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的博爾赫斯已被重構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發著諸如“后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反極權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光輝。但是，這些命名如何產生？哪些事實被突顯，又有哪些被遮隱？書寫策略的選擇與彼時的社會語境有何關聯？本文通過分析博爾赫斯怎樣被塑造成為“反極權”斗士，進而指出對博爾赫斯的神話式書寫，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本土知識界對自我的一種想象與建構。

早在一九六一年，博爾赫斯獲得平生第一個國際獎時——他與塞繆爾·貝克特分享了該年度福門托獎，國內的《世界文學》上就出現了對他作品的簡短評介（當時用的是“波爾赫斯”）。“文革”后期，《外國文學情況》（內刊）兩次偶然提到博爾赫斯，均稱之為“自由主義右派”。直到一九七九年，國內才開始陸續發表其作品的中譯。到一九九九年博爾赫斯百年誕辰時，五卷本《博爾赫斯全集》出版，這也是第一個按照國際出版慣例成功引進的拉美作家的全集版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拉美文學翻譯與出版整體趨冷的情形下，博爾赫斯的一枝獨秀頗為有趣。二十多年來，博爾赫斯不僅不斷被“翻譯”，事實上也不斷被“重寫”。結果是，今天的博爾赫斯已被重構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發著諸如“后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反極權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光輝。但是，這些命名如何產生？哪些事實被突顯，又有哪些被遮隱？書寫策略的選擇與彼時的社會語境有何關聯？這里，我們先來看看博爾赫斯是怎樣被塑造成為“反極權”斗士的。

所謂博爾赫斯的“反極權”，主要指他終其一生堅定地反對庇隆。博爾赫斯同庇隆的淵源始于一九四五年十月，當時庇隆剛剛在阿根廷升任為將軍。正在烏拉圭演講的博爾赫斯在當地報紙發表聲明，認為庇隆將帶給阿根廷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他強調“阿根廷知識分子反對它，同它進行斗爭”，同時對國內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觀。回國之后，博爾赫斯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流傳的反庇隆宣言上簽名。庇隆執政半年后，博爾赫斯被市政廳告知，政府決定將他調出米格爾·卡內圖書館——他當時是該圖書館的第三助理館員，“升任”科爾多瓦國營市場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員。雖然是“升任”，但將一位重要作家升為雞兔稽查員仍然毫無疑問意味著侮辱。博爾赫斯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釋是，因為他在二戰中站在盟國一邊，所以與法西斯主義有淵源關系的庇隆政府才會對他下手。但博爾赫斯的紅顏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說家埃斯特拉·坎托說，庇隆跟這件事毫無關系，任命博爾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勢的知識分子，換句話說，此事更可能源于文人相輕。不管怎樣，受此羞辱的博爾赫斯決計辭職，他還公開發表了辭職聲明，聲明中說：

“獨裁導致殘酷；最可惡的是獨裁導致愚蠢。刻著標語的徽章、領袖的頭像、指定呼喊的“萬歲”與“打倒”聲、用人名裝飾的墻壁、統一的儀式，只不過是紀律代替了清醒……同這種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爭是作家的諸多職責之一。”

從此博爾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統治時期，博爾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語言怒罵庇隆與埃娃·庇隆。在美國接受采訪的時候，人們問他對庇隆的看法，他說,“百萬富翁們的事我不感興趣”；人們又問他對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說“婊子們的事我也不感興趣”。

中國最早講述博爾赫斯反庇隆事跡的是他的第一個中譯者王央樂。他的敘述是，博爾赫斯在庇隆執政期間“因在反對庇隆的宣言上簽名，被革去市立圖書館館長職務，當了市場家禽檢查員”。后來很多介紹博爾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提及此事，以突出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專制統治下”受到的迫害。一九九九年博爾赫斯百年誕辰的時候，《文藝報》上發表的一篇紀念文章標題就是《博爾赫斯怎樣受迫害》。這種敘述采用的是同國內對“反右”和“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命運的書寫相近的策略。在這個意義上，博爾赫斯被同陳寅恪、顧準等人并置，被書寫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為奇。

但是，關于博爾赫斯反極權主義的描述卻遺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實。首先，博爾赫斯之所以成為著名的反庇隆主義者，是同當時阿根廷國內復雜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的。當時，知識界被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一分為二，不是反庇隆主義者就是庇隆主義者，鮮有中間立場。而阿根廷作家多數是反庇隆主義的。但博爾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被“選定”來扮演這一角色。一個例證是，阿根廷作家為他的辭職舉行集會時，作協主席奧尼達斯·巴爾萊塔高度贊揚了博爾赫斯，稱頌他“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獨裁統治者低頭”，他說,“從博爾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種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個阿根廷知識分子都應當表現出這種精神”。博爾赫斯的聲明和巴爾萊塔的講話一同被發表在《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爾赫斯陡然變成了阿根廷此后十年里反極權主義的象征”。正如莫內加爾所指出的，這也許對于博爾赫斯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卻“坦誠地擔當起這一角色”。一九五〇年在庇隆主義高漲的時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協會推選博爾赫斯出任主席，因為他是此時最適合扮演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事實上非常復雜，至今仍是眾說紛紜。但在博爾赫斯眼里，庇隆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將阿根廷工人對庇隆的擁護完全視做群氓的表現，他也從不思考庇隆首次執政時提出的“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三項原則將會給阿根廷帶來什么，不體察在冷戰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選擇“第三立場”意味什么。（值得深究的是，中國的拉美歷史研究界對庇隆主義正面書寫較多，然而文學界卻沒有人注意到在史學視野中的庇隆和文學家筆下的可能大相徑庭。）持左翼立場的莫內加爾曾經和博爾赫斯爭論，莫內加爾認為“庇隆并不是一個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貧民看來，他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引進了全新而必要的社會法規，他力圖將阿根廷從強權下解放出來”。他試圖對博爾赫斯說，“他的故事和夢魘里兇險的布易諾斯艾利斯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爾赫斯自己的“噩夢”。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博爾赫斯不會同任何人心平氣和地對話，在他的認知中，“反庇隆”是彼時阿根廷的唯一真理。因此，他對任何顛覆了庇隆政權的軍事政變都頗為激動，都視為“革命”。第一個將庇隆趕下臺的洛納爾迪將軍代理總統沒多久，博爾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謀得國立圖書館館長之位。一九五五年十月，他親自到總統府接受洛納爾迪的任命。一個月之后，后者被阿蘭布魯——另一個將軍取代。阿蘭布魯以“非庇隆主義化”為名實行了新的軍事獨裁，全面清洗庇隆主義，許多人被捕、遇害。但是博爾赫斯卻接受了阿蘭布魯政權頒發的全國文學獎——新政府同樣要在文化領域清算庇隆主義，而博爾赫斯是“新宣傳的最佳載體”（詹姆斯·伍德爾：《書鏡中人》）。一九七六年三月，當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貝爾·庇隆被推翻，博爾赫斯公開對軍事政變者魏地拉將軍表示支持，并應邀與之共進午餐。但是魏地拉上臺之后，就對民主進步人士進行有系統的迫害和殘殺，據國際人權組織估計，至少有三萬人遇害和失蹤——這正是阿根廷歷史上黑暗的“骯臟戰爭”時期。

庇隆政權的性質十分復雜，博爾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動性的言辭、喜歡個人崇拜，卻對庇隆擴大對工人階級的福利、試圖建立阿根廷民族工業等政策視而不見。而庇隆之后的軍政權以及智利皮諾切特政權的性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無疑問的右翼法西斯統治，但博爾赫斯卻公開表示對他們的支持。也就是說，博爾赫斯在反所謂“庇隆極權”的同時卻和另一些極權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爾赫斯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訪談中，他為了表達對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權的激憤，脫口說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殘剩的黑種奴隸充當炮灰是明智之舉，清除國內印第安土著是歷史性的成就，使人遺憾的只是留下了無知的種子讓庇隆主義滋長”，這樣的言論激起拉美知識界的憤慨和公開抗議。一九七六年年底，博爾赫斯又親自去智利，從武力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殺害了成千上萬智利人的大獨裁者皮諾切特手中接受了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大十字勛章。博爾赫斯連續十幾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沒有一次最終獲獎，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諾切特的勛章之后，瑞典文學院院士阿瑟·倫德克維斯特（也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好友）發表公開聲明：這一大十字勛章讓博爾赫斯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但是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中國文化界就將博爾赫斯沒有得獎的原因完全歸咎于斯德哥爾摩的評獎委員會，指責委員會過度政治化，不以文學而以政治的標準決定獲獎人，卻從來沒有檢視博爾赫斯本人的問題。本土知名度最高的兩位拉美文學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一位由于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聲名鵲起，一位由于被諾貝爾文學獎拋棄而備受推崇，可見當時文學話語在中國的斑駁和矛盾。

詳述這些歷史細節，不是為了將博爾赫斯逐下圣壇，更不是出于道德理想主義對其進行審判，而是想探究何種原因造成中國在接受其人其作時對上述事實視而不見，而將博爾赫斯塑造為一個絕世獨立的“盲圣”。

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顧準、陳寅恪（曾有人將博爾赫斯同他相提并論），尤其是周作人的書寫文化英雄的過程，似乎可以尋到一些相似的邏輯。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對他們的悼念之中，他們已經被抽離出原來的歷史情境，而被編碼為新的形象符號。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博爾赫斯的神話式書寫，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本土知識界對自我的一種想象與建構。如果說面對九十年代之初的社會現實，標榜“純學術（文學）”與“非官方”，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苦苦掙扎”，仍是為了固守住知識分子的操守，然而，在隨后發生的不斷的去政治化過程中，“純學術”與“非官方”成為超越性的價值標準，并催生出濃郁的、集體性的道德自戀。非官方、反體制、堅持純學術、純文學的就是英雄，反之就是小人，而從不自問反的是何種官方，堅持的是什么學術，又處于怎樣的歷史語境。從“自由主義右派”到“反極權主義”的英雄，在中國對博爾赫斯的英雄化書寫中一以貫之的恰是類似的邏輯。

事實上，直到一九八六年博爾赫斯去世，他的文學成就才在拉丁美洲獲得公開的、至高無上的評價。拉美文化界對他逝世的集體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師的博爾赫斯最終被拉美接受為自己文化的驕傲和象征，沒有人再指責他那些曾經掀起軒然大波的言行。略薩在紀念博爾赫斯的講演中說，“我們這些用西班牙語從事寫作的人們欠博爾赫斯的債是巨大的”。但年輕時的略薩卻“使出渾身解數”，“以薩特式的刻薄極力要證明：一個按照博爾赫斯那樣寫作、說話和行事的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應該對世界上種種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會現象負部分責任；他的小說和詩歌只是一些‘響亮但空洞的大話’”。包括略薩在內的拉美文學家對博爾赫斯的重新評價，無疑聯系著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現實的承諾文學隨之衰落、拉美知識分子重新定位自身的歷史。而中國恰在這個時候開始大規模翻譯博爾赫斯，直接接軌世界范圍內的博爾赫斯熱。因此對很多中國讀者而言，博爾赫斯生而偉大，他似乎是無歷史的。然而，當博爾赫斯超凡入圣時，對庇隆式的——某種意義上聯系著民粹主義、工人運動、第三條道路——另類政治實踐的審判亦隨之完成，而阿蘭布魯、皮諾切特那些軍事獨裁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罪行卻被抹去不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庇隆主義歷史的極端復雜，因此賦予博爾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的是出于中國本土文化語境的某種一廂情愿的解讀。在今日拉美，即使博爾赫斯的文學成就已經毋庸置疑，但還沒有到像我們一樣把他捧為“盲圣”的地步。中國對博爾赫斯式的“文化英雄”構造的重點在于他們如何在歷史暴力中誕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現事實上參與的卻是“告別革命”的話語建構而不是告別歷史暴力自身。如“骯臟戰爭”一樣的另外一些歷史暴力在這一書寫過程中并不可見。

另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博爾赫斯式的“文化英雄”書寫，不可避免的是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現象，一如霍布斯鮑姆所說的“新自由主義神學”的一種表征。而博爾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會主義但并不拒絕全球文化市場將他國際化，類似的邏輯在今日世界仍是主流。

二〇〇六年五月于廣州小谷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