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伯吉斯，高冷的英國人，一生好像只做成了一件事：寫出了一本《發條橙》。但他寫的其他三十多部小說，都跟《發條橙》完全不同。他還寫了不少傳記，新聞報道，文學批評，詩，劇本，還寫過一些語言學方面的論文；他給報紙雜志寫的書評、劇評、電視節目評論，打印好摞起來可以裝幾十個大箱子；而他最愛的則是音樂。

安東尼·伯吉斯

似乎是個全能型作家。不過，伯吉斯卻是真正的大器晚成，他的才華“沉睡”得太久。他生于整整一百年前的2月25日，直到1949年32歲之前，他還幾乎什么都沒寫過，一門心思研究作曲。37歲那年他被派到馬來亞和文萊去當教育官員，這才觸發了他的寫作欲，但他以東南亞為背景寫的小說三部曲，陸續發表后一點反響都沒有。后來，他在文萊的一所大學里突然暈倒，不得不被送回英國，當時醫生診斷他得了絕癥，只有12個月可活；誰成想，一個多產作家的后半生才剛剛開始。

《發條橙》是他1962年出版的小說，那年他45歲。小說一問世就很出名，不過，此時的伯吉斯已徹底看透，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個字：寫。《發條橙》只是他在那四五年間寫成的11部小說里的一部。斯坦利·庫布里克，是在小說發表八年后才讀到了它，他驚嘆：“這簡直太適合改編成電影了！”他打電話給心目中的主角：馬爾科姆·麥克道爾。

《發條橙》，（英） 安東尼·伯吉斯 著，王之光 譯，譯林出版社， 2016-8

真的很適合。《發條橙》的未來科幻味，正好讓電影發揮視覺上的長處。庫布里克利用廣角鏡頭來扭曲真實的空間，利用強烈背景燈光，將前景的人影襯托得神秘而危險。小暴徒亞歷克斯隨著《歡樂頌》手淫，隨著《偷吃的喜鵲》勾搭色情酒吧的少女，在《威廉·退爾序曲》的伴奏下淫亂。破敗的賭場舞臺上的強暴，跳舞的基督像，被亞歷克斯用胯指著的貝多芬像，慢動作的打斗，12倍快進性交……九個字來形容這部片子：光怪陸離，很黃很暴力。

《發條橙》電影海報

伯吉斯常說：“我想被人看作一個寫小說的音樂家，而不是業余作曲的小說家。”然而，寫《發條橙》的人是愛音樂的嗎？他讓貝多芬給亞歷克斯的邪惡行為配樂，踩在變態和后現代之間的灰色地帶上。在影片里，亞歷克斯闖進一個作家的豪宅（豪宅通往公路入口掛著塊“HOME”牌子，也很怪異），強奸了作家之妻。伯吉斯說，這橋段取材于真實，他自己的妻子二戰期間曾被一幫美軍逃兵給襲擊過，不過，他的傳記作家沒有查到相關的更多證據。

故事提出的核心問題，總顯得跟它極端的布局不太協調。亞歷克斯被拘禁起來，有人使用一種科學手段，把他變成一個怯懦、麻木的人，看見外人就躲，聽見貝多芬音樂就害怕。“人可以被強迫棄惡從善嗎？”問得不錯。但是，看過片子的人，是樂意認真思考這個問題，還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那些暴行上？

《發條橙》電影

電影在1971年底上映，頓成“現象級”。此時的伯吉斯本人早就不在英國，在馬耳他島上找了一個宅子住下。他終于可以趨近心目中的先輩偶像——詹姆斯·喬伊斯的樣子了。愛爾蘭人喬伊斯一生漂泊不定，伯吉斯在50歲以后也是到處跑，不過，他并沒有放松手里的筆。伯吉斯作品的中譯本不多，除了《發條橙》外，還有一本《莎士比亞傳》，就是他1970年在馬耳他島上完成的。此書自序中的嫻熟文字，純然是一個腦洞全開的人講話的樣子：

“倘若仔發現莎士比亞的一部新劇和發現他的一張洗衣單之間可以任選其一，我們每次都會投票選他的臟衣服。莎士比亞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如此模糊不清，而他的朋友本·瓊生卻像一口鐘那樣清晰，而且比鐘還要響亮……莎士比亞什么也沒有提供，而瓊生卻是頂著山一般高的肚皮，板著巖石一般硬的面孔，迫不及待地湊上來說話。”

瓊生是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是詹姆斯王朝僅次于莎士比亞的劇作家，資料很多，生平很清楚，而莎翁生平卻成謎。故而，研究者和傳記作家各種猜測。伯吉斯給莎翁寫傳，要的就是在模糊的地方恣情想象的感覺。在虛與實之間，在古與今之間，他是一個海闊天空，完完全全打通了的人。

伯吉斯平時靠寫評論練筆。他寫得最多的是書評，不管他身在何處，都會有大大小小的合作媒體給他寄書，且基本都是文學書。雖然跟他合作的都是頂級英語大報，像《觀察家報》、《泰晤士報》、《衛報》，美國的《紐約時報》也請他開過一段時間的專欄，但伯吉斯并不看重書評。甚至寫小說，在他心里的地位也仍然屈居作曲之下。盡管如此，他的書評既犀利又不失公允，他選來評論的書，后來很多都成了時間檢驗過的杰作，例如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菲利普·羅思的《波特諾伊的怨訴》，詹姆斯·鮑德溫的《另一個國家》。

他評論1960年代英國“憤怒青年”文學的代表作——金斯利·艾米斯的《幸運的吉姆》：“作者像他筆下的‘反英雄’一樣反文化，因為文化和一些惡劣的偽君子聯系在一起，但同時，作者又無法掩蓋自己的書生氣和音樂癖。”

他評論弗蘭納麗·奧康納的《智血》：這本書反映出奧康納一生雖短促，卻很“激烈”，“她的作品堅實而精確地反映了信仰原教旨主義的南方物質世界，可作者的觀點偏偏是形而上的，正所謂神秘劇的韻味。”

他對海明威經典之作《老人與海》的評論本身也很經典：“每一個詞都有它的作用，沒有一個詞多余。海明威花了不少時間用來掌握釣馬林魚的技術，這些時間都花得很值得。”

有時候，寫書評是他“玩文字”的一環。1963年，他用化名“約瑟夫·貝爾”寫了一本小說《在安德比先生內部》，書出之后，伯吉斯又用本名給他常年刊發書評的《約克郡郵報》發去一篇書評，把書罵了一頓，說它很色情，一邊罵，一邊又把色情內容透出一點點撩撥讀者的好奇心。不久，“約瑟夫·貝爾”的真實身份被揭穿，《郵報》是一份創立于18世紀的古老報紙，門風森嚴，當即宣布跟伯吉斯解除供稿關系，永不敘用。

而到晚些時候，他就可以靠寫書評賺大錢了：1980年代中期，《觀察家報》給他的稿費是1000個詞600英鎊，即使以今天的標準看，這也是一筆巨款。不過最初，三十來歲的時候，伯吉斯是靠寫書評來貼補家用的。

雖然瞧不上評論，但伯吉斯還得跟各種評論作斗爭。《發條橙》上映后，伯吉斯在馬耳他寫了許多文章替自己的小說辯白，因為受到了太多的攻擊，太多人罵他是個人渣，用這種故事來引誘青少年走上反社會道路。不過，晚至1989年，伯吉斯還在《衛報》上說，《發條橙》是他作出的一個大膽的預言。他說，他在這本書中描寫了未成年人犯罪，這成了如今大家都在議論的嚴峻的社會現象。“這本書是關于人的暴力本性以及人在善惡之間作抉擇的能力的。”

這些話，在厭惡《發條橙》的人看來，真是厚顏無恥至極。不管怎么講，這本書、這部電影的價值就在于：它們問世后的世界跟之前不一樣了。人們會透過發條橙的隱喻來評論一些現象，比如，中國那些臭名昭著的“網癮戒除機構”，用強迫的手段讓青少年遠離電腦和網絡，庶幾就可以跟書中“改造”亞歷克斯的做法相類比。

不過，因為一些聳人聽聞的青少年暴力事件發生，庫布里克和伯吉斯后來也相繼沉默了。伯吉斯逝世前半年，1993年2月，利物浦的一個2歲男孩詹姆斯，被兩個10歲的少年綁架，橫遭虐待，手段殘忍無比，最后遭列車碾壓慘死。罪犯后被判終生監禁（已于2001年釋放，當時激起了巨大的社會抗議）。這樁悲劇終于讓伯吉斯承認，他要為此負責，他的作品產生了壞影響。

伯吉斯多次解釋“發條橙”一名的來歷，有一次他說，二戰結束那年他曾在倫敦的一個酒吧里聽人說了一句“好詭異，就跟一個上了發條的橙子”，另一次他又說，馬來亞語里有個詞“orang”，意思是“人”，他的“orange”就是取了諧音。第三次的解釋最為詳細：發條橙是“一個汁水充盈、又甜又香的有機體，被改成了一個自動機械。”意思好像是說，小說里的少年惡棍亞歷克斯，原本還是“香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