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務治理的現代化，一直是多民族國家孜孜以求的事。在民族事務的治理上，在世界范圍內，主要有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模式、美國熔爐模式、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政黨政治模式。然而無論在何種模式之下，民族問題仍然是困擾著多民族國家的主要問題，有的甚至是根本問題。如美國的熔爐模式，并沒有徹底解決美國的種族問題，這一方面體現在美國的種族歧視仍然以“新的種族隔離”的形式存在，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法學院米歇爾·亞歷山大教授在《新種族隔離》中所述，“美國雖然在形式上實現了對于膚色的無視，但是它正在通過司法、經濟和社會等手段實現種族歧視”；另一方面，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述，“美國的國家認同也在不斷地遭到侵蝕”。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一度成為多民族國家學習的榜樣，然而在2005年巴黎騷亂之后，法國、德國、英國等歐美國家領導人紛紛宣布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隨著三波民主化浪潮，一些第三世界多民族國家學習西方的民主化模式，成立了民族政黨，實現民族政黨政治，以期在民主的體制下實現各民族的和平共處。然而事與愿違，由于國家能力的不足、國家建構的不完善和民族政黨政治的內在缺陷，民主淪為各民族爭奪利益的場所，尼日利亞、蘇丹等國多是如此。

雖然最近幾年我國關于民族政策的爭論不斷，但是仔細分析，以民族平等、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為基本原則，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基本政治制度，以共同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基本目標的民族事務治理體系，有著自身的邏輯——中庸理性。以中庸理性為邏輯基礎的我國多民族事務治理方式，在理論、道路、制度、文化上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在實現多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充滿自信，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

一、中庸理性與民族事務治理

中庸思想在先秦便已有之，如《尚書》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周易》中的“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左轉》中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等，都呈現出中庸之意。

最早將中庸合在一起的是孔子。孔子在《論語》中講“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呼！民鮮久矣”。其后，在《莊子》《韓非子》《抱樸子》《淮南子》《墨子》《太玄經》等經典中都可見到中庸的思想。中庸理性作為儒家的核心思想，為歷代先哲們所繼承和發展。大致說來,中庸理性發展的階段可分為：由孔夫子率先提出的中庸理性的初期階段；《中庸》將“中庸”系統化；經過將近千年的沉寂，到唐代中葉，韓愈、李翱等將中庸理性進一步提升；宋代的程顥、程頤、朱熹等將中庸理性發展到高峰。

經過歷史洗練，中庸理性具有了哲學和倫理的雙重內涵，成為人們處理事務的一個基本法則。中庸理性，從其構成來看主要由“中”“庸”組成。其中“中”是指不偏不倚中度合節，一種恰當的“度”，在紛繁復雜的對象中把握其中的“分寸”，強調無過無極，同時“中”也是一種心理內在，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庸”一般解釋為平常、日常，“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定理”。在“中庸”之中的“庸”更多的是一種實踐，是“用”的意思，正所謂“庸者，用也”，即指能夠掌握復雜事務的度，并將這個度用到實踐中。

總之，中庸理性不僅是一種心理狀態，還是一種行動取向，即面對紛繁復雜的對象時，能夠不偏不倚地把握好事情的度，并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即以整體全面觀的視野、自我節制的心態、恰如其分的最佳狀態作為行動取向。

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孕育而來的中庸理性，自其產生以來便成為格物致理的方式，讓人們以其為標準來過日常生活，也是歷代王朝治理民族、邊疆事務的思想來源，同樣也與當下多民族事務的治理緊密相關。

二、整體全面觀與多民族國家統一

中庸理性作為一種整體全面的觀念是指在行動中的主體，要用整體、全面和平衡的眼光來審視事務的發展。在民族區域自治上的整體全面觀，即要始終以大一統的觀念統領民族事務，在具體的民族區域自治上全面考慮到各民族的實際，一事當前，考慮到各個方面的情況，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不偏不倚取其中。整體全面觀體現在現代我國民族區域自治上便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即“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的格局。這種整體全面觀還體現在給予少數民族的財政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產業發展政策、扶貧開發政策及開放政策上，給予少數民族以全方位的照顧和幫扶，以促進少數民族事業的發展。

三、自我節制心態下的“美美與共”

自我節制的心態注重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心態，講究的是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胸懷。中華民族是經過歷史洗禮形成的多元一體的，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上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差異的，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聚居在西南的許多少數民族還生存在原始社會末期或封建社會之中。面對此，首先要對他們進行民族識別，確定其民族身份，然后給予政治、經濟發展上的扶持政策，在平等、團結和互助的狀態下，助推其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興邊富民、扶持人口較少民族性政策和西部大開發等戰略的推動下，各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得到了跨越式發展。

自我節制的心態也體現在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上。歷史上存在因大漢族主義而歧視、壓榨和剝削少數民族的狀況，也曾有因地方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抬頭而出現民族分離的運動，自我節制在這兩種民族主義之中，是對中華民族國族主義的堅持、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守衛。

自我節制的心態還體現在對民族地區的開發要適度，不能竭澤而漁，而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有節制地發展等。

四、恰如其分與“和合相生”

恰如其分是中庸理性的歸宿，即“叩其兩端、允執其中”，做任何事情要把握好度。而這種恰如其分是一種求索的狀態，是在溝通交往中、在運動中求得各方均滿意的結果，即一種“和合相生”的狀態。“和合相生”是指人與自然協調共存，提倡保持身心內外、群體和諧，提倡國泰民安、萬邦和睦的一種動態平衡狀態。“和”是指超越對立之態，即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追求和諧；“合”是指超越同異之分，在互補中實現共生，即差異不同的事物由“和”而“合”就能成為新事物。“和合”理念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礎和思想動力，能夠始終以包容、尊重的態度看待、認識族類群體的差異性、多樣性，能夠以懷柔、漸進和“因宜而化”的方式推動族類群體由“多元”化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