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27年，影視人文雋的內地生存哲學——

拍好片要懂民情，要跑菜市場

1993年底，拍攝《陽光燦爛的日子》。左一馮小剛，左二夏雨，左四王朔，左五文雋；后排右一姜文，右六劉曉慶，右五斯琴高娃，右四陶虹，右二寧靜。

1992年8月底，呼和浩特伊盟草原，拍攝《狹路英豪》。右二顧長衛、左三姜文、左四萬梓良。

開欄語

風雨廿載，攜手前行。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流行文化曾風靡一時，領亞洲風氣之先。在本土市場式微之后，近些年來，大批香港導演、編劇、監制、戲劇人、音樂人、美術家、作家，北上內地，尋求機遇。他們，找尋到了更廣闊的打拼舞臺，也推動了內地文化行業之大發展、華語文化之大融合。本周起，本報推出“北上·文藝記”專欄，記錄他們的故事，聆聽他們的感悟。潮來潮往世界多變遷，以此，致敬那一段希望從未幻滅的光輝歲月。

人物小傳

文雋，原名王文俊，1957年出生，香港影視人，參與影視作品超過百部。近年以監制、編劇及經理人工作為主。監制及策劃的電影主要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風云》《中華英雄》《百分感覺》《古惑仔》系列《停不了的愛》《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美麗鄉愁》《京城81號》等。曾擔任第23屆至第2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并借助金像獎大力推動內地和香港的電影交流。

在位于三里屯的美亞公司見到文雋，他獨自坐在會議桌前看新片資料，聽到有人進來，抬起頭打了一聲招呼。文雋的長相有一點憨憨的、拙拙的，但眼里頑童般的靈光出賣了他——這是一個機智而善于觀察的人。他的身上，有香港人常見的冷靜與入世，也有獨屬于他自己的慧黠和圓熟。

爭分奪秒是他留給人的另一個印象。負責接待的女孩說，采訪前，文雋其實早早到達了約定地點，邊工作邊等。但直到約定好的15時45分，他才客客氣氣地請記者進去。“我們談45分鐘。”他溫和地發號施令。無論怎樣，文雋都不會亂了自己的步調。或許，恪守規則本身，就是他贏得空間的一種方式。

2010年，文雋寫出了《人在囧途》，主人公是迷失的中產和淳樸的農民工，故事地道得像內地編劇的手筆，于是有人驚嘆“文雋一個香港人怎么會這么接地氣”！“我當然接地氣了！我北上都已經27年了！”他提高了聲量，臉上是毫不掩飾的得意。

27年，占據了60歲的文雋幾乎一半的人生。坐在三里屯的高樓之中，他回想起那個剛剛抵達北京的夜晚，遙遠得仿佛一場夢中冒險。

一個難忘的夜晚，讓他覺得“北京是挺好的一個地方”

1990年秋，文雋第一次北上。

彼時，擁有一家出版社的他想出一本鞏俐的寫真集，特意前往山西喬家大院，探班張藝謀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給女主角鞏俐拍寫真集。那時內地剛剛開始發展，太原印證了他對這片土地的想象：“招待所晚上10點鐘就沒熱水了，馬路上的燈也不亮，不像香港。”

從太原回香港，要在北京轉機，還要住上一晚，文雋特意問了一句“我住哪里？”被告知住在京廣中心，他又開始納悶：“也不叫酒店，不知道是個什么樣的招待所。”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這是當時北京最好的酒店，因為是中外合資，所以會有不少港臺人士和外國人出入。

文雋一個人也不認識，好在“雙子座”天生愛交際，他“抓”住一個在電梯里沖他微笑的陌生女孩，“我想她大概是認得我吧，因為我在香港也頗有名氣的。我對她說不管你今天晚上約誰，我都要跟著你。”女孩是在北京屈臣氏工作的香港人，爽快應允，帶他和酒店財務總監到東三環邊的日本餐廳“三四郎”吃晚飯。總監又告訴他：“京廣中心二樓有卡拉OK，服務員可漂亮了。”這讓文雋更加高興，飯畢直奔而去，“結果一進門，都是香港人，每一桌都在跟我打招呼，‘文雋來了，文雋你好’，其實我一個也不認識。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有在看我的書吧。”這些香港人都在北京工作，他們開著車，帶文雋逛北海和三里屯酒吧街，給了他一個難忘的夜晚，也讓他覺得“北京是挺好的一個地方”。

轉年，電影《告別紫禁城》找文雋當導演，他提出：到北京拍。

這是1985年的電影《中國最后一個太監》的續集。上世紀80年代港片來北京拍攝不易，劇組只能到臺灣高雄的孔廟取景，假裝是紫禁城。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內地開始接納甚至鼓勵港臺電影人來拍片。“能在北京拍一個紫禁城的故事當然好了。”文雋說。與今天的合拍片不同，《告別紫禁城》屬于協拍片，可以來內地拍攝，但不像合拍片那樣擁有在內地的發行權。那時廣電總局的電影局還在東城區的禮士胡同舊址，合拍公司在華都飯店斜對面，為了方便來回跑，他在亮馬河公寓一住半年，到處看景，把北京游了個遍，“有一天從頤和園拍完回酒店的路上，我就想，我在北京城走過的每一塊石板都有故事，難道我拍完戲就回香港？不行，我必須想個辦法在內地從北到南跑一遍。”

“姜文說，‘文雋你這個港人，和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樣’”

文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和周曉文聯合執導《狹路英豪》。

這部影片的靈感來自好萊塢影片《午夜狂奔》，片中的美國警察為了抓罪犯，從東海岸跑到西海岸。文雋就讓姜文演的內地警察，從內蒙古跑到深圳，抓萬梓良演的香港罪犯，“這條路線不是剛好從北到南了嗎？圓了我走遍大江南北的心愿。”

就這樣，文雋和姜文有了交集。1993年，劉曉慶幫姜文籌拍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她便直奔香港找文雋拉投資。“我幫著找過各種公司。但姜文第一次當導演，不是每個人都相信和認可他，最后找了一些圈外人幫忙。劉曉慶也在云南找到了投資方。最終，大家一起投了100萬美元。姜文說讓我當監制，其實我這個監制就是替他張羅事情的。”

因為拍電影，1991年到1994年間，文雋幾乎每個月都有一段時間住在北京，“就是那時候混熟了。”他最喜歡回憶那幾年的北京：“東三環兩邊都是白楊樹，沒有這么多過街天橋，奔首都機場要走霄云路機場輔路，坐‘面的’。我是港澳同胞，頭兩年還要用外匯券，不能用人民幣。”合作拍片的模式也不一樣，“那會兒劇組一起住在胡同里，只有一部電話，誰打來電話，就有人出去喊一嗓子，誰誰誰你來聽個電話。”

也因為拍《陽光燦爛的日子》，文雋很早就和后來在內地電影界叱咤風云的“大院子弟”有了接觸，“后來姜文和馮小剛、王朔、鄭曉龍等人拍《北京人在紐約》，我和他們都認識了。當時他們也都是剛出道的人。小剛是我們的演員（《陽光燦爛的日子》），還沒火。”作為香港較早跟內地演藝圈交往的人，文雋一直挺驕傲于這一點，并把原因歸結為“很多話題都能接得上”，“比如他們調侃會用到一些北京俚語，什么‘四紅四綠’之類，反正就是一套一套的，我都懂。”

雖然直到現在，文雋的普通話還是跑不掉港味兒，但在當時，他努力學習著關于內地的一切，甚至學喝二鍋頭，可惜現在還是一喝就醉，“北京人的習慣我都了解。姜文也說‘文雋你這個港人，跟一般的香港人不一樣’，我說我就是不一樣。到今天，我跟姜文還是比較好的朋友。他現在越來越忙，越來越成功，我們都替他高興。”

“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氣，才能真的做成一個互相提升的市場”

在文雋的記憶中，香港電影人蜂擁到內地拍片，大概是2008年的事。

當時，《畫皮》票房賣了2個多億，讓大家看到了內地電影市場的巨大，“電影局了解香港電影人的憂慮，兩邊平衡，一邊循循善誘，一邊又盡量寬容，允許創作上的一些自由度。”

更關鍵的是，文雋覺得如果不北上，香港電影生存堪憂。固守本土情懷和精神，當然值得贊許，但香港市場就那么大，決定了很多人只能拍低成本影片。“如果沒有內地市場，徐克、吳宇森、陳嘉上、劉偉強、鄭保瑞、陳木勝他們的才華都會沒地方發揮。你固守香港不就是拍幾百萬投資的片子嗎？怎么去拍大場面？老爺子（徐克）怎么拍特效？林超賢怎么拍《湄公河行動》？”反過來，香港電影人對內地的貢獻也不應該被抹殺，“過去一年賣得好的幾部影片，幾乎都有香港因素。其實，兩邊還可以再融合一點。”

從1997年香港回歸到現在，文雋覺得香港人來內地拍電影的環境在變好，主管部門變得開明和開通，內地電影人也成長得很快，“2000年我拍《我的兄弟姐妹》，是于冬（博納影業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發行的第二部片，他賺了第一桶金，現在博納發展得非常好了。”

于冬曾告訴文雋，不要把內地當成一個逐草而居的地方，“他說，你們香港電影人是游牧民族。為什么這么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灣是香港電影最大的市場，‘游牧民族’就跑去討好臺灣市場，利用臺灣的資金。現在，內地開放了，就又來到這邊吃草。但他說，我們應該定居在這里，不能吃完草就走，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氣，才能真的把這個地方做成一個互相提升的市場。這句話我記住了。”

北上27載，文雋覺得自己很幸運，能見證內地電影市場從荒漠處女地到年創收四五百億的全過程。更幸運的是，這20多年來他在內地交往的人都很“靠譜”，是那種“應該交往的、有本事的人”。

“香港電影人剛來可能會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必須調整心態”

憶往昔，文雋常常寫一些文章，也算是給后來到內地發展的香港電影人一些經驗和建議，“他們剛來內地會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我是過來人，常常跟他們講，必須調整心態。以前內地電影行業因為種種原因沒起飛，內地的電影人可能沒香港電影人那么有本事。但是大家都會進步，而且內地進步得很快。”

文雋還摸索出一套內地生存哲學，概括為“四情”，“我們到內地來，必須要了解幾個情，第一是國情。譬如今年年底要召開‘十九大’，那你知道‘十七大’‘十八大’嗎？……第二是民情，菜市場的菜多少錢一斤？‘破崇文、窮宣武’是怎么一回事？我來北京的第一年，好奇心特別重，人家住在蘋果園，我沒去過，就送人家回去，看看蘋果園到底在哪里，打車從亮馬橋到蘋果園，來回要200多塊錢。而且那個年代，晚上和女孩子坐一輛計程車，還會擔心警察查車呢！”

第三個情，是人情世故，“北京人吃飯喜歡敬酒，我們香港人從來不敬酒，吃飯屁股黏在椅子上都不站起來，這就很不一樣；另外，大家一起吃飯，誰應該坐哪個位置，也都要懂的，要觀察。”另外，文雋還坦言，不要相信那些表面上的江湖交情，還是應該真實做人、踏實做事，“如果能交到真心的朋友，那樣的交情可以有，但不需要那些虛情假意的交情。”

現在的文雋，既不常住香港，也不常住內地，“在飛機上的時間比較多，每周都要飛個兩三天，周末回香港陪小孩，周一周二又要飛去別的地方，在各大航空公司我都是金卡、鉆石卡（會員）。”

香港人務實的作風，讓文雋把保持開放心態看得很重，看內地電視劇是他熟悉內地的方式之一，“有分量一點的劇我都會看，比如《瑯琊榜》《甄嬛傳》《北平無戰事》……”前一陣子他也在追《人民的名義》，在朋友圈評論“很精彩，停不下來”，還特地去買了原著小說，他還愛看綜藝節目《歡樂喜劇人》，“新一代的喜劇演員不在這里面找，去哪里找？常遠、文松、賈玲……接下來幾年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文雋把這些統統叫做接地氣，他說，跟不上社會熱點，心里總會有些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