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明，魯迅文學院第十三屆、第二十八屆作家高研班（深造班）學員。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兼擅小說、散文和詩歌，出版長篇小說《拯救河流》，詩集《時間與河流》，散文集《少年史》《田野的黃昏》《與父親的戰爭》等多種，逾250萬字。作品入選《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全球華語小說大系》等200多種選本。獲得第九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首屆廣東省小說獎、首屆廣東省詩歌獎、第二屆廣東省散文獎、第三屆《文學港》“儲吉旺”文學獎、第三屆《廣州文藝》都市小說雙年獎。

我羞于談論我的小說（寫創作談的樂趣相對較少；談創作讓我膽怯、厭倦乃至恐懼；我不在我喜歡的小說家之列，也不是談論的合適人選；我熱衷于文本實驗，但萬變不離其宗，沒有朝三暮四的理論或觀念；我的小說難以談論）。我不自信。但沒有誰比卡夫卡更不自信。這就可能不是問題。我為提及卡夫卡臉紅，不是要高攀，我為對不自信偶感懷疑而羞愧。博爾赫斯在《另一個我》中講述，他在劍橋遇到了一個年輕得多的“我”。現在，我遇到了作為作者或敘述者的我，還將遇到作為讀者和評論者的我。這些“我”的聒噪讓我不安。

《花城》（2006年第1期）“花城出發”欄目做我專輯，我撰文說：“我要的是另一種小說。我要的小說很難完成，我準備好了失敗與恥辱。”11年過去了，這印證了我的“失敗與恥辱”，也看清了成功學的虛妄。這些年來，我究竟寫了什么？我將這些小說的作者視作他人，才能大言不慚地對其品頭論足：《我們的弱點》講在實行愛情配給制的荒誕社會，戀人必須戴著鐐銬相愛，叛逆者為了自由而自囚于樹洞。《挖洞記》中有人窮極一生在挖掘一個龐大的洞，仿佛在創造一個偉大的零。在“地下人”系列小說中，這個洞被擴大成了地下天空。“地下人”系列虛構了未來世界的地下城。地上城和地下衛星城猶如樹冠和樹根，互為倒影。由于生態惡化，灰霾肆虐，城市的天空、泥土和植物都消失了，人類不見天日，而古老的奴役與反抗仍然存在，并花樣翻新。該系列雜糅了科幻、偵探、懸疑、言情、革命等元素，也融入了生態主義的探討及對科技主義的反思，對人類未來生活進行了反諷性書寫。這是一些充滿狂想而不可理喻的人。我在創造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可能的、潛在的、想象的、對立的、分裂的、反面的、異端的、還未成形的或不存在的自己。我在創造另一個我嗎？猶如雕刻家通過石頭中剝離的雕像而完成自己。

我希望每篇小說都有其面目乃至有文本上的多重屬性，這些孩子不像兄弟也不像父親。我對寫下它們及當時書寫的自己略感驚異，就像父母面對難以理解的孩子（對一字不識的母親來說，我的小說是她無法進入的世界）。我對這種談論感到困難。我作為小說家略感尷尬。這是自找的，也就沒有挫敗感。正如弗羅斯特《未走之路》一詩云：“我選了一條人跡稀少的行走，/結果后來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我看重現實感。現實瞬息萬變，難以捉摸，呈現出鉆石或棱鏡的立體感及復雜性。小說不是鏡子，不能滿足于反映；也不是奴仆，不能被現實呼來喝去。當下，各種事件及信息鋪天蓋地，小說家必須有所發現并挖掘其精神性。我對影像記錄般的小說敬而遠之，也不信任一竿子捅到底的線性敘事。好的小說反映現實，更好的小說揭示現實乃至創造新世界。也許，現實主義是“無邊”的。誰能否認卡夫卡的現實性？他的寫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創造的世界是統一的。巴爾扎克也是，但他的時代遠去了，卡夫卡式的世界仍在持續。

相對于寫塵埃落定的現實（只有僵化的文學，哪有定型的現實），我更愿去寫流動的、潛在的、可能的、想象的現實。現成的道路有千萬條，但不是我的。形式是小說的外套、面具乃至面孔，你借用了別人的形式，跟借用衣物沒有兩樣。那沒勁。你得為自己發明一種寫法。我重視形式創新。創造另一個現實，是我的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