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西夏文獻。國家圖書館供圖

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的西夏譯經圖。 史金波供圖

待修復的新入藏西夏文獻。 國家圖書館供圖

【來自國家圖書館的報告·西夏文獻】

18個大小不一的包袱擺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修復組辦公室。打開一個，里面是幾張殘破的舊紙。有的紙上印著方塊字，有的能看出是手寫的，橫豎撇捺點規規矩矩。

這些文字并非漢字，而是近千年前黨項人創造的西夏文。如今，世界上能系統識讀西夏文這種“死文字”的學者屈指可數，留存于世的西夏文獻也很稀少。憑借1929年入藏的20多種、100余卷西夏文獻，國家圖書館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西夏文獻藏家。而這18包正待修復的文獻，是2015年國圖新入藏的西夏文獻。

西夏一直被世人視為一個神秘的王朝。如今，隨著越來越多的西夏文獻被發現，越來越多的西夏研究成果公之于世，在西夏的神秘面紗逐漸被揭開的同時，以西夏文為元素的文創設計產品也正在年輕人中流行，古老的文字更是煥發出新的生機。

西行尋寶

2015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得到消息：有私人藏家收藏了一批西夏文獻。幾經輾轉，史金波聯系到藏家，看到了部分文獻的照片。這批西夏文獻中，不僅有8冊較為完整的書籍，還有數百頁殘片，是近年來發現的數量最大、內容最豐富、版本與裝幀類型最多的西夏文獻。他初步判斷，這批西夏文獻是真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西夏文獻主要是宋元時期刻印或寫就的，每新發現一種都彌足珍貴。”在史金波看來，無論是從文物安全還是從研究利用的角度，國內的公藏機構都是這些珍貴文獻的最好歸宿。他馬上與國圖聯系，希望國圖能說服藏家，出讓這批西夏文獻。

20世紀80年代以后，史金波曾多次赴俄羅斯（蘇聯）、英國、法國、日本、美國、德國、瑞典等地尋訪西夏文獻。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他看到過用12個高大、寬厚的書柜儲藏的西夏文獻，那是20世紀初以科茲洛夫為首的俄國探險隊，在西夏古城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的“收獲”；在法國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他看到過存世最完整的西夏文泥金寫經，那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從一座佛塔下掠去的……史金波既為有幸目睹如此豐富的西夏遺存而喜悅，也不免為這些珍貴典籍流失海外而傷感。

當年，在列強的競相爭逐中，寧夏靈武發現的一批西夏典籍，最終大部分入藏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為中國的西夏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獻基礎。如今，搶救這批新發現的西夏文獻，成為當代國圖館員義不容辭的責任。

獲知消息后不久，國圖古籍館副館長薩仁高娃和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組組長全桂花就踏上了西行的列車。經過27個小時的長途奔波，她們終于見到了這批西夏文獻的真容。剛好史金波正在當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三人在旅店里就展開了鑒定。

因為長期流散在民間，呈現在他們眼前的這些文獻破損十分嚴重：大部分紙張嚴重糟朽、絮化、粘連，文獻表面有大量塵土、污跡，有的還嵌入了谷粒。但史金波研讀的結果令他們感到振奮：這些文獻不僅是真品，而且不乏童蒙讀物《碎金》《雜字》和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這樣的珍稀善本。1909年，俄國探險隊在黑水城遺址就曾經發現兩種《碎金》抄本和刻本《雜字》《新集錦合辭》，現在均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國內僅有敦煌研究院收藏《碎金》殘頁。經過艱難談判，還有史金波從中斡旋，國圖終于用有限的購書經費獲得了這批珍貴文獻。

談妥購買事宜時，已近傍晚。為了保障文獻安全，薩仁高娃和全桂花一直在旅店里守護著。按照規定，文獻一旦購入，就不得離身，而且至少有兩人同時看管。攜帶文獻外出就餐有安全隱患，輪流吃飯也不可能，就靠著一個蘋果，薩仁高娃和全桂花度過了難忘的一夜。

探索新知

經過西夏學者、古籍修復專家的反復研討，2015年國圖新入藏西夏文獻的修復工作將于近日啟動，而對文獻內容的研究則已先期展開。

剛接觸這批西夏文獻，三頁西夏文刻本《大白傘蓋陀羅尼經》發愿文就引起了史金波的注意。雖然只是三張無首無尾的殘頁，但這件海內外孤本，不僅像普通發愿文一樣，許下了刻印佛經的“愿心”，而且記述了成吉思汗之孫闊端的史跡，為研究藏傳佛教的歷史提供了許多新材料。

“我們知道，元朝是尊崇藏傳佛教的，而蒙古人的藏傳佛教信仰與西夏有關。13世紀中葉，蒙古宗王闊端代表蒙古汗廷與藏傳佛教薩迦派領袖薩迦·班智達在西夏故地涼州（今甘肅武威）舉行了‘涼州會盟’，確立了蒙古對吐蕃的統治，同時也確認了藏傳佛教的地位。”史金波說，西夏于1227年滅亡后，藏傳佛教的影響余緒猶存，據這篇發愿文記載，掌控涼州一帶的闊端，拜廣學密咒的藏傳佛教高僧等覺金剛國師為師，“這說明當時這里的最高統治者闊端不僅是一般地接納、了解藏傳佛教，而是真正信奉藏傳佛教，并且延請高僧國師為師，近身接受熏陶。闊端這種藏傳佛教的學識、修為，為‘涼州會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鋪墊了思想和信仰的基礎”。

史金波認為，闊端將與薩迦·班智達會談的地點選在吐蕃人影響較大、藏傳佛教長期浸染、信仰濃烈的西夏故地涼州，使薩迦·班智達感受到涼州濃重的藏傳佛教氛圍，有助于雙方的理解和信任，是會談能夠水到渠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藏文典籍《紅史》中，將闊端記為西夏杰廓王的轉世，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闊端與西夏佛教信仰的淵源。

對這批新入藏西夏文獻價值的判斷，待整理公布后，學界將進一步深入研究。而國圖收藏的第一批西夏文獻，不僅已正式出版，而且全部數字化，學者可以在國圖網站方便地查閱利用。特別是其中的活字印刷品，廣為各界關注。

“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記載，但一直沒有發現早期漢文活字印刷實物。國圖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是中國早期活字印刷的實物，是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重要證據，在書籍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薩仁高娃介紹，在目前發現的十多種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國圖藏的這部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數量最多，達60多卷。

史金波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發現了兩行題記，其中一處可以譯作“選字出力者”。他認為，“選字”應是指揀字、排字，“選字出力者”就是指揀排活字的工匠。這個記載與活字在文獻上留下的種種痕跡相互印證，使得《大方廣佛華嚴經》為活字本的證據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