的揚棄和再發現。是故，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悍”，才能夠取蒼勁健拔而去率直頹放，存清警圓融而棄庸弱瑣碎，得凝重酣暢而無單薄躁硬，達到了“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成為對晚明以來中國文人畫末流積弱之弊的糾偏。綜上可見，“霸悍”的形成，并非僅潘天壽耿介方硬的個性率意使然，而是畫家在深厚傳統繼承和獨特個性審美之間覓得最佳平衡點之后的嘎嘎獨造。也正因為如此，潘天壽所創造的“霸悍”，才會氣力彌滿，意態夭矯，折射出社會的變革，隱喻了民族的復興，象征著國家的自強。

沿循著對“一味霸悍”的不懈追求，潘天壽的畫風具備了極高的辨識度。這是畫家將苦心孤詣營構的符號系統和卓爾不群的創新意識化為一種嚴謹的規范性創作的結果。我們可以將此規范總結為：明確“強其骨”理念，重在以“靜”造境、以“氣”養韻，突出線條主體，革新物象結構，抒寫“大構成”的鴻篇巨章。

畫品源于人品，技藝進于大“道”。潘天壽還從似斷非斷，似續非續，似曲非曲，似直非直的指畫線條和斑駁爛漫、凝重濃郁的指畫墨色中，窺見指畫生拙的審美品格與自己樸崛的人生情調之間的深層對應。當藝術選擇經由人生態度的萃瀝，自然可以從中得到深刻的哲性感悟。因此，潘天壽鐘情于筆情指趣的相互參證，顯然是其“運筆為常，運指為變”觀點的外化，助他切身體會“常中求變以悟常，變中求常以悟變”的辯證關系，進而將中國傳統指畫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透過一幅幅雄肆蒼古的指畫作品，我們看到畫家“使墨如使指，使指如使意”，在身體直接面對紙墨并與之撲搏的過程中意參造化，左右逢源，通過積、潑、沖、破，點、涂、勾、勒，把本真自我最大限度地融化于無蔽的世界，更加直觀地用生命去體悟大“道”的深湛節奏。

潘天壽的一生，憑悲憫之心參悟世相，借理性目光洞徹人間，恃非凡天賦鑄就藝魂。面對來自西方、來自現代的沖擊，他堅持發乎內心的真誠選擇，堅信民族藝術的普遍意義，以對傳統精華的自覺自給，對造化生活的拳拳之心，身體力行，守經達權，在集大成的基礎上摧陷廓清，創造出極富生命意志的心靈圖式，用匹配時代的陳述方式完成了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化。如今，當我們再次面對他那些極具創造性和啟示性的作品，必將重見澄澈的內心世界，又聞深沉的文化心語，復感剛健的人生意識，再品高蹈的人格理想，使生命退場之后的精神力量穿越時空暌隔，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為我們回歸精神家園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