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凝式《韭花帖》             王鐸《論書篇》

   歐陽詢《卜商帖》          徐渭《墨葡萄圖》題款

傳統藝術創作強調“意在筆先”，先構思，再下筆。但實際創作中，創作可能受“鬼神”牽引而行，完全另辟蹊徑，走向一個完全“另類”的邏輯。這個牽引藝術家創作的“鬼神”，就是直覺。

鄭板橋畫跋有一經典畫論，云：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這段文字主要說“畫”，但最后他說“獨畫云乎哉”，說明他已認識到不光繪畫如此，這是一個藝術的普遍規律，當然也包括書法。

在中國藝術理論史上，這是一段十分經典的畫論。它蘊含的思想非常豐富，從不同角度解讀，可以導出內涵不同的結論。

從客觀存在的“眼中之竹”，到藝術家接到自然景物發出的“感召”信息脈沖，而形成心靈的鏡像“心中之竹”，到藝術家激情高漲“胸中勃勃”，解衣盤礴奮筆力揮，不期然而然形成的氣象萬千的“手中之竹”，這中間有一個“落筆倏作變相”的奇異變幻過程。這里涉及到了藝術的本源問題、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問題、藝術創作在激情高峰時審美經驗的升華問題等。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開始按照一般規律進行構思，是必要的；而創作過程中對原有構思進行否定與突破，也是必然的，這是“化機”——創作的高級階段，“融會貫通”。實際上，鄭板橋這里所謂的“化機”，以近代藝術心理學視角詮釋，就是“直覺”引導了創作。

直覺（Intuition）是人類思維的一種特殊存在形態。它潛伏在人類意識深層，超越人類普遍的理性思維和價值判斷，在人類自覺的意志和意識控制之外。受到某種特殊的心理誘因或視聽感覺觸動、誘發，它會突然神光閃現，隱秘甚至詭異地出現在意識層，主導人類思維，直接對事物、環境狀況作出判斷。直覺有由內而外、直接、突發、稍縱即逝、非邏輯性、超驗等特點，不需要直接的經驗推導。在歷史上，有無數的例證可以證明“直覺思維”的存在，在科學、藝術、生活、勞動創造各領域發揮著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心理學家把它稱為是人類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五個基本感覺之外的“第六感官”（Sixth Sense）。

藝術直覺是人類直覺思維的一個分支。

鄭板橋畫竹時，本來已然“胸有成竹”，但他開筆時，突然“變生法外”，藝術直覺像一個鬼神把他的心帶走了，帶到了另一種審美意象世界。他鬼使神差，畫出了一張自己都感覺驚訝的墨竹，“手中之竹”已不是“胸中之竹”。藝術直覺調動了他人生所有的有關“竹子”的視覺審美經驗積累，瞬間實現了最高級別的藝術創造思維跨越，使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高度。這就是直覺的力量——它不是普通心理狀態下的藝術構思所能比擬的。

書法創作同樣存在藝術直覺。在書法創作中，它同樣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代書法家孫過庭在《書譜》中，多次對“直覺”對書法創作的影響作出描述；同時他對藝術直覺的積極作用、書法家如何獲得這種能力，都作了闡述。關于書法創作中的“直覺”，他說：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茍知其術，適可兼通。

書法家臨池揮毫，寫什么，怎么寫，似乎都是由書法家自己決定，其實不然。寫什么，由個人理性主導，這個沒有問題。但怎么寫，就未見得了。雖然自己事先打了腹稿，有了“運用之方”，但下筆觸紙瞬間，“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宣紙上的黑白空間格局、關系就產生了。“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畫面的存在，立即生成了自己的“延伸邏輯”。因此要往下寫，就不能按原先的腹稿，必須“信屬目前”，尊重眼前“視覺反應”的呼喚。這時候書法家不可能停筆思考、分析、判斷，因為那宣紙沾上水墨，是瞬間四下奔散洇發，你任何一個心理停頓，都會在筆下留下痕跡，甚至導致作品毀壞。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依靠“直覺”，跨過信息輸入、大腦運算、判斷，直接跟著感覺走。而當“直覺”引導你在雪白的宣紙上縱橫揮灑的時候，那你就是這個世界的霸主了。你可以隨心所欲，因為直覺為你設定了創作的“最佳路線”。你可以“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與潤，將濃遂枯”，可以“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也可以“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總之你獲得了絕對的創作自由。什么規矩不規矩，你都不用想，也沒有時間去想。這時候你的心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就是你的心（無間心手），“幽思入于豪間，逸氣彌于宇內。”（張懷瓘《書斷》）生命的能量像節日的禮花在高空自由爆炸綻放，從心靈深處鋪向雪白的視覺空間；從雪白的視覺空間，迸向清風蕩漾白云悠悠的天宇，擴散、彌漫。作品完成了，看看效果怎么樣？“直覺”可以引導藝術家實現理性狀態下無法企及的藝術創造性超越，結果是“背羲獻而無失”、“違鐘張而尚工”。我寫的和原來學的各位大師不一樣了，是“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隋殊和璧，異質同妍”。雖然和大師風范“暌隔”已遠，但已都是美的載體、替身。孫過庭認為，藝術家“學古”是手段，不是目的。掌握了基本藝術規律，藝術家就應該聽從直覺的召喚，和大師異途分趨；而一旦直覺的引導成立，書法家完全沒有必要再和古法不離不棄、亦步亦趨，不必“刻鶴圖龍，竟慚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因為“直覺”已成就創造，直覺的創造使書法家和歷史相銜接。

西方部分心理學家在述及“直覺”的本源的時候常常強調它的不可知性、與生俱來、不可實證，似乎是屬于某些人的某種神秘本能。筆者以為，先天的因素應該存在。因為近現代生命科學研究已經證明遺傳基因是人類不同地區、民族生理和文化心理、性格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代精神分析學說的“集體無意識”理論，也為進一步探索、研究人類不同民族、家族、群體的思維模式差異的成因，在社會生活、環境因素影響之外，別開思路。可以肯定，直覺思維能力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另一些科學家則強調后天因素的影響，認為長期的職業訓練，是某一人群形成他特殊的直覺能力的主要原因。孫過庭似乎也是這么認為的。他認為，前面說到的那種“直覺”引導下產生的迷人的自由創作境界，來源于長期艱苦執著的技術訓練。書法家必須經歷“傍窺尺牘”、“俯習寸陰”的基礎階段。這一階段必須“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心不厭精，手不忘熟”。等到功夫到家了：

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諳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

如果經過了應有的階段，那么《莊子·養生主》里面講到的以直覺屠牛的境界——“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一定水到渠成。因此對于學書者來說，既然影響“直覺”形成的兩大因素：基因遺傳和家族“集體無意識”都不是我們自己可改變的，那么我們惟一可努力的希望所在，就是自己的勤奮與執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