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美國畫家安德魯·懷斯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本版配圖均為資料圖片

《契佛書信集》

《沃普肖家族紀事》契佛為數不多的長篇小說之一

在美國，對于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而言，橫梗在個人及人生本來面目之間的外部因素幾乎都被鏟除，個人就必須直面殘酷的人生真相，如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巨石至山頂，目睹巨石滑落，而后永無休止地重復這一苦役，沒有任何幻境來掩蓋這一路的荒蕪。

這就是約翰·契佛的小說世界，他決絕地擊破了各種美化人生真相的泡沫。這位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筆調漫溢幽默諷刺，充滿戲劇性的狂想，又極富象征色彩。他筆下盡是畸人，這些人物的“丑陋”和“滑稽”似乎就是人性的濃縮。他的小說里有神秘莫測的光和雨，面對作家創造的這個世界，與其去尋找固定的寓意，不如感嘆：他將那些可悲可嘆可笑的事，轉化成多么美的藝術。

一一編者

約翰·契佛，這位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家身上被貼滿形形色色的標簽：“美國郊外的契訶夫”，酗酒，厭女……他在1970年代由 《外國文藝》雜志譯介到中國時，被定義成“美國中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人物”，這個看起來四平八穩的稱謂實則遮蔽契佛作品中呈現的獨特美學。

如我們帶著“文學作品觸及某一特定的社會階層或群體時，就是對某類社會問題的揭示”的僵化觀念，進入這一刻畫美國中產階級生活風貌的小說，不免輕易地得到如下結論：這些生活中什么都不缺的人在無事生非；他們的無聊并不值得同情———看看還有多少人掙扎在底層，辛苦恣睢只為養家糊口；他們的痛苦帶有無病呻吟的意味，這些人就像溫水里的青蛙，已不具備打破華麗生活枷鎖的勇氣。

這種“成見”背后暗含著文學觀念的差異。在某些地方，社會因素可以成為生活失敗的歸因，個人可以將自己在幽暗命運中踽踽獨行的痛苦歸結于命運的不公；而在另一些地方，比如美國，對于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而言，橫梗在個人及人生本來面目之間的外部因素幾乎都被鏟除，個人就必須直面殘酷的人生真相，如西西弗斯日復一日推巨石至山頂，目睹巨石滑落，而后永無休止地重復這一苦役，沒有任何幻境來掩蓋這一路的荒蕪。

這就是契佛的小說世界，他決絕地擊破了各種美化人生真相的泡沫———

他在 《蘇頓區的故事》 里這樣寫愛情：芮妮某天接到沃頓太太的留言，先是想了很久才想起自己確實有過姓沃頓的情人，回電后知曉情人已死，在葬禮上她泣不成聲，“但不是因為與眼前這個男人共度的柔情往昔，而是因為這么多年來她從沒想起過這個男人，而如今只有對回憶搜腸刮肚時她才能記起他有時會把早餐端到床邊來給她享用，他還會自己給自己縫襯衫上的紐扣。”

他在《鄉下丈夫》里描寫的婚姻和家庭，能讓海明威激動得半夜叫醒妻子，只為朗讀其中的選段給她聽。小說里，弗蘭西斯·維德乘坐的班機差點失事，他想在飯桌上把這事告訴孩子聽，不料年紀小的孩子只顧打鬧，步入青春期的大女兒只顧看時尚雜志，妻子忙著張羅晚飯，當他抱怨妻子“能不能讓孩子早些吃飯”時，瑣屑而平靜的家庭氛圍被打破，妻子長久壓抑的委屈和失落化作憤怒宣泄而出。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即便坐在一張飯桌前，即便每個人都叫嚷著“我的苦衷應當被理解”，卻無人傾聽。

對昔日美好的“懷舊”，真相不過是粉飾不如意的現狀。現代都市和鄉村小鎮在美國作為世俗文化和清教徒傳統的象征，長久以來分庭抗禮。在阿瑟·米勒和田納西·威廉斯的劇作中，那些艱難維系家庭運轉的母親將眼前的困境歸結為全家搬離了過去居住的小鎮，她們甚至認定只要搬回到原先的小鎮，就可以回到和樂融融的往昔，當然最終都事與愿違。契佛更殘忍，在他筆下，家庭的重聚是葬禮的序曲。《哈特雷一家》中，一對夫婦以為帶女兒重游八年前的滑雪勝地就可以療愈婚姻的創傷，結果他們迎來的是一場慘烈的意外，女兒死在雪橇輪下。

《再見，我的弟弟》 是契佛最著名的作品。小說里，多年離散的大家族重聚于海灘邊的老宅，家人的矛盾、抵牾終于釀成兄弟相殘的悲劇。不同于米勒或威廉斯，在契佛筆下，所謂“昔日”本就滿目瘡痍。《再見，我的弟弟》 伊始，契佛就暗示那個所謂親密的家庭根本就不存在，父親多年前溺亡，自視甚高的弟弟勞倫斯素來遭人討厭，他直接尖刻，不容任何息事寧人的假象存在，他說這座老宅不久后就要沉入大海，說家里的老廚娘被母親剝削，暗諷家庭中其他成員愚蠢懶惰。如同魯迅在 《立論》 里寫的，好聽的話多數不會成真，但那唯一說出真相的人必遭白眼。到了契佛的小說里，世間之人依靠自己給自己編織希望和幻象茍活，為了減少與冰冷真相照面的可能。

契佛遠非寫實派，他的筆調漫溢幽默諷刺，充滿戲劇性的狂想，又極富象征色彩。他筆下盡是畸人，其中酗酒者又占多數，可怕的是這些人物的“丑陋”和“滑稽”似乎就是人性的濃縮。《哈特雷一家》 里，哈特雷夫婦逢人便說他們8年前的二月來此小住，說他們在這里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而旅館的老板娘開口說的全是兒子：“我兒子在哈佛念大四的時候買了一輛摩托雪橇，他當時連駕照都沒考，連夜從劍橋開回這里。”這對房主和房客之間的親近關系就建立于這般“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的對話之上。《五點四十八分的慢車》 里，被解雇的秘書持槍跟蹤昔日老板，為的是要他當著自己的面閱讀她寫的情書，情書開頭的稱謂令人震驚———她稱呼這個跟自己毫無瓜葛的人為“親愛的丈夫”。這些人物身上被放大的“怪異”讓人生出恐怖的質詢：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滑稽”造就了他們后來可悲的處境，還是無人能幸免的幽暗和孤獨的命運將他們鍛造成這般模樣？

有評論認為“契佛的小說雖然經常對當代美國的道德和價值觀提出嚴峻的批判，但是最終更多地還是宣揚生活給人們提供了多姿多彩的可能性和幸福。”但我絲毫不認為契佛試圖為他筆下的人物指點出路，善良并不能成為他們掙脫人性弱點的救命稻草。以 《啊，美夢破碎的城市》 為例，埃瓦茨見識了紐約人的機關算盡，思念鄉下那個虔誠善良的菲奈利媽媽，沒想到他們重逢的那一刻，現實碾碎了他的信仰———菲奈利媽媽來紐約的原因是有人給她一大筆錢，要她與埃瓦茨對簿公堂，在這個小鎮老婦的身上，有善良淳樸的天性，也有不可救藥的無知和愚蠢。

契佛接受 《巴黎訪談》 時說過，小說的意義不在于道德的教育，而在于美學的啟迪。他的小說里有神秘莫測的光和雨，有對 《圣經》 及古希臘神話的借用，面對作家創造的這個世界，與其去尋找固定的寓意，不如感嘆：他將那些可悲、可嘆、可笑的事，轉化成多么美的藝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