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速寫：蔡華偉繪

譚鑫培、譚小培、譚富英、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演出《空城計》劇照合圖。

90歲的譚元壽與80歲的王鶴文又見面了。

京劇譚派藝術第五代傳人譚元壽，舞臺生涯超過八十載，文武昆亂不擋。京胡演奏名家王鶴文，師從京胡大師楊寶忠。譚王二人兄弟相敬四十載，走南闖北，雕琢譚腔。

“有日子沒見了。”最近兩三年，每逢周二、周五，王鶴文都會從自己的家來到譚元壽的居所，為譚先生操琴吊嗓。今年因為忙年，兩人有20多天沒見面了。

沒有太多寒暄，便是一陣急管繁弦。《定軍山》《失空斬》《打漁殺家》……都是譚派經典劇目，從150年前的譚鑫培唱到了2017年2月14日的此刻。

唱過千秋家國，唱過五湖四海。琴還是那琴，曲還是那曲。

窗外車水馬龍，屋內琴曲和鳴。這琴這人這曲，仿佛凝固了時光。

“我一輩子也沒有成名”

久違了，譚先生。

2014年12月20日，紀念葉盛蘭誕辰100周年演唱會，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三代譚派傳人同臺演繹經典《定軍山》。那應該是譚元壽最近一次登臺，那一年他已經86歲，孫子譚正巖35歲。

直到丁酉年這個春節，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角兒來了之百年譚派》節目中，更多的譚迷才再一次見到譚元壽，聽到他的聲音。

“父親總想把最好的形象留在觀眾心里。”譚元壽的兒子譚立曾悄悄對我們說。

真正的藝術家難免愛惜羽毛。盡管譚元壽是當之無愧的當代京劇大師，但他一輩子都反對別人稱呼他為“藝術家”。他常掛在嘴邊的是，“我只是一名普通演員”。

二十多年前，譚元壽在上海電視臺錄制節目，現場有青年演員問他，何時成的名？他的回答是，“我一輩子也沒有成名。”那是先生的謙虛，卻有著“梨園世家”的自信與曠達。

作為京劇創始人之一譚鑫培的玄孫、“四大須生”之一譚富英的兒子，譚元壽的降生給這個家族帶來一份重重的寄托。譚元壽在幼年時就經常看京劇大師楊小樓的表演。每次見面，楊小樓都會把他高高舉起，放在肩上，逗著說：快長大，把戲唱，成好角，名天下。“楊小樓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崇拜者。”譚元壽說。

童年時，譚元壽就常隨父親去余叔巖家里學戲，看余叔巖先生向他父親傳授余派唱腔。聽著聽著，他就在余老夫人的懷抱里睡著了，睡夢里、記憶里都是余派唱腔。所以，“直到現在，我最喜歡的還是余派唱腔。”

1933年，上海八仙樓黃金大戲院的海報上出現了一則別致的廣告。“譚鑫培玄孫、譚小培令孫、譚富英令郎、五齡童譚百歲準在今晚《汾河灣》或《柳迎春》中客串薛丁山”。“彈打空中雙飛雁，槍挑魚兒水上翻”，站在譚富英身邊的“小百歲”，身背彈弓，手持長槍，一出場就是滿宮滿調滿堂彩。

5年后，譚小培仿照當年譚鑫培將譚富英送到富連成坐科，把譚元壽送到富連成第六科“元”字科。入富連成科班學藝的第一天，肖長華先生給他取名元壽，從此戲班里就有了個譚元壽。在富連成學了7年，譚元壽學演了近百出戲。60多年后，譚元壽回憶起這難忘的7年，總結了富連成的“三件法寶”：一是嚴格教學，不分親疏；二是注重舞臺實踐，全年只休息兩天，沒有一天不上課，沒有一天不練功，沒有一天不演出；三是教學中文武昆亂并重，文武昆亂兼學。

富連成為譚元壽打下了深厚的藝術功底，再加上此后的轉益多師、廣泛嘗試、南北歷練，他從天津、山東到上海，從天津中國大戲院的共和班到上海天蟾舞臺，他還去過“里下河”的水路班，連在船上都照樣翻跟頭。沒有這樣的歷練，怎會演出一個月，劇目不翻頭，一出《野豬林》《岳飛傳》連演半個月，3000人的天蟾舞臺上座率九成以上；又怎會有1965年在上海連演40場《沙家浜》、全國熱演《打金磚》這樣的后話？

譚先生講了一件事讓人印象極為深刻。出科之后，他崇拜李少春，想拜李少春為師。父親譚富英不僅十分支持，還對他說：江河不擇細流，泰山不棄細壤。譚派哪里來的？就是吸取各家之長才形成的。“我的曾祖、祖父、父親和我的兒孫六代人，都是科班或者戲校坐科才出道的。沒有一個是全靠家學，每一代人都拜有好多老師，這就是轉益多師。”

“對別人厚才有自己的道”

如果問什么是譚派藝術的象征？當之無愧的是《定軍山》。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黑白無聲電影是譚鑫培主演的京劇《定軍山》。電影里呈現的是譚鑫培的颯爽英姿，影院里的觀眾總是齊聲合唱著“這一封書信來得巧，天助黃忠成功勞……”“滿城爭說小叫天”并非虛言。

譚富英出科，到上海第一次挑班演出的也是《定軍山》。從譚鑫培到譚正巖，譚門演出最多的戲還是《定軍山》。

譚門七代，一脈薪傳。在一代代戲迷熱切追慕的譚鑫培、譚富英、譚元壽、譚孝曾、譚正巖之外，譚家還有四五十人將自己的人生托付給了京劇。可以說，一部譚氏家族的歷史，濃縮了京劇近兩百年的發展歷程。而當我們以譚元壽為坐標，逆流而上，去尋訪那段不太遙遠的歷史時，最吸引我們的不僅僅是那一排排光耀璀璨的大師的名字，還有他們藝術生涯與人生命運的緊密糾纏，他們以彼此割舍不斷、重于泰山的情義，共同托舉出一個劇種的黃金時代。

譚家與梅家的感情不一般。譚元壽清晰記得，20歲時，梅蘭芳親自打電話給他，請他從上海趕回北京，“陪葆玖兄弟在北京唱第一場戲”。“梅蘭芳先生在家里給我和葆玖兄弟說《打漁殺家》和《大登殿》。這是譚梅兩家深厚情誼的延續，這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去年得知梅葆玖去世的消息，往事一幕幕重現，難過的譚元壽輾轉反側、一夜未眠。

京劇成為國劇的初期，譚鑫培創下了“無腔不學譚”的歷史，這一方面源于譚派的聲腔之美，另一方面也是譚派沒有門戶之見、采眾家之長，后學們也飲水思源、以藝為大。譚元壽說，余叔巖先生的“范秀軒”始終供奉著譚鑫培的大幅照片。那時有人稱余叔巖早已超越了譚鑫培，余叔巖就非常生氣，“和我的老師相比，我只是九牛一毛。”譚富英因病最后一次住院，對譚元壽說：“唯一遺憾的是畢其一生沒有學好余叔巖先生這十八張半唱片。”

2年前，譚元壽舞臺生活8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面對高朋滿座，譚元壽在不長的發言里一口氣說了23個“不能忘記”。每一個“不能忘記”的背后都是一段值得銘記的梨園佳話。

一個家族，七代人從事同一門藝術。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鮮見而寶貴的。在京劇自身的魅力之外，一定有一條強韌的精神紐帶將他們聯結在一起。我們去求證，譚先生笑笑說：“父親譚富英的人品對我一生影響最大。他總教育我做人要忠厚，唱戲要高調門，做人要低調門。要學會吃虧、讓人。對別人厚才有自己的道，才有后代子孫的道。”

關于譚家，我們還聽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關于譚鑫培。北京陶然亭附近曾有一塊區域叫做“梨園公墓”，專門安葬梨園行那些跑龍套的貧苦人。“梨園公墓”的主要出資人就是譚鑫培。譚家的后人說，家里因為義舉、義演、捐款而得到的旗子數不勝數，就像家常便飯一樣。還有一個故事與譚元壽有關。上世紀60年代，葉盛蘭、李少春曾一度境遇不佳，有的人就避之不及，譚元壽卻主動登門去拜訪、討教，“因為受過李少春、葉盛蘭的提攜，他從心底里敬佩他們的藝術”。一直到現在，演出后的合影環節，譚元壽從來不計較位置，演出的排序他也不在乎，更沒有要求過必須“壓大軸”。

“在觀眾心中是什么位置最重要，我站在哪兒都無所謂。”話樸實，道理卻不平常。

“最怕京劇走樣了，失傳了”

在譚先生家的客廳，有一張珍貴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在中南海毛澤東主席的書房，那張照片里有毛主席和譚富英、譚元壽。譚家人說，毛主席在北京看的第一場京劇演出就是譚富英的戲，由譚小培陪同。自此，譚家三代就常常去中南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演出。那時，毛主席稱譚富英為譚先生，稱譚元壽為小譚，稱譚孝曾為小小譚。

“譚家祖祖輩輩都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愛，這些榮譽不單單是給譚家，更是給予我們京劇界的”。譚元壽不止一次這樣說。

家族的巨大聲望，戲曲界乃至國家的厚望，在譚元壽的人生里是一種無形的推動力。創業難，守業更難。作為譚派第五代的譚元壽，全面繼承譚派表演藝術，守本納新，拓寬戲路，“做了譚派藝術忠誠而富有成效的守護者”。

因為這樣的梨園人生，譚元壽才像愛護生命一樣愛護京劇，關心京劇的未來。

他常說“藝術家是唱出來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饋贈的。”盡管他唱過演過的戲有二百多出，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數字，但他一直強調自己與前輩的差距。他幾乎能唱各種老生戲與武生戲，他說程硯秋先生花旦、刀馬旦、潑辣旦、昆腔戲什么都唱，所以希望人們不要狹隘地理解流派藝術，希望青年演員在繼承流派的同時，一定要多學、多演、多看，不斷拓寬自己的戲路。“可惜，現在年輕人實踐的機會太少。”

他說，京劇這門藝術就是口傳心授，看錄像誰都能看明白，但里面的內涵是看不會的，很多訣竅必須口傳心授，“京劇都是這么傳下來的”。所以，他從來沒有門戶觀念，一直對登門請教的戲曲界人士敞開大門，年屆九十還親手指導中國戲曲學院的研究生。

他最擔心的也是京劇，“最怕走樣了，失傳了。梅先生有句話富有哲理，‘移步不換形’。我們要跟著時代，但不能為了追時代就丟了本來的樣子。”

關于京劇，譚先生總有講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寄托。今年是譚鑫培誕辰170周年，或將為我們整理傳承譚派須生提供一個新的契機。

告別時，譚先生拱手作揖、起身相送。我們舉起的手停在了半空，心中不免傷感。

人們說，有人才有戲，有戲才有派。因為一代代戲曲人的執手相望、砥礪前行，才有京劇兩百年的輝煌。無數個體的追求最終會塑造出時代的模樣。但如果我們都習慣了追隨時尚，在新穎蕪雜的各種話語中搖擺不定，而無視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我們時代文化的準星和標尺又在哪里？

令人動容的，是譚元壽身上的從容與專注。那種不與流俗同塵的神色，恰恰是今天最為寶貴的吧！